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林彪在文革中的大起大落及其死亡，至今仍然迷雾重重。从中共自己公开的材料上看，无论如何，把文革的主要罪责归咎于林彪或四人帮，都有欠公允。我陈述如下史实，并非为了证明林彪多么清白，仅仅是为了尊重历史，没有毛的支持，林彪和四人帮很难在文革中风光无限，毛才是一切灾难的首要罪魁。文革前五年发生的种种暴行，毛泽东是第一罪人，林彪是第二罪人。
从钦定接班人到死无葬身之地，林彪之所以最终背叛毛泽东，一是因为他的性格中还有种为人仗义的倔强，二是因为他深知毛的自负、暴虐、多疑的性格，一旦被毛的怀疑，无论怎样输诚，也无济于事。所以，选择继续效忠，结果也是身败名裂；而选择背叛，说不定还有一条生路。
林彪深谙伴君如伴虎的独裁官场生存术，他曾做过极为直率地坦承：“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见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
林彪践行这套奉承术，始于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为了确立自己在党内的至尊地位，极力拉拢林彪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1942年2月8日，林彪从苏联返回延安，毛亲自接机并举行盛大欢迎会，这在当时的延安是非同寻常的高规格待遇。在此之前，象周恩来和朱德这样的元老从外地返回延安，毛都没有亲自迎接。所以，在随后为林彪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林致辞说： “季米特洛夫说：苏联的党，由于团结在史达林同志的周围，而有今天伟大的联共党，中国的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以便建设起伟大的中国党，建设起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P251）
1949年后，林彪在韩战问题上让毛泽东吃了软钉子，他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使毛不得不找彭德怀填补。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被毛钦定上山。他配合毛整肃彭德怀，在历史问题上对彭落井下石，由此林取代彭出任国防部长。他上任后便在军内率先发起“学毛着运动”运动，不遗余力地吹捧毛。
文革之初，林彪全力配合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高潮。可以说，在公开场合，林对毛的肉麻吹捧，堪称党内高官之最。他鼓吹“四个伟大”、 “一句顶一万句”、“顶峰的顶峰”。中共九大，林被钦定为毛的接班人，理应继续紧跟毛，即便不能提前接班，也可以等待毛的自然死亡。但恰恰在这段关键时期，毛突然对林产生怀疑，而林也违背了独裁官场的紧跟术，不再容忍毛的多疑霸道和翻云覆雨，特别是在毛已经点名批林之后，林仍然倔强地不肯向毛低头，极大地冒犯了毛，这就注定林的最后结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的相关记述证实了这一点。林彪因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令毛产生怀疑，因为毛对国家主席这一职位极为敏感，大跃进的失败曾使毛不得不声称退居二线，让1959年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主持一线，随着刘的权力和威望的提升，毛对刘的不满也不断上升，最终发动文革将刘置于死地。帮助毛打倒了刘的林彪，在刚刚被钦定为接班人之后，马上就提出重设国家主席，必然招致毛的猜忌，毛、林冲突便不可避免。
庐山会议前，在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林的分歧已经出现，毛开始流露出对林彪和陈伯达等人的不满。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长篇讲话，又拿出捧毛的老一套，大讲“天才论”，把毛捧为“天才的天才”。第二天分组讨论，各大组的发言都是紧跟林彪和陈伯达，支持设国家主席，拥戴毛当国家主席。因为，与会者的大多数都不知道，林拥毛当国家主席，怎么会惹得龙颜大怒。
25日下午，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在会上，毛突然发难，致使形势急转直下。毛作了三项指示：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最后就设国家主席问题气愤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当面对林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9月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它是批陈整风的纲领性档；9月6日，毛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批陈讲话，公开发泄对林的不满；到这时，与会者也都看得出，毛发起“批陈整风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尽管，庐山上的毛、林冲突的结果以毛的胜利告终，陈伯达做了林彪的替罪羊，但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处于绝对弱势的林却始终没有顺从毛。对毛发动的 “批陈整风”运动，他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多少还有点站在失败者一边的为人义气；对毛多次要求林认错的威逼，他表现出决不检讨的倔强。而周恩来再次扮演“为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周曾苦口婆心地力劝林彪出面主持政治局的批陈会议，被林拒绝。周在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便充当批陈运动的前台主角。
翻阅《文稿》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从1970年9月到1971年8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毛对“批陈整风”的批示高达20多次，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先后向毛递交了检讨信，毛也多次对这些人的检讨信作了批语。1970年10月10日，毛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多达十条；15 日，毛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也多达十二条。这些批语，无论是明确点到林彪的名字，还是旁敲侧击的点拨，实质上都是针对林彪的，每次批语的最后一条都是“林、周、康及其有关同志阅。”（参见《文稿．第十三册》P126－241）由此可见，毛让这些人检讨且做出多条批语，完全是为了给林彪看，目的是催促林也认错检讨。或者说，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毛一直在等待林主动向他检讨。
然而，无论毛如何逼迫，也无论周恩来如何劝说，林彪就是不低头。他不仅拒绝主持批判陈伯达的高层会议，而且在毛的多次催促下仍然不主动检讨。这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林彪也成为敢于犯上的第一位高官。
据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李德生回忆：从1970年12月22日到1971年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的指示召开批陈的华北会议，会议本想让林彪主持，但林拒绝，改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毛在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李谈了话。接着，毛又指示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前，周恩来特意带着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劝说林彪。周向林转达毛的指示，要求林参加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也算是下个台阶。然而，这台阶与其说是毛出于挽救林的一片苦心而为林准备的，不如说是毛为自己准备的。只要林出席并主持这次会议，就等于林向毛的屈服，毛也就保住了一言九鼎的龙颜。而林见到周一行人后，只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周等人回北京后，马上去见毛，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听后大怒，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呵斥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李德生在回忆中指出：“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因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有说什么。”“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底，七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于《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尽管如此，毛泽东也还留有余地。林决不对陈伯达落井下石的仗义和决不向毛低头的倔强，也可从他在中共庆典上的表现看出。在中共党内，凡是公开的庆典或集会，谁出场谁不出场以及出场的先后秩序，对于每个高官的仕途前景来说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党内斗争极为频繁的毛时代。
1970 年国庆，刚刚开过“团结胜利”的九大。一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进党章，得到了正式确立，他理应随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共渡国庆之夜，以示党的团结。二来就在国庆前的9月6日，毛正式发动针对林的“批陈整风运动”，党内高层斗争已见刀光剑影，林应该识趣，利用与毛同上天安门的机会，当面向毛认错输诚。然而，林彪选择却是决不再紧跟，也不低头。
据毛的一位御用摄影师回忆：10月2日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毛与林在国庆之夜同登天安门的合影是假的，因为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城楼上，林来后仅仅坐了一小会儿，就不知去向。这位摄影师只拍到一张毛与林坐在同一个圆桌前的远景照片，照片上只能看到林的侧影，而根本就没有拍到毛、林两人在一起亲密无间的镜头。这位现场见证人评述说，林出现在天安门上仅仅是应景而已，他压根就对在国庆之夜跟随毛登天安门全无兴趣，更不要说与毛亲切交谈了。在此之前，林曾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直到国庆那天，周恩来亲临林彪住处好言力劝，林才勉强答应出席夜晚的观礼。（见《凤凰大视野：说不尽毛泽东》共10集，2004年1月1 日首播）
1971年“五．一劳动节”，林彪再次露一面就开溜。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但毛万万没有想到，林彪竟然不辞而别，表现出对毛的拒绝态度。据董保存回忆：“五．一”晚上，毛泽东比较早地来到天安门的休息室，穿的中山装很不合体，帽子也没戴好。而直到焰火晚会就要开始时，天安门上仍然林彪的身影。当工作人员请毛泽东等人上城楼、毛泽东已经起身往外走时，林彪还是没有出现。周恩来很着急，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来了没有。
董保存评论说：“对于林彪没有到，毛泽东肯定是有感觉的。但他依然不露声色，通过翻译和西哈努克交谈着。”林彪的身影终于出现，披一件军大衣，脸上毫无表情。他一反常态，谁也没理，既不向毛打招呼致意，也没有和外宾打招呼，就直奔那个属于他的座位，落座后也不说话。这次也象1970年“十．一”上天安门一样，林只坐了一小会儿，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董保存评论说：“这太反常了！他这是不辞而别，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场合，不辞而别就是一种难以表述的东西……”
周恩来没想到林会这么快离开。林走后，周再没心思看焰火了，他担心难以向国内外舆论交代。因为，毛、林同登天安门共渡“五．一”的新闻，第二天必须见报，还要有电视片和记录片。但林只是蜻蜓点水地坐了一下，除了一张光线不好的林彪个人照片外，摄影师再没有拍到任何影像资料，特别是没有林与毛在一起的影像。为此，很少向工作人员发火的周恩来，这次却向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大发雷霆。董保存回忆到：周恩来说，大家都知道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说好不来参加活动，是我亲自去请他，他才来了。这样的活动要面对全国人民，面对全国观众。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照相机摄像机为什么不拍呢？有人向周解释说：我们想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谈话的镜头。
周一听更火了，大声质问：“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没有？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头脑里不知想什么。记者难道不懂得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是等来的吗？”“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和人民群众一起欢度节日，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这是安定人心的事情，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解释。……你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记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准备……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董保存：《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林彪为何不辞而别？》；载于《强国论坛》2006年4月30日）
林彪的以上种种不合作，使一直等待林主动服软的毛终于忍无可忍。于是，毛在1971年8月到9月的南巡期间，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毛一路会见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也一路发表“倒林”讲话。毛从他所认定的九次党内路线斗争讲到庐山会议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他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 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取。”接着，毛直接点了林的名字：“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林彪在1970 年8 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起先那么大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实事嘛！……什么 顶峰 啦， 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见《文稿 ．第十三册》P242－249）
9月12日，不知为什么，毛突然改变计划，秘密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对前来接驾的李德生等人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毛还要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来南口，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政变。毛如此部署之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海外的“9．13林彪事件”。再后来，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1 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经过毛审阅批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档。
我相信，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如果林顺从毛的意志，哪怕亲自主持一次批陈整风的高层会议，亲笔给毛写一封检讨信，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作一次检讨，即便林的检讨没有周恩来式检讨的自我作贱，而仅仅学习刘少奇，在被毛点名之后检讨一下，毛大概也不会“倒林”，因为“倒林”的政治代价之大，毛这样的权术老手不会不知道。毕竟，林是毛钦定的接班人，刚刚写进党章不久，如果公开倒林，无异于毛的自打嘴巴。所以，毛即便在南巡途中公开发表了“批林”讲话，但仍然留有余地。毛特别提到：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见李德生回忆）
即便如此，倔强的林彪始终没给毛下台阶的机会，正如他在韩战之初拒不担任志愿军总司令一样。正因为如此，林才死得尸骨无存。林彪之死给了毛泽东1949年以来最为沉重的政治打击，不仅是毛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加速了毛的病，更重要的是， “9．13事件”从反面唤醒了中国民间对文革和毛的权威的怀疑。
在林不明不白地死后，毛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公开过作为林彪集团反毛反党的证据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一材料的民间效应与毛的预期恰恰相反，非但无法抹黑林彪集团，反而使林彪赢得了一部分民心。因为“纪要”的主旨是否定文革和毛泽东，其中的一些提法深得民。现摘录如下片断：
——关于党内斗争：“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关于社会状况，纪要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份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关于国际冲突：“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
——关于毛泽东的整人术，纪要说：“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纪要中最具启蒙意义的一段话是：“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该纪要还提出：“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可以说，在文革后期的中国，林彪之死是民意觉醒的转捩点，“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另类思想启蒙，启动了中国社会的觉醒,不仅使毛的权威迅速下降，文革正确性也遭到了民间怀疑。人们隐隐约约第感到：林彪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毛泽东未必就是好东西。如果没有“纪要”所罗列的文革罪恶，后来的“四五运动”未必会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发出“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呐喊。
曾亲自引领了捧毛的造神运动的林彪，却在毛的威逼下不得不选择背叛，以尸骨无存的惨烈代价，把他亲手建造的神像撞出第一道醒目的裂缝。
2006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6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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