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约好了吗？”门卫上下审视着我。
“约好了。”
“登记一下吧。” 门卫把登记簿递给我。
我填完个人信息之后，动身往门口走， “等一下！” 门卫大声喊住了我。他拨了一个电话，口气顿时和蔼许多： “赵先生，楼下有一位名叫魏城的先生找您，让他上去吗？”
门卫对着话筒说了几声“好，好，好 ……”之后，放下电话，又同样和蔼地对我说：“魏先生，您上去吧。”
老赵是成功人士，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他住在上海的一个“高尚住宅区 ”。小区自成一个系统，自成一个社会，与外界的联系，则被森严的保安系统所隔绝。
这次我去中国采访中产阶级时发现，许多所谓的“成功人士”都住在这种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城堡式小区中。
问题在于，这种森严、这种隔绝，却是为了保障小区居民的人财安全所必需的。老赵告诉我，在小区保安系统变得森严起来之前，的确出过几起陌生人冒充访客熘进小区作案的事件。
小李是北京一家外企的小白领，由于年轻，尚未买房，目前住在父母家。他父母是机关离休干部，住在机关大院中。大院的保安自然不像“高尚小区”那么森严，有时一些小商小贩、“闲杂人员”也会混进来，大摇大摆地在院内叫卖或游荡。
但小李最近对我说，他父母住的大院现在也实行了严格的门卫制度，没有出入证的访客如欲进入，必须登记，并通过可视对讲系统确认身份后才能放行。原因是：此前发生过多起身份不明的外人在院内扒窃、甚至公然抢劫的案件。
“我父亲就曾被抢过。那次，他在院内散步，碰到一个卖棉花套子的小贩，当他掏出钱来，正在数钱时，小贩一把夺走父亲手里的700块钱，飞一样地跑走了。”
危险的接壤地带
“本小区全封闭管理、24小时巡更监控，院区内配有摄像监控系统，并与门卫及管区公司监控系统联网，每户安装有彩色可视对讲系统……”
──这是我在网上随意看到的一则物业广告中的一段话。
如今中国大城市的各类住宅小区、大院，都有隔绝外界的围墙，都有保安人员守门，而在新开楼盘的广告上，保安监控系统更是不可或缺、必须一提的内容。而富人居住的 “高尚小区”，更成了散落在普通民居海洋中的“全封闭式”的座座孤岛。
中国富人住宅区的“城堡化 ”，是西方媒体谈论中国社会时颇感好奇的一个话题。例如，美国《地方志》杂志一篇署名内维尔·玛尔斯和萨斯基亚 ·温德尔的文章，这样分析这一现象：“这种新型小区就像是现代化的城堡，业主们拥有私人物业，享受个性化服务。一扇扇庄严的大门和站在门口的警卫，正是中国社会出现层化现象的征兆，这无疑对中国的城市布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住在这种“城堡”内固然是安全的，但出了“城堡”，或在 “城堡”外不远、但保安人员鞭长莫及的接壤地带，“堡”民们的安全就不一定能保证了。
前两天凤凰卫视播出的一个节目，戏剧化地揭示了这种接壤地带的危险性。
节目说的是，广州中海康城小区是一个典型的白领小区，但居民们只有在公司内和小区内才有安全感，而最不安全的地带，就要算是靠近小区的接壤地带了：被称为“飞车党”的摩托车劫匪知道往返这个小区的人都是有钱人，但保安人员无法顾及接壤地带，所以一抢一个准。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被抢。而广州公安部门的警力显然不足，无法为所有这类的白领小区提供全天候的保护，无奈之下，小区内的老板们、高管们和小白领们不得不抄起了家中能够找得到的梆子、钢管或其它器械，自行组成了一个 “伏击队”：白天工作累得臭死，晚上还得轮流值班，自行“执法 ”，擒拿劫匪。
但后来该“伏击队”的核心成员意识到，这样的自救组织只能是临时性的，因为这类组织“不但在法律上说不通，而且，在伏击过程中，或者伤害抢劫者，或者被抢劫者伤害，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会背离原初保卫自己与家园的目的。”所以，“伏击队”成立几个月后又自动解散。
富人小区“城堡化”现象和康城小区“伏击队”的尴尬处境，凸现了中国中、高收入阶层的生存困境：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社会分层随之出现；急剧的经济改革和城市经济形态的转型，导致城市居民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户口管理制度的相对放宽，又使得大量农民工和外来人口进城；但城市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毕竟有限，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某些生活无着的人或企望“另类”致富的人便铤而走险，劫富盗阔；公安系统警力不足，富人即使龟缩在城堡式的小区内，也无法保证外出安全，索性也铤而走险，自行“执法 ”；但由于“法律上说不通 ”，类似旧时代“民团”性质的“伏击队”便不得不自动、或被动地解散，富人们只好更深地龟缩在 “城堡”中……
并非中国独有
然而，如果说这种“城堡现象 ”是当代中国的独有现象，则未免有失公允。因中国富人小区“城堡化” 而大惊小怪的欧美传媒，大概忘了“城堡”这种建筑模式最早起源于中世纪欧洲，那时的欧洲也是贫富悬殊，劫匪横行，只不过二战以后，欧美各国开始注重社会公平和弱势群体的福利保障，贫富差距才逐步缩小， “城堡”因而成为历史陈迹。但在欧美诸国之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其大城市由于缺少类似中国的户籍制度，所以那些城堡式的富人住宅区和贫民窟之间的隔离、疏远、甚至敌视，与中国比起来，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发表报告，称全球到明年就会有半数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三分之一的人将居住在犯罪活动猖獗、居住面积狭小、服务不完善的贫民窟内。报告说：“世界上的富人都缩回到戒备森严的居住区内，形成了一种以恐惧为核心的建筑风格。”
即使在嘲笑中国“城堡现象” 的《地方志》杂志所在的美国，尽管有形的 “城堡”也许只保留在游乐场中，但富人区和穷人区之间的隔离和疏远，仿佛仍然有着某种无形的围墙。
我曾去过美国第一大都市纽约。初到时，很多好心的华人特意警告我不要去市中心贫穷黑人聚居的哈勒姆区，因为治安很差。但出于好奇心，我仍然去这个纽约出名的穷人区转了一圈。虽然当地治安没有像那些华人说的那么差，但很明显，你在哈勒姆区很少能够看到白人。至于富人聚居的长岛，则远离市中心，蓝天白云，海水沙滩，绿草洋房，栋栋豪宅之间的距离不小于一个足球场，尽管没有护城河、吊桥、城墙或守城的家卒，但你也很难看到黑人、穷人或“社会闲杂人员”：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公交系统，如果你穷得连车也买不起，那你也就基本上与这块远离都市喧嚣的“世外桃源”无缘。
但中美穷富之间的隔离，至少有一点不同：美国的富人不需要自行组成什么“ 伏击队”。我的一位美籍华人朋友曾经告诉我：怪得很，美国那些治安不好、劫案频发的地区，大多都是穷人区，而非富人区，原因何在，他也没有琢磨透。
我在美国只是游客，更无暇、无心琢磨个中原因，但我在加拿大和英国居住过多年，知道这两个国家比美国更注重社会公平，虽然也有富人区和穷人区的隔离，但不仅富人不需要自组“伏击队”，而且穷人也没有太多动机去抢劫富人：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中，贫富虽有差距，但作为穷人，只要你有工作，那你总能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如果你是没有收入来源或能力的失业者、残障人士或合法难民，那你也都能领到保证最低生活标准的失业金或福利金。
我还记得，刚去加拿大时，对于该国慷慨的福利金制度，我曾感到有些不理解：中国人讲“不劳动者不得食”，为什么在加拿大，不劳动者不仅有食，而且食得不错？加拿大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富人缴税让穷人“不劳而食”，这样做对富人有什么好处？
在西方生活了多年，至今我也没有完全搞懂。当然，我知道，任何制度均有利弊，福利金制度也会被漤用，也有奖懒罚勤的副作用；但同时我也知道，任何现象均有成本， “福利国家”的成本固然很高，而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缺失的成本也不低，仅仅对富人而言，这些成本至少就包括：盗窃、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等案件增多，富人没有安全感，或许必须躲进造价更高的 “城堡”之中，或许还得花钱增雇保镖、保安，甚至还得搭上时间、精力、甚至生命安全，自组“伏击队”，以手无缚鸡之力的躯体，与职业劫匪拼死相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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