120 名美国和中国的生命科学教授和研究人员联名签署公开信，要求中国科学研究主管部门正视中国科学研究的诚信问题。这封写给中国教育部长、科技部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公开信要求中国正视处理学术欺骗问题。近年来，不断有报导说，中国科研人员、甚至是著名的所谓学术带头人在科研中行骗，甚至大段抄袭国内或国外同行的论文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研究人员抄袭他人成果的行为一经调查证实，便会受到严厉惩处，有关人员会失去大学教授职位或学术研究团体成员资格。但是，中国一直缺乏适当的机制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中国的学术丑闻往往是通过新闻媒体、有时是互联网曝光，形成舆论压力。
*影响国际科学界对中国学者信任*
联名签署公开信的120位美国和中国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不但会导致造假者不能得到适当的处罚，无辜被控的人得到合法保护，同时也影响正常的科学研究以及国际科学界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信任。
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癌症研究中心的免疫学教授陈建柱是公开信签署人之一。他说：“我们觉得，学术上的东西应该有一个比较正规的手续去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建柱说，学术的问题最好还是应当通过学术界的适当机制来处理，因为很多涉及专门知识的事情，不是内行的人不容易弄清楚。
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励之现在在美国亚利桑纳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他说，中国的科研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之前相对还是比较诚信的，因为那时候当局力图获得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也就是所谓的两弹一星，而这些东西都需要过硬的科研，无法骗人；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和中国科研的商业化，行骗的情况严重起来。
*有权有钱无监督就会腐败*
方励之说：“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因为没有监督。有权没有监督会腐败，有钱没有监督也会腐败。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不是什么人种、人群的区别，不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做科学的就特殊，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有权有钱而没有监督就会一样的腐败。”
方励之说，中国科研行骗的事情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在以前主流情况相对好的时期其实就开始发生了。他说：“主流应当是比较诚信的，但欺骗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而这种坏的方面往往是从领导那里来的。比如说，那时候有所谓的‘做出展览水平的东西’的说法，就是你做一个机器，做一个项目，根本就不行，但是就展览的那一天弄一弄，让领导来看一看，而领导就好这个。”
随着科学研究规模的不断扩大，涉及的人力物力资源不断增加，原本是属于个人的科研活动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跟政治发生了关系，形成了科研跟政治及政府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常常导致不妙的结果。不久前，韩国所爆发的人体干细胞研究的丑闻就是其中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
*中国可借鉴韩国细胞研究丑闻*
韩国政府希望在在干细胞方面领先世界，一位科学家投政府及政府主管部门所好，得到上千万美元的研究资金。后来骗局暴露，使整个韩国科研的声誉、乃至全世界干细胞研究界的声誉受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陈建柱教授表示，中国科研主管部门应当研究韩国的教训，尽力减少政治对科研的影响，政府部门最好不要动辄提出科研的主攻方向，集中人力物力去突破政府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他说：“韩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或许中国官科学的负责人应该深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因为政治性太强。政治性太强、最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对整个国家非常不好。”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以来，中国科研乃至科学在中国的地位就一直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强烈的政治影响，科学政治化的情况在中国比在苏联更严重。在苏联，尽管科学界受到的政治影响十分严重，但是苏联科学院还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对共产党政权持批评态度的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和萨哈罗夫依然能够保有他们的苏联科学院院士的地位。中国科学院则剥夺了跟执政党持不同政见的方励之的学部委员资格，而且至今没有解释开除方励之的学术理由是什么。
(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