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反革命”为何“这么多！”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者”，在执政期间掀起的“运动”重重叠叠，一个紧接着一个。除上面例举的建政初期的几场血腥运动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每一场运动都随着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駡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号化成的行动都“劳民伤财伤人死人”，使生产力倒退。
毛泽东头脑发热、权欲膨胀，幻想充当“世界人民的领袖”；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独断专横、胡言乱语；他听不得半句逆耳忠言，动不动就批判、斗争，置人于死地；他一贯运动群众，仿佛从来不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安居乐业；他乱指挥、瞎折腾，将战争时期的“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等经验强制性地生搬硬套到建设领域，种种倒行逆施导致1960年代经济崩溃，城市陷入半饥饿状态，农村活活饿死4000多万农民……
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出一个普遍的思想浪潮：“这样不顾人民死活、昏庸暴戾的统治者，还能容忍他继续为非作歹吗？”于是，“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反革命小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了。
当年大肆鼓吹的文艺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电影《小城春秋》、《永不消逝的电波》……许多都是歌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何与国民党斗争的。青少年有样学样，启发了他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加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等传统文化薰陶，想“造共产党的反”的人越来越多。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这种制度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减轻了人性中其他更危险的冲动。如果不让人追逐金钱，更多的人就会追逐权力。［注４］
当年，毛泽东不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却在报刊、电台上大肆宣扬“中共X中全会”的盛况，反复播报长长一串中央委员名单，让全国人民的目光聚焦于中共政治舞台，助长了年轻人介入政治，追逐权力的欲望。
以上就是20世纪60年代“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前仆后继，多如牛毛的诱因。可以负责地说，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完全是“官逼民反”，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迫出来的。
这些“反革命小集团”模仿国民党时代的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活动。殊不知“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共产党，手段比国民党毒辣一百倍，“群众专政”早已张弓布网，严阵以待。由于消息封锁，所有小型组织之间互不通气，互不知情，缺乏理论指导，缺乏经验教训的积累，缺乏高人指点，于是，一批批全凭热情、冒失莽撞的小伙子，纷纷扑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政策越来越“左”，矛头指向扩大到“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从1959年开始，设置了严格的“升学政审”制度，将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排除在大学、中学的院墙之外。
我家出身“官僚地主”，祖父逃港，父亲“右派”……1959年高中毕业于湖南师院附中文科实验班，成绩优异，由于学生档案袋的封皮上盖了“该生不予录取”的蓝色印章，被无端剥夺接受高等教育权利。
从1959年到1966年，“升学政审”筛弃了一大批具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文革”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更让所有学子浪费青春，在最渴求知识的年龄段失去校园。紧接着“上山下乡运动”将1600多万知青赶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以至于出现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毛泽东应对“灭绝民族文化”、“扼杀几代人才”负完全责任。
这些天真、幼稚、单纯的莘莘学子，失去校园后满以为可以通过自学找到出路，听一听某公安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知青时的一段呵斥之词，你会不寒而栗：
“你在自学？学的是什么？全部是封、资、修的反动书籍。根据你的家庭出身和表现，大学不录取，就是党不培养你，党不叫你读书。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老老实实劳动，在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业余打打扑克，下下棋，那才叫听党的话。而你和党对着干，不叫你读书，偏偏选择自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自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学到一、两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然后等到适当的时机，向党进攻！你自学越发奋，就越反动！”
按照这位公安的逻辑，自学都成了一种严重的罪错。
通不过“政审关”的知识青年，一般都把“落榜”单纯看作是“不让进学校”。事情可没那么简单，紧随“落榜”而来的，是街道居委会的另眼相看——“群众专政”的阴霾，已悄然笼罩到了头上。
对于家庭出身“不好”、升学无望的青年，“招工、招干、征兵”统统没份，自己找到工作去街道办事处办“劳动手续”，还故意刁难，百般阻挠，甚至无理拒绝。
1960年，中南矿冶学院某实验室需要一位高中毕业生管理仪器和化学试剂，父亲认识的一位教授推荐我去应试，并将我的家庭情况预先向室主任通了气。笔试、面试合格后，只要办个劳动手续，就可试用，今后还有望转为正式职工。派去办手续的人事干部遭到一顿抢白：“这样出身的人，你们敢用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将来他利用职务之便投毒，谁负责？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打招呼。”——结果录用了办事处推荐的一位“出身好”的女初中生。
许多通不过“升学政审关”的落榜生，被用人单位以同样的理由筛弃，就业无门，只好在家里呆着。呆两、三年算少的，呆七、八上十年，甚至最终失去生存能力的，都有。父母自责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程，体谅儿子的困境和心境，只要暂时有一碗饭吃，便大家匀着吃，不催促儿子外出找工作。更有部分家长提供条件，鼓励儿子自学。但儿子大了，早已超过18岁年龄，不能自食其力，老是吃父母的，内心不安，惭愧之余烦闷、焦躁、气馁，前景一片黑咕隆咚，看不到任何希望，哪有心思长期坚持自学？［注５］
所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给出路”的政策，全是党的高层和报刊杂志杜撰出来的漂亮说词，哄哄骗骗，纸上谈兵，无法落到实处。基层干部“宁左勿右”，对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另眼相看，毫无同情、照顾之心。社会刻意逼仄他们的生存空间，被逼精神失常变成疯子的，被逼自残自杀的，时有所闻。部分家庭较困难的青年，只好放下身段去挑土、拖车，沦落为最下层倍受冷眼的纯体力劳动工人。据说，北京某些地方还有一种更严厉的“不允许失业”政策。青年人失学、失业后在家里，“靠父母养活，呆上三两个月，就有了上门的，让你去北京郊区或其他地方的农场务业”，终生当农民。［注６］
当年闭关锁国，出国无门，许多想不通的，难免怨恨、诅咒共产党及其罪魁祸首毛泽东，向南偷渡香港，向北投奔苏联，少数人取得了成功，大部分被抓捕，沦为“叛国投敌”的“反革命份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青年更增添了一种难以启齿的苦闷，成熟后的性饥渴。眼见邻居同龄人出双入对，自己工作无望，前景渺茫，哪有资格谈情说爱？更何况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姑娘们都“提高了阶级觉悟”，认为嫁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等同于判处无期徒刑。明知这些英俊青年才华横溢，但只能敬而远之，慕而隐之，不敢言嫁。
长期郁闷积累的潜能，趁“文革”爆发得到了释放的机会，有些人被潮流裹胁，丧失理智，不顾一切树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横冲直撞，参与武斗，寻仇报复，逞一时之“革命欢快”。
“文革”是毛泽东继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后新一轮“阳谋”，当启用“革命小将”重新夺回他癔想中丧失的权力后，造反派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中的运动”接踵而来。毛泽东不怕“乱”，他明说“乱是乱了敌人”——“文革”中不少人暴露了反共思想，不少人在乱中采取了行动。于是，在上述“运动中的运动”中，许多“出身好”杀了人的“联动份子”，得到了宽大；最倒楣的仍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以“莫须有”、“张冠李戴”的罪名，判刑劳改，饮恨刑场者比比皆是。［注７］
“群众专政”的作用是发现线索，但线索发现之后，中共公安是怎样破获一个又一个“反革命”组织的？他们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一共杀戮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本文试图以亲身经历，采用深深忏悔、现身说法的形式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初步解答，期盼引起广泛注目，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待续)
［注4］见2006-1-25《新世纪》网路 陈翰圣《凯恩斯、邓小平及中国的资本主义》。
［注5］全国有许许多多青年自学成才，我所知道长沙自学成才的范例是：曾在长沙某工厂当仓库保管员的李慰萱，业余自学数学，在“图论”方面有所创新，被长沙铁道学院破格录用为教师。我母亲（小学教师）的学生何其美，初中毕业后下到江永县穷乡僻壤，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解3000道微积分难题，侯振挺教授阅卷后称：“不但答案全部正确，而且解题思路具有数学思维内在的逻辑美。”何其美在长沙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被聘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师，应该早升教授了。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1968年（未满18岁）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10年，在农场劳改时，向众多“牛鬼蛇神”中的高级知识份子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等，出狱时，已超过大学本科毕业水准（出狱后恢复原名杨小凯）。
［注6］同［注３］蒋泥在《什么力量左右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见2006-03-30《观察》网站。
［注7］我与“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司令陈本望有过一面之缘。当年，这位英俊知青身着军装，腰里别着手枪，带着同样一身戎装的漂亮女友，威风凛凛，令一般人羡煞。1968年，陈本望在“长沙市军管会”一次镇压五、六十人的大屠杀中被处决，布告上的罪名是参加武斗，在汨罗什么地方抓到一青年，手下人问他打不打？忙得焦头烂额陈本望听说是共青团员，随口回答了两个字：“正打！”结果执行者下手太重打死了。这条人命算在陈本望身上，因为他下达了“正打”命令，便以血来偿还（好像动手的人也枪毙了几个）。其实，“正打”只是“文革”中兴起的一个口头禅似的长沙方言词语，后遭淘汰。如果法制正常，允许律师辩护，陈本望虽有责任，但不至于“二字判死刑”。共产党当局的对“造反派”的报复，可见一斑。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