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中共官吏蛇蝎心肠 即中共以黑帮手法围堵我全家的第203天

发表:2006-06-16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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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统治大陆的57年里,以各种杀人放火的运动为名,针对这个民族犯下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但有些极其持久、更为恐怖的罪行,如中共在延绵几十年里一执贯的、在整个国土上施行的惨无人道的“计划生育”暴行。由于它长期以“基本国策”的名目出现,更加上中共长期以来的欺骗性宣传,加之最近十多年来,在“计划生育”名下实施的暴虐的、侵害的对象,规律性地都属于农民及城镇的贫弱群体,以至于原本旷日持久却更加野蛮血腥的暴行,没有能得到普遍和及时的关注。一些农村及城镇地区在“计划生育”名下针对贫弱群体的犯罪已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最明显如前两年被国内媒体偶然披露的,在全国各地农村与城填地区当作时髦推广的“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计划生育口号标语,以及上述地区普遍由基层政府豢养的、被老百姓称为“棒子队”的所谓“计划生育执法队”。“棒子队”名实相符,成员都是在所在地区横行乡里、游手好闲的货色。他们个个心狠手毒,配备的“执法”工具简单但却原始,每人一根可以打人的木棒;他们“执法”的手段更原始,全部内容就两个字:打、抢。打伤、抢光还算“幸运”,被执法者打死的事在农村地区时有发生,除偶有被媒体曝光能得到象征性的处理外,绝大多数死人的事件是根本得不到处理。打伤人及明火执杖的抢劫事件则更早已被整个社会坦然接受。

本月12日早晨,几名不速之客敲开了我的家门。一开门,不用问,一看便知是上访的冤民。湖南农民何芳武骨瘦如柴,白衬衣的颜色被深暗黄色彻底取代。他告诉我,“我刚从精神病院被释放出来,我已身无分文,在北京上访时一直“住”在立交桥下”。他的诉说让人窒息。我们一起吃早饭后,我看到耿和又照着惯例,在衣物和经济方面给他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安排,我一边看一边摇着头,我深知这些做法对他们所面临的灾难而言实在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何芳武交给我的书面控诉材料就短短的一页,这些文字对他一家14年来悲惨境遇的记述与他声泪俱下的陈述功效相比相差甚远:

“1992年9月22至23日,因我三叔的儿子躲避计划生育,这事本来与我家无任何关系,但以湖南永州市江永县永山镇政府镇长、镇党委书记朱志群,副镇长蒋玉祥为首的黑社会同伙几十人冲进我家,连续两次对我家进行了非法砸、搜,在以朱志群为首的黑社会同伙多人打、砸、抢的过程当中,竟然野蛮地将我的父亲和我的奶奶活活打死。同时摧毁了房屋和全家所有的物品,抢走了生猪、耕牛、粮食等所有财产。母亲因此无家可归而含冤被迫改嫁,年仅八岁的弟弟住无居所,无依无靠,被迫流浪乞讨要饭,至今生死不明。朱志群为首的打、砸、抢别人的黑社会同伙就这样蛮不讲理,造成我全家家破人亡,(父亲和奶奶死亡,弟弟至今下落不明)。因此也逼使我走上艰难而漫长的流血流泪的上访之路。

因为我上访伸冤,无人性的政府经常对我进行打击报复,严刑拷打、逼供,对我进行非法软禁、拘留,并企图开车直撞我进行谋杀。我被撞昏死过去又复生,至今身上还有大块的伤疤为证。更残忍的是,在2003年12月18日,他们多人把我当成精神病人,送进了永州市零陵区精神病院,每天强迫我吃精神病药和注射精神病针剂,如不服从打针和吃药,就用电棍电击我,还让多人欧打我,还经常要我去帮医生和护士洗衣服或干其他杂活。我在精神病院被折磨长达三年之久,他们对我非打即骂,受尽残酷的摧残和惨无人道的折磨。我于2003年12月在精神病院里含恨坚难地熬到了2006年1月9日释放的这一天,在释放前还要逼迫我的母亲与我的二弟写保证书,保证我不再继续进行告状,否则我的母亲与我的二弟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和承担一切后果。同时在释放我的当天,县委副书记何绍云政党委书记何建标专程来为我进行洗脑般的训话,他们灭绝人性地说:‘再上访就准备拿出200万,让黑社会的地痞流打氓死你,送到火葬场火化了,把你烧成灰,叫你死无证据,一死了事’等等。我在流氓独裁政府强制威胁和逼迫下写了保证后,才从精神病院被释放。

我无畏当地流氓独裁政府的多次野蛮威胁,我要继续为我死去的父亲、奶奶和失踪的弟弟,和我家被打、砸、抢而造成的家破人亡而申冤。当地政府非但不依法解决我的合法诉求,反而百般阻饶我进京告状,从精神病院释放到现在,当地的黑社会政府,四处对我进行追捕,要置我于死地。

在此我向全世界求救!我恳求有正义感的人为我作主!求求各位有良知的人士和好心的学者,在看到我的求救书时,能将我的控告信转交给有关部门单位的领导,帮帮我,我不胜感谢!救救死亡边缘上的我吧”。

中共几十年来假“计划生育”之名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虽至今未能引起文明社会的应有重视,但中共本身对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深重罪孽可谓是心知肚明。这种罪孽有多么深重,人们尽可在他们最近一年多来,中共政府对山东临沂的盲人陈光诚披露当地政府假“计划生育”之名反人道暴行后,对之迫害的不惜代价及手段的狠毒,即可窥见其心底极度的惶恐和不安。

我每年回到乡下,都能听到无数这种令人怵目惊心的悲惨故事。许多被当地恶吏判定是违反这项“国策”的农民,常常被“棒子队”殴打后,家里的一用什物,无一例外的会被洗劫一空。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棒子队”经常连窑洞的门窗都要撤走,其景之惨烈,常常让受害人绝望至撕心裂肺!当地一些老人对我感慨道:“政府除了抢老百姓的东西,连老百姓的门窗都要被抢,历朝历代都没有过这样的缺德事”。

去年的一篇文字的里,我曾提到过,陕西省省委书记李建国在咸阳市视查基层计划生育“执法”情况时,当地官员为了满足这位大员要现场观看拆毁违反计划生育者房子的重要指示,又实在不忍心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最后竟拨了专款在李书记要去的农村,盖了几处“农家院”,配置齐了一应的农家什物后,专等李书记一到,去现场拆毁。对此当笑话讲给我听的当地官员朋友感慨道:“偶然遇到好心的官员才想到这种同样是劳民伤财和缺德的办法,现场拆毁农民好端端的房屋才是最普遍的做法。”

从何芳武一家迄今没有结束的悲剧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共地方官吏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无法无天已经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可以随意的杀戮那些无辜同胞的生命,可以肆意抢劫他们的财产,并以更为残酷及恐怖的手段对付那些敢于对他们犯罪说“不”字的人。对何芳武在精神病院三年里的折磨令人毛骨悚然:“常常被他们把手铐和脚镣锁在一起,我在走路时只能头朝下,弓着背挪动脚步。他们有时长时间地电击我,每次都电击到我全身抽蓄痉挛,浑身抖个不停,每到我最痛苦的时候,那些长年专门负责折磨我的人才会笑出声来,那真是生不如死,我躺在那一群人的脚下,高律师,有过这样一次经历的人就再也不会怕死!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但到北京我才知道,他们上下都是一伙的,北京的警察和我们那里的警察真是一样的狠毒。”何芳武在讲述这些时显得很平静。

面对何芳武及陈光诚今天遭遇,仍然无动于衷的国人者与那些施暴者何异?

2006年6月15日 在有特务围堵的日子 于北京家里

(根据录音整理)

附:
何芳武:男,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允山镇人 1966年6月18日出生
永州市江永县允山镇镇长 党委书记:朱治情
现任镇党委书记:何建标
允山镇副镇长:蒋育祥
县党委副书记:何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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