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7-17 02:48:13作者：彭松乔
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进行了粗线条勾勒。从这些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风水观念无疑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封建迷信面纱，但当我们拔开这层神秘面纱，以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审美关系来重新审视它时，则发现其中蕴涵了难得的生态美内核。
关于这一层，西方一些涉猎过中国风水文化的规划学、建筑学、环境学、科技史方面的学者早就有所关注。例如，美国城市规划专家戈兰尼教授就认为，“在历史上，中国十分重视资源保护和环境美，中国的住宅、村庄和城市设计具有与自然和谐并且随大自然的演变而演变的独特风格。”[1] (P138) 不仅如此，20世纪后期在法国等西欧和北欧国家中兴起的“生物地理运动”，更是一项旨在借鉴中国风水理论行生态环境保护之实的运动。为了要使那些难以建立控制范围和难以建立因果联系，而事实上又为人们所关心的居住环境生态美问题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他们打着中国风水的旗号在建筑领域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环保运动。问题在于，它们对中国风水观念的生态解读只不过是皮毛而已，是他们依据自身建筑理论和规划理论框架而产生的一种东方想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古代风水观念中蕴涵的生态哲学内涵，更无法上升到生态美的高度来认识，对此，我们当然不必苛求于他人，也不可能仰仗他们来解决中国住宅建筑的生态美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古代风水观点和方法认真加以研究，找出其中的生态美精神。就此而言，我认为中国古代大多数风水占断内容实际上就是古人对住宅环境生态美的经验总结，只不过采用风水话语来表达而已。
言及于此，有必要就生态美内涵作简要阐述。我们知道，生态美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愈来愈深重，环境保护问题愈显重要的历史背景之下”提出来的，中国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直到1994年前后才有学者提出生态美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2]（P159—162） 而生态美的特征则大体上可以概括：（1）它是一种生命之美，充满着蓬勃旺盛、永恒不息的生命力；（2）它是一种和谐之美，体现了生命之间相互支持、互惠共生以及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特性；（3）它是一种创造之美，因为创造，地球上的生命和环境才呈现出如此美伦美奂的景象；（4）它是一种参与型的审美，人对于生态美的体验是与该生态系统密切相联的，人很难像对待其他审美客体那样，将生态环境分割开来，保持超功利的审美距离。[3]（P256—262）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生态美的看法还并不成熟，但这些基本原则还是为大家所认同的。以此来观照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我们发现，它在许多方面蕴涵着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一体和谐、诗意栖居的生态美诉求。
其一，气动布局。众所周知，住宅布局是建筑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这不仅仅因为工程上的原因，同时更与文化理念密切相关。古希腊的柱式建筑，其实就是把人体美赋予建筑理念之中，而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则是将宗教信仰演绎为具体的建筑语汇。[4](P21) 按照中国古代风水观念进行布局的住宅，虽然因居住者身份地位、宗族名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如皇宫、相府、爵爷、百姓等根据等级不同，有许多具体规定），但总体上却呈现出气动布局的特色——讲究气势之美，追求动态之妙。例如浙江兰溪市诸葛村，这一由诸葛亮的第二十八代世孙宁五公选中的风水宝地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吾族居址所自肇，岘峰其近祖也。穿田过峡，起帽釜山，迤逦奔腾前去，阴则数世墓桃，阳者萧、前两宅也。从左肩脱卸，历万年坞殿，蛟龙既断而复起峙者，寺山也。从此落下，则为祖宅位居。旋折而东，钟石阜蒲塘之秀，层岗叠嶂，鹤膝蜂腰，蜿蜒飞舞而来，辟为高隆上宅阳基，其分左支而直前者下宅也。开阳于前，为明堂则菰塘畈敞；环绕于境，为襟带则石岭溪清也。”（《高隆诸葛氏宗谱·高隆族居图略》）[5](P331) 从诸葛族人清代进士诸葛淇对这块风水宝地的环境形势描绘中，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中国古代住宅风水布局“气”和“动”的神韵。从生态美学的角度看，这种住宅布局实际上营造了充满生机的局部生态环境美。起伏的峰峦，茂密的森林，参天的大树，蜿蜒的溪流……无一不有利于住宅主人物质生活的舒畅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令生活在其中的居住者必然充满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其二，屈曲流转。如果说中国风水观念在住宅建筑环境布局上以“气”“动”为美的话，那么在住宅的几大环境要素上则以屈曲流转为妙，反对刻板、呆滞。故其“觅龙”时总的要求是以群峰起伏，山势奔驰为好，认为这种山势为藏气之地，是得“真龙”；“观水”时，则提出“湾环曲折，水格之贵。直流直去，下贱无比”的看法（《博山篇》）。例如，被看作风水宝地的浙江武义县郭洞村对水的处理就很能说明问题。该村位于县城之南约20里，处于东西两山夹峙的一块狭长谷地上，两山之下有两股山泉汇合而成溪流，泉水终年不断，溪流自南而北直流穿村而过。可是，这一“直流直去”的水形却有悖屈曲流转的风水观念。于是，他们就采取改造补救的办法，使之变得“湾环曲折”。首先将溪水出村之口改向两山对峙，宽度只有100米的山谷处，使溪流在这里正好遇到西面突出的山包，经东折至东山脚下，再折而向北绕道出村。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水口南北向的河道上建造了一道横跨东西的石拱桥，取名“回龙桥”，用以聚居贵气，起锁住水流的风水象征作用。从生态美学角度来看，蜿蜒起伏的山峦无疑有利于野生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曲折回环的河流当然对水生动植物生长及防洪有益，它实际上是有利于涵养生物，改善局部生态环境的，有利于生活其中的主人生发出对生命之美的赏识与赞叹之情。
其三，谐和生情。我们知道，原始人的住宅是为了抗御自然灾害，获得人身安全而建筑的，是不存在什么风水观念问题的，风水观是人类从自然界中挣脱出来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后才逐渐兴起的，它的产生与寄托人们的生活理想密切相关。故而，风水住宅的气动布局和环境要素的屈曲流转，目的是为了满足住宅主人的物质与精神追求，是使居住其中的每个生命个体获得某种超越情怀。在这一方面，谐和生情是古代风水观念的一个重要诉求。它创设住宅环境内部的和谐韵味，追求小环境与大环境之间的互感互生，更赋予了住宅主人与居住环境之间日久生情的超越情怀。据《晋书·魏舒传》记载，“舒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魏舒听了以后说：“当为外氏成此宅相。”于是少年立志，发奋向上，后来果然当了大官，以行动验证了相宅者的预言。由此可见，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对居住者的心理暗示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从生态美学角度来看，人与住宅环境之间的这种激发互渗，和谐生情，正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6](P119)
其四，浑融自洽。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虽然十分驳杂，但只要我们把握各家各派理论的大概，则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浑融自洽的，这一特点可以表述为整体观照模式中的有序性和自足性。在古人的风水观念中，阳宅建筑的环境模式是以“气”和“聚”这两个概念为核心的，“气”而能“聚”的环境都是吉利的。“气”这个风水概念的内涵通常是模糊的，有时它指物质的气，如空气、风等，有时它则可以解释为五行之气、阴阳之气、衰旺之气等等，适用于对任何对象、任何状态的描述。“聚”这个风水概念内涵也常常是不确定的，有时它指四周高中央凹的风水环境为吉利的“聚局”，有时它又指围绕一个中心组建的建筑群为风水“聚局”，更不可捉摸的是它有时又指某种神秘的精神为风水“聚局”。所以，我们常常难以用严密的逻辑来把握它的真正内涵。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不讲究秩序性。只要认真研究，我们会发现它通过一种类比的方式建构起了内在的风水秩序，其“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的次序和罗盘八卦的占断定位，乃至一般人难以解读的复杂罗盘盘面编码，都足以说明它是有着一套非常严谨的秩序，其中蕴涵了阴阳平衡、伦理等级、天人合一等复杂的内容。这种模糊性与秩序性的结合使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显得浑融自洽，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例如，江西赣州城的地下排水系统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当许多现代城市为“小雨成溪，大雨成河”的城市排水问题深表忧虑时，客家人依据风水观念建筑的赣州城900年来却一直没有发生过城市积水现象，至今仍静静地为30万赣州人服务。[7] 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浑融自洽的风水观念，正是现代逻辑思维所缺乏的把握世界的整体观照与内部秩序相结合的特殊维度上激发出来的生态智慧，它体现了生命主体与生态环境协同创化的创造之美境界。
关于这一层，西方一些涉猎过中国风水文化的规划学、建筑学、环境学、科技史方面的学者早就有所关注。例如，美国城市规划专家戈兰尼教授就认为，“在历史上，中国十分重视资源保护和环境美，中国的住宅、村庄和城市设计具有与自然和谐并且随大自然的演变而演变的独特风格。”[1] (P138) 不仅如此，20世纪后期在法国等西欧和北欧国家中兴起的“生物地理运动”，更是一项旨在借鉴中国风水理论行生态环境保护之实的运动。为了要使那些难以建立控制范围和难以建立因果联系，而事实上又为人们所关心的居住环境生态美问题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他们打着中国风水的旗号在建筑领域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环保运动。问题在于，它们对中国风水观念的生态解读只不过是皮毛而已，是他们依据自身建筑理论和规划理论框架而产生的一种东方想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古代风水观念中蕴涵的生态哲学内涵，更无法上升到生态美的高度来认识，对此，我们当然不必苛求于他人，也不可能仰仗他们来解决中国住宅建筑的生态美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古代风水观点和方法认真加以研究，找出其中的生态美精神。就此而言，我认为中国古代大多数风水占断内容实际上就是古人对住宅环境生态美的经验总结，只不过采用风水话语来表达而已。
言及于此，有必要就生态美内涵作简要阐述。我们知道，生态美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愈来愈深重，环境保护问题愈显重要的历史背景之下”提出来的，中国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直到1994年前后才有学者提出生态美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2]（P159—162） 而生态美的特征则大体上可以概括：（1）它是一种生命之美，充满着蓬勃旺盛、永恒不息的生命力；（2）它是一种和谐之美，体现了生命之间相互支持、互惠共生以及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特性；（3）它是一种创造之美，因为创造，地球上的生命和环境才呈现出如此美伦美奂的景象；（4）它是一种参与型的审美，人对于生态美的体验是与该生态系统密切相联的，人很难像对待其他审美客体那样，将生态环境分割开来，保持超功利的审美距离。[3]（P256—262）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生态美的看法还并不成熟，但这些基本原则还是为大家所认同的。以此来观照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我们发现，它在许多方面蕴涵着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一体和谐、诗意栖居的生态美诉求。
其一，气动布局。众所周知，住宅布局是建筑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这不仅仅因为工程上的原因，同时更与文化理念密切相关。古希腊的柱式建筑，其实就是把人体美赋予建筑理念之中，而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则是将宗教信仰演绎为具体的建筑语汇。[4](P21) 按照中国古代风水观念进行布局的住宅，虽然因居住者身份地位、宗族名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如皇宫、相府、爵爷、百姓等根据等级不同，有许多具体规定），但总体上却呈现出气动布局的特色——讲究气势之美，追求动态之妙。例如浙江兰溪市诸葛村，这一由诸葛亮的第二十八代世孙宁五公选中的风水宝地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吾族居址所自肇，岘峰其近祖也。穿田过峡，起帽釜山，迤逦奔腾前去，阴则数世墓桃，阳者萧、前两宅也。从左肩脱卸，历万年坞殿，蛟龙既断而复起峙者，寺山也。从此落下，则为祖宅位居。旋折而东，钟石阜蒲塘之秀，层岗叠嶂，鹤膝蜂腰，蜿蜒飞舞而来，辟为高隆上宅阳基，其分左支而直前者下宅也。开阳于前，为明堂则菰塘畈敞；环绕于境，为襟带则石岭溪清也。”（《高隆诸葛氏宗谱·高隆族居图略》）[5](P331) 从诸葛族人清代进士诸葛淇对这块风水宝地的环境形势描绘中，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中国古代住宅风水布局“气”和“动”的神韵。从生态美学的角度看，这种住宅布局实际上营造了充满生机的局部生态环境美。起伏的峰峦，茂密的森林，参天的大树，蜿蜒的溪流……无一不有利于住宅主人物质生活的舒畅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令生活在其中的居住者必然充满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其二，屈曲流转。如果说中国风水观念在住宅建筑环境布局上以“气”“动”为美的话，那么在住宅的几大环境要素上则以屈曲流转为妙，反对刻板、呆滞。故其“觅龙”时总的要求是以群峰起伏，山势奔驰为好，认为这种山势为藏气之地，是得“真龙”；“观水”时，则提出“湾环曲折，水格之贵。直流直去，下贱无比”的看法（《博山篇》）。例如，被看作风水宝地的浙江武义县郭洞村对水的处理就很能说明问题。该村位于县城之南约20里，处于东西两山夹峙的一块狭长谷地上，两山之下有两股山泉汇合而成溪流，泉水终年不断，溪流自南而北直流穿村而过。可是，这一“直流直去”的水形却有悖屈曲流转的风水观念。于是，他们就采取改造补救的办法，使之变得“湾环曲折”。首先将溪水出村之口改向两山对峙，宽度只有100米的山谷处，使溪流在这里正好遇到西面突出的山包，经东折至东山脚下，再折而向北绕道出村。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水口南北向的河道上建造了一道横跨东西的石拱桥，取名“回龙桥”，用以聚居贵气，起锁住水流的风水象征作用。从生态美学角度来看，蜿蜒起伏的山峦无疑有利于野生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曲折回环的河流当然对水生动植物生长及防洪有益，它实际上是有利于涵养生物，改善局部生态环境的，有利于生活其中的主人生发出对生命之美的赏识与赞叹之情。
其三，谐和生情。我们知道，原始人的住宅是为了抗御自然灾害，获得人身安全而建筑的，是不存在什么风水观念问题的，风水观是人类从自然界中挣脱出来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后才逐渐兴起的，它的产生与寄托人们的生活理想密切相关。故而，风水住宅的气动布局和环境要素的屈曲流转，目的是为了满足住宅主人的物质与精神追求，是使居住其中的每个生命个体获得某种超越情怀。在这一方面，谐和生情是古代风水观念的一个重要诉求。它创设住宅环境内部的和谐韵味，追求小环境与大环境之间的互感互生，更赋予了住宅主人与居住环境之间日久生情的超越情怀。据《晋书·魏舒传》记载，“舒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魏舒听了以后说：“当为外氏成此宅相。”于是少年立志，发奋向上，后来果然当了大官，以行动验证了相宅者的预言。由此可见，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对居住者的心理暗示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从生态美学角度来看，人与住宅环境之间的这种激发互渗，和谐生情，正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6](P119)
其四，浑融自洽。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虽然十分驳杂，但只要我们把握各家各派理论的大概，则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浑融自洽的，这一特点可以表述为整体观照模式中的有序性和自足性。在古人的风水观念中，阳宅建筑的环境模式是以“气”和“聚”这两个概念为核心的，“气”而能“聚”的环境都是吉利的。“气”这个风水概念的内涵通常是模糊的，有时它指物质的气，如空气、风等，有时它则可以解释为五行之气、阴阳之气、衰旺之气等等，适用于对任何对象、任何状态的描述。“聚”这个风水概念内涵也常常是不确定的，有时它指四周高中央凹的风水环境为吉利的“聚局”，有时它又指围绕一个中心组建的建筑群为风水“聚局”，更不可捉摸的是它有时又指某种神秘的精神为风水“聚局”。所以，我们常常难以用严密的逻辑来把握它的真正内涵。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不讲究秩序性。只要认真研究，我们会发现它通过一种类比的方式建构起了内在的风水秩序，其“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的次序和罗盘八卦的占断定位，乃至一般人难以解读的复杂罗盘盘面编码，都足以说明它是有着一套非常严谨的秩序，其中蕴涵了阴阳平衡、伦理等级、天人合一等复杂的内容。这种模糊性与秩序性的结合使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显得浑融自洽，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例如，江西赣州城的地下排水系统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当许多现代城市为“小雨成溪，大雨成河”的城市排水问题深表忧虑时，客家人依据风水观念建筑的赣州城900年来却一直没有发生过城市积水现象，至今仍静静地为30万赣州人服务。[7] 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浑融自洽的风水观念，正是现代逻辑思维所缺乏的把握世界的整体观照与内部秩序相结合的特殊维度上激发出来的生态智慧，它体现了生命主体与生态环境协同创化的创造之美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