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银行这些年坏事做多了，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踏实，所以一个劲地换马甲，先是脱下穿了十年满是铜臭的“北京城市信用社”牌的破大褂，换上了“北京城市合作银行”牌的白衬衫，没两年白衬衫也满是污迹了就再套上“北京市商业银行”牌的金边马甲，几年下来金边马甲也因为违法犯罪的事干的太多磨得一个窟窿连着一个窟窿，得了，再弄件北京市委市政府特制的“北京银行”牌的铠甲穿上，这下好了，可以横行天下什么都不怕了。北京的市民们也在北京银行的换马甲运动中产生了一个又一个错觉，怎么看它都象是家先进的新银行，大家已经忘记了它还有罪恶的历史。奸计又得逞了，阎冰竹、严晓燕、史元、刘琛都快乐死了，但是郑大爷我还没忘呢，你们乐也是白乐。
北京银行的罪行罄竹难书啊，对内推行封建主义、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大搞封建家族的白色恐怖统治和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压迫，对外疯狂行贿靠违法犯罪行为发展壮大，破坏正常的金融秩序，北京银行在其黑后台的保护下一直平安无事，显然北京银行的问题已经不是它自身的问题了，而是中国社会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北京银行的问题印证了社会主义的先天缺陷，掌权者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管理国家必然成为贪污犯；印证了中国的落后源于共产党，封建落后专制腐败的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必然低下，低能儿怎么能管理好这么大的国家呢；印证了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道理，我们的血汗钱都被以北京银行的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领导阶级、权贵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搜刮干净了；印证了当前中国还不是法制社会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无法无天和权钱交易才会造就北京银行这样的流氓恶势力企业。当前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就是北京银行生存的温床，也是北京银行不怕告、拒不纠正错误的根本原因，所以解决北京银行的问题不能指望共产党，只能靠伟大的民主革命。
北京银行变成大染缸、广大善良职工变质是从1996年党代表阎冰竹带来了中国权贵阶级和主流经济学家合谋创造的抢劫镇压劳动人民的新经济理论之后开始的。
阎冰竹带来了封建主义的假竞岗，行长主任们开始利用竞争上岗大搞封建家族的恐怖统治，不和领导沾亲带故的职工不给领导好处、不给领导的奴才跪下当奴才就别想得到好职位，甚至被列入下岗失业的候补名单，一些小利益集团公开耍流氓帮助行长摆平敢于反抗、敢于竞争的职工，北京银行陷入了共产党人和地痞流氓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行长们利用这种白色恐怖把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全部集中到自己家族手里，成功再造了一个封建社会，优秀大学生得不到发展机会纷纷逃离北京银行。
阎冰竹带来了全员行贿的总攻命令，北京银行党委每年都给每个职工分配全面详细的存款等任务指标，命令全体职工持之以恒地向北京城里的所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起全天候进攻，要求他们不惜用一切手段和力量打开中央和北京市所有的堡垒，腐蚀里面的每个领导干部，凡不执行命令拒绝行贿和行贿不利的职工一律开除，另招募新人继续进攻，历经十年淘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大学生，最终得出结论高中生、中专生才是最好的，并以高中生、中专生为骨干培养出了一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党纪不怕国法作风顽强的行贿敢死队，人数约合一个摩托化步兵旅，阎冰竹领导的这支队伍是用马共思想和各种高级轿车武装起来的中国战斗力最强的摩步旅，十年来日以继夜地行贿北京银行的存款余额从一百多亿增长到二千多亿，其他银行的存款都被洗劫到了北京银行，就象是使用了大富翁游戏里的均富卡一样神奇地实现了共产，北京银行的共产人正在用商业贿赂实践着他们伟大的共产事业。
阎冰竹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巧立名目想方设法克扣职工的每一笔工资奖金，部分用于补充行贿资金，大部分则被行长主任贪污，而职工却象奴隶一样付出了自己和家人数倍的劳动力只得到了半个人的收入，北京银行的行长主任们象北京城里的各级领导干部们一样个个捞的脑满肠肥。这就是阎冰竹理想中的现代化国际中型商业银行的模样，它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北京银行改造成集合了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国有股份制流氓恶势力企业。现在北京银行内部贪污行贿成风，最典型的是景山支行前行长兼党支部书记朱燕君带领它的“优秀党支部”贪污了500万小金库和上百万其他职工的工资奖金，勾结黑社会，行贿北京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肆破坏银行业正常竞争秩序。
在以阎冰竹为首的北京银行党委和董事会的保护下朱燕君领导的景山支行“优秀党支部”顺利贪污了500万小金库，这500万是信用社时期账外经营违规放贷形成的坏账，后来又还了回来，对此北京银行党委应该是完全知情的。1996年北京银行成立后向景山支行派出了调查组，调查信用社时期的问题，调查组由总行各部门和其它支行的人员组成，组长就是朱燕君，信用社时期的各位领导非常配合，问题交代的非常清楚，调查组调查的也全面完整，没有任何遗漏，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了总行党委的表扬。信用社时期的违规放贷借款有两笔，一笔收回后买了几套住房，另一笔就成为了这500万小金库。调查期间好砸职工饭碗的朱燕君的脑袋被人开了窍，此时总行领导有意让其出任景山支行行长，心有余悸的朱燕君不答应，后来又答应了，大概条件就是其自由支配这500万。从1997年朱燕君当上景山支行行长开始，景山支行的领导层年年分食这500万，到2004年朱燕君退休前终于分完了，分钱时朱燕君、田秀云等人根本就不避讳其他职工，根本就不怕职工去告他们，朱燕君当上行长后就一直是北京银行的先进典型，总行稽核部年年检查景山支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些都证明了此事是经过北京银行党委同意的。
朱燕君一上台就违反人民银行的有关行业规定按照阎冰竹的统一部署给每一个职工分派存款等任务指标，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详细的克扣职工工资奖金的方法，克扣的工资奖金累计超过百万，大部分被朱燕君、田秀云等行长主任党员贪污，例如我的名义年收入为四万多，实际只有二万，每年被克扣二万多，而田秀云实际年收入十多万，其中一半多为贪污其他职工的工资奖金所得，这场由北京银行党委自1997年发动的抢劫式贪污运动被北京城里的所有领导干部称之为合理合法而一直进行至今。
朱燕君、田秀云每年都以到外地旅游、赠送礼物等手段非法变相提高存款利率吸收存款。景山支行党支部每年要组织多个旅行团，存款超过一、二百万的单位都去过，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的国家公务员，北京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受贿最多，因为他们的存款最多，他们有时跟其他单位一起去，有时是单独组团出去，去的人多为这些单位的领导和财务负责人或其亲属，这些共产党员们用景山支行的钱游遍了全国各地，逢年过节景山支行还大量赠送名牌服装、家用电器，手机等贵重礼物，甚至直接给大把大把的现金，朱燕君将景山支行的一辆白色太阳舞轿车借给北京移动的人使用长达二年。为了满足北京移动的贪婪欲望朱燕君、田秀云疯狂克扣职工的工资奖金，先贪污后孝敬北京移动，可以说北京移动从工商银行转过来的几亿存款就是景山支行用钱买下来的，并且每年都要买，北京移动的存款带给景山支行领导层的是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带给职工的是巨大的灾难。
朱燕君好砸职工的饭碗，走到哪砸到哪，所以老是有人向她寻仇，为了自己的安全她和黑社会勾结在一起，她当行长时出门总是二辆车，自己开一辆，后面保镖跟一辆。2001年景山支行党支部要在消防通道上建车棚，遭到了后面居民楼全体住户的强烈反对，在居民阻挠下车棚建不起来，朱燕君大怒说我要干什么就必须干起来，说罢便叫来十几个黑社会打手将工地围起来继续施工不许居民靠近，连居民出行都受到了影响，居民们被这种流氓行径彻底激怒了，立即打了市长热线和110向共产党政府和人民警察求援，当时的市长是刘淇，书记是贾庆林，结果人民公仆不管，人民警察来了和黑社会打手一起维护工地把车棚建起来了。居民们没有被黑恶势力吓倒，终于通过不懈努力迫使朱燕君拆除了违章建筑。后来我控告朱燕君流氓团伙，朱燕君不仅亲自到我家附近侦察地形，还让黑社会的人跟踪我，这个腐败书记受到了共产党政府和黑社会的双重保护。朱燕君勾结黑社会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现代共产人的发展方向，因为只有用黑恶手段才能保护他们的非法利益，他们要么勾结黑社会、要么自己变成黑社会，北京银行充斥着黑社会气息，无论是朱燕君、田秀云团伙迫害对他们构成竞争威胁的其他职工，还是我控告北京银行时更多的北京银行的人恐吓要灭我全家都使用黑社会的方式语气，这就是我称北京银行为流氓恶势力企业的原因。
我于2002年底开始向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国家机关检举北京银行景山支行和朱燕君、田秀云违反党纪、国法、行规的犯罪行为。起初我天真的以为中共会反腐败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相信仅仅是几个共产人的贪污行贿的小案会很快解决，但是实践证明我错了，我告罪恶的北京银行的结局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北京银行的犯罪分子非但没有铲除，反而面对他们的威胁恐吓我瑟瑟发抖，经常从噩梦中惊醒。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思考，我们不是“民主又法制”的国家吗？为什么腐败的共产人根本就不害怕人民群众，反倒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害怕共产人的打击报复？为什么中国人民的反腐败斗争总是失败？最后终于从北京银行的猖狂中找到了答案。中国的腐败分子之所以敢猖狂是因为任何一个腐败案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组织的，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体系，他们依托中共的组织进行腐败并依靠上级党组织的保护躲避惩罚，也就是说腐败分子们是在与之有关的多个机构的共产人共同参与庇护下才敢于放手对人民群众进行剥削压迫。
例如景山支行所有违法犯罪行为都是由党支部研究决定的，并且得到了北京银行党委的全力支持和保护，北京银行党委的解释是：“这些都是集体行为，全都经过我们同意，景山支行这几年工作做的很好，不存在任何问题。”北京银行的所有犯罪行为也是由其党委策划的，这个万恶的党委在遮掩下属罪行的同时也一样得到了他们的上级组织北京市委市政府、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中纪委监察部、检察院等中央北京市各个政府机构的庇护，这些国家和行业的管理者对人民群众的举报置之不理，任由北京银行胡作非为。共产人有组织地进行腐败的结果是人民群众检举上访告状实际上是向一个腐败的共产人的黑后台告这个共产人，我们能不害怕、能不失败吗？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换个地方再被共产人羞辱一番。
在此之前我对现代共产人的无耻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认识到现代共产人腐败体系的存在，经过北京银行共产人的欺辱和之后反腐败的痛苦经历终于帮助我认清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丑恶面目，终于帮助我从共产主义者转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也终于帮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中国。要改变中国就必须消灭腐败的共产人，只有消灭了腐败的中共才能建立民主法制社会，这就是我这几年正在做的和以后将继续做的事情。共产党的腐败是成体系的，这个体系既是他们进行腐败和保护腐败分子的护身符也是致他们集体于死地的罪证。景山支行的案子是一件简单的小案，如果按照正常的途径得到解决不过是几个罪有应得的共产人进监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就是因为阎冰竹领导的北京银行党委建立了庞大的腐败体系，一个腐败分子出事了整个体系就立即开动起来，结果几年来北京银行党委为了保护罪恶的景山支行党支部把中纪委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市检察院等等几乎所有能管北京银行的政府机构甚至看似无关的中央警备局都拖下了水，这些腐败的共产人暂时保住了他们的同伙，却把自己暴露了出来，留下了把他们一窝端的线索。没有影响力的小案逐渐升级成具有重大意义的大案，这个重大意义就是通过消灭北京银行和景山支行的犯罪分子，就能消灭北京银行的腐败体系，就能消灭北京城里大多数腐败的共产人，就能极大地改变北京的政治面貌促进北京的民主法制建设！
2001年贾庆林、刘淇执掌的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又黑又恶的景山支行流氓党支部“优秀党支部”荣誉称号表彰其违法犯罪行为，北京银行党委把景山支行党支部树立为先进典型，号召全行党员向其学习，放心大胆地大干特干流氓腐败事业。
2002年底和2003年初我向中国人民银行新任行长周小川和营业管理部举报景山支行的问题，周小川不予理睬，直接参与景山支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营业管理部也没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他们自己制定的相关规定对北京银行景山支行和朱燕君、田秀云进行任何处罚，甚至连调查都没进行，将此事压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管，他们回答说：“不为什么，我们就是不管”。当时担任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主任的卢学勇退休后被北京市任命为北京银行监事会主席，证明了人民银行和北京银行官商勾结。我揭露北京银行的文章也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了银监会，银监会刚成立时其网站上有一个“群众来信”的邮箱，摆出了一副接受民意的样子，我发过去几篇文章后银监会受不了了，从此撤消了所有邮箱，现在大家可以在银监会的网站上找一找，绝对找不出一个邮箱，原来刘明康也是装的呀。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包庇下北京银行和景山支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得以继续进行，朱燕君本应于2002年10月退休，竟然跟没事人似的又当了二年行长再犯下其它案件后还能平安回家享受富足的退休生活。
2003年春我向北京市检察院检举景山支行和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检察院不受理，让我去找东城区检察院，东城区检察院说他们不管股份公司的事情就把我打发走了，然后我就给新任的北京市长王岐山写信反映问题，之后没几天东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就给我打电话说她在“非典”期间各单位全都放假禁止外单位人员进入的情况下完成了调查让我去听结果，我到了东城区检察院她对我说，经过她的调查我检举的问题一概不存在，并说如果我再检举景山支行的问题他们就会控告我诬告他们判我几年。查不出这500万小金库是业务能力低的问题，完全否认朱燕君、田秀云克扣贪污职工的工资奖金和用旅游赠送礼物等方式行贿这些有账可查的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是有意包庇罪犯的问题，帮助北京银行恐吓我、威胁要判我几年则是明目张胆地充当罪犯的保护伞，这是渎职，是犯罪，我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不过一个普通的检察官没有胆量包庇几百万的案件和一窝罪犯，联想到我一给王岐山写信她就出结果，明显是受人指使。这个王岐山刚到北京就一屁股坐到了腐败分子一边，庇护北京银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全心全意为剥削阶级服务，站在领导阶级、权贵资本家、外国资本家的立场上，借口整治环境把世代居住在北京城里的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赶出城甚至赶到河北，听说他要当北京市委书记，怪不得北京银行越来越猖狂，看来是又找到新靠山了。
2004年中纪委监察部纠集了十几个中央北京市的党政机关给全身都烂透了的北京银行“全国厂务公开优秀单位”牌子，把北京银行董事长阎冰竹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杰出经济英才”，公然掩盖北京银行的违法犯罪行为，给犯罪分子打气撑腰。
2005年两家外国银行入股北京银行，参与北京银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北京银行图谋大规模扩大违法犯罪活动范围并在香港和内地上市，坑害香港人民和全国人民，行贿高手找上了受贿高手，有机会收拾尚福林了。
2006年在正义人士的艰苦努力下中共终于半遮半掩地要治理商业贿赂，靠商业贿赂生存发家的北京银行的末日到了，北京银行黑后台的末日到了。
现在各地政府和党委进入了换届期，阎冰竹之流的心里又痒痒了，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大戏又要开场了，北京银行这个中共腐败派的大钱包要充分发挥作用了，这场大戏将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材料，以后能派上大用场。我们民主人士的民主活动应该融入中国的政治斗争，直接参与这次换届工作，把罪恶累累的中共领导干部搞下台，使他们的继任者看到前任的下场而害怕收敛他们的行为，营造一个宽松有利的民主环境，这就是我以前的文章多次阐述的北京银行在中国民主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终于能印证这一点了。我真诚地邀请高智晟、郭飞熊等国内民运人士友情相助齐聚北京共灭国贼，你们饱受共产党的迫害，早就想回敬他们了，虽然你们在全国各地的维权活动能促进当地的民主法制，但是最有效的、最能造成强大声势的还是借治理商业贿赂之机用北京银行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违法犯罪行为一举歼灭中央和北京市有影响力的大腐败分子，开创首都北京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局面，首都北京的民主进步将对改变整个中国的政治面貌、促进全国各地的民主进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在最有利的时机进行的最有利、最重要的民主活动。该是我们民主人士团结在一起展示正义力量的时候了，该是我们民主人士团结在一起改变中国的时候了，希望国内外的友好力量能以最大的热情资助和关注这次除恶行动，最大程度地扩大我们的胜利。
一件简单的经济犯罪案件升级成了我们民主人士同中共正面交锋改变中国的政治大案，这是万恶的北京银行党委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你们放心，中国人民会记住你们的，会把你们送到你们该去的地方。
2006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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