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7-27 10:41:54作者：潘晴
我的思考
我出生在上海。我父亲是出身在一个旅日华侨商人的家庭，他早年毕业于这个上海同济大学，在那年代受这个当时共产党在上海地下组织的影响，成为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的一个成员。那个年头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所以在…亿万的中国人就这么混混噩噩的在这样一些很吸引人的政治口号下，就跨越了整个一个所谓国家政治的变革。
我外祖父是早年是满清官派出去的留学生，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老同盟会的成员，等他这个旅日回到国内以后呢，一直在过去的老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和当年这个中共的党魁呀，陈独秀啦，李大钊啦，董必武啦，这些人都是同事。也是辛亥革命这个同盟会的老战友。辛亥革命这个成功之后，他当时作为湖北省代表，他和孙中山先生等人一起，现在黄鹤楼的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还登有一起合影的照片。我的外祖父是中华民国的早期国会议员。我母亲的叔公是当年这个国民政府的国军嘛，海军的中将司令。那么，还有一亲友是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等于是个传统的国民政府世家，这样一个出身。
那么，在共产党讲的就是解放上海的前夕，我母亲受她的同学的影响，她同学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组织的这个动员嘛…策反，策反就是所谓抛弃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迎接这个新中国的解放。撕毁了当年这个上海城防司令长官汤恩伯司令部发放的最后一班离开上海飞机的那个飞机票，撕掉，留下来参加革命。以后，她一直作为共产党的重要的统战对象。五十年代初期，她是上海交大和的团委书记。然后呢，一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对台湾的广播，统战，呼吁那些我们家在台湾的亲友和那些国民党军官、将士所谓弃暗投明，回归这个所谓祖国。按道理来讲，就是像我父亲也好，我母亲也好，都是在当年为共产党那个政治统治目标嘛，都算是出了很多力的人。我父母这两家人家差不多，也有几十位亲友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共的各次，历次政治运动中呀，被整死的，致死、致残、致伤、逼疯，几乎就是无一家幸免，没有一家幸免的。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那年，我是十一岁。十一岁哪，这个年龄就是一个刚开始对生活充满着这样一种向往的这样…，就说是开始去关注作为生活发生的一切的这样一个年龄。十一岁那年，是文革开始，当初我父亲在北京工作，那么，那年代，就是我也是被那种非常那种全民性的、一种非常狂热的这样一种民族的激情所薰染，？？当中非常兴奋在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个百万红卫兵，大串连，然后毛泽东在天安门这个所谓检阅红卫兵，一共好像是八次，其中大概最后的一次，我那时候也在北京。在文革在六六年的差不多年底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号召所谓砸烂资产阶级的这个各级权力机构，那时各级部委都停止了办公。我父亲被责令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们就这样到了江苏省的徐州的一个矿区。以后我父亲就进了"牛棚"。然后就经历了…，这个我想每个中国人经历过那个年代就很熟悉了。比如说：抄家；就说生活环境发生很大的改变…。在那个无处不以政治挂帅的年代，当你作为一个人，儿童也好，少年也好，当你不被社会所接纳的时候，被抛弃在人群外面的时候，你总会去想。
触及皮肉既是触及灵魂
我出生在上海的"华园"，"华园"是当年上海法租界一个花园的洋房，花园别墅区，当年，我们住在"零"区，这中国人都很熟悉，这是白杨和赵丹是我们家邻居。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有钢琴，出门还有那个老式的美国"奥斯汀"的那个小轿车，完全是个资产阶级…，家里的那些家具都是来自南洋的。作为像我这样一个孩子呀，原来从这样一个家庭，突然从这个社会的…我觉得通俗的形容就是一个贵族的家庭，一下郧落为社会的底层吧！那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的。
那时候，父母被关押，进"牛棚"被关押，我们就开始流浪，流浪在徐州的这样一个矿区，周围是农村。我们只要一出门，就被那些周围的那些农民，农民的孩子啊，或者那些社会上的那些出身好的红小兵们啊，红卫兵们啊，包围住殴打。殴打呢我记得印象很深，那里…接近…北方，北方的拾粪有个粪筐，我们经常得到的礼物是什么？浇你一身那个粪，大粪，哗！就浇上来了！那时候我还把它理解为受欺负而己，并没有更深入的去思考。因为打我们的呢到底多的还是那些孩子。就是他们也是受那个社会政治文化的薰染，他们认为你们是"狗崽子"，你就是应该被我们革命人民去镇压的。
那么当我经历这样一段过程之后呢，有一次给我相当强烈的震撼。那已经是67年啦！一批成人，什么样一批成人呀，就是当年一批积极的那些党员啦，那些团员啦，那些靠近党委的那些进步的那些…，那个政治年代就是以靠近党组织为进步的那些人。那年我才十二岁啊！打的…推向…怎么打…他们是那个…就是用一种木棍，我们当时叫柳条棍，也叫白腊杆，白腊杆也就是专门打人的那种棍子，毡毛皮鞋，踢了，我还很小，他们完全成年，一脚踢了都在地上滚，滚好几米远。小孩嘛！小孩被打，而且，你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打了以后就打昏过去了，就昏死过去了。昏死过去以后一直到天快亮了，半夜以后，天快亮以后，有那个露水，露水就滴下来了，滴下来以后呢，还有…我边上有个同伴的孩子找我来了，找我那个孩子爬在我身上哭，哭哪，慢慢慢慢的，露水加上他的那个眼泪就把我滴醒了，滴醒，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浑身非常痛嘛。完全…那个时候，我望着天上星星的时候呢开始领会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做：毛泽东讲的一句话，他说，触及皮肉既是触及灵魂。也就是说我从十二岁那年开始从人的心灵的这个层面上，就从灵魂的这个层面上去开始去感触这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一种社会所反应的人性，在真正开始去懂得这句话，叫做：触及皮肉既是触及灵魂。
仇恨
这是来自这个肉体上的这种摧残，这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在那个年代最痛苦的，最痛苦的地方是来自那种精神上的…那种完全的…精神上和人格上的完全被社会所抛弃、排斥这样一种孤立无助那种感觉。我们都理解，任何一个人，人之所以成为一种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每个人有他的尊严，当一个人的尊严被彻底剥夺的时候呢，人对生活甚至对生命都会是绝望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多次想到我去死…。很奇怪，这么小的年龄，就对生活非常绝望，这种绝望不光是来自肉体上的这种折磨，生活上的苦难，当时那个年头，我完全承受得了，还来自那种精神上一种非常强大的压抑，这种压抑是来自整个社会一种封闭型的对排斥在这个社会政治文化之外的那一批被打下去、被镇压的人所必然会产生那种感觉。
在我从懂事开始，我接触那个外部世界，接触那个文化，它教会我就是仇恨。这种仇恨，由于对这个发生这一切的政治原因并不了解，就是觉得这一切苦难所带来的都是缘由自己父母，谁让我父母是一个什么反动份子。随着共产党文化所渲染的那个所谓的敌人…阶级敌人。那么从我的内心我们非常希望像一个社会上大多数正常人那样去生活，但是我完全被排斥在外。
我记得我妈妈的时候管理过图书馆，管理过图书馆挺熟悉图书馆的情况，文革就全封掉了。封掉以后，我们当时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来自精神层面的那种安慰。有一次，我们这个…就是…爬到那个…爬那个窗子，爬到那个已被封掉的图书馆里去，就发现…就是…躲在里面看书，看书哪，一是躲避那种外界的政治迫害，另外一方面在那个年龄是充满了求知欲的年龄，我觉得就是能给我们生活或者对后来的希望带来很大安慰。当然被发现了，被发现以后，吊了这么大一个牌子，吊了个大牌子啊，在大操场上，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呀！被批斗。那是个矿区的学校，它是小学和中学连到一块，有差不多三万多名学生，拉到那个大操场上被批斗。
思考
在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我在整个走向社会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被作为，划为那个百分之五的那一类的，也就说是一直被政治斗争整肃的那个圈子里。尽管比如说我在工矿，在煤矿，煤矿的时候劳动非常艰苦，那年头大家都了解了，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嘛，早晨从下井，领矿灯开始，走到工作面就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然后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大家都了解了，八小时完了以后，上井，上井以后还要洗澡啦，更衣啦，这个…吃饭，最可笑的就是，在己经十多个小时繁重的劳动之后，还要进行政治学习，那个年代是每天两个小时政治学习，而我呢是每次两个小时被批判。
随着对这个这种社会现象的思考呀，我也观察在我身边一些工友们呀，那些农民们呀，我也发现，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出于一种非常非理性的，狂热的政治文化的这个笼罩下之后，人心是完全被扭曲了，人心被扭曲了，这像我把我对社会的恶反应在别人身上一样，他们也把他们对社会的恶发泄在我的身上。我从最初，我最初是不同情任何一个被共产党批斗、和打倒的人，我以为是罪有应得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是罪有应得的。慢慢我才发现不对。我觉得我也没做错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要这样的…整我，但是，随着强大的这个恐惧，来自共产党政权那种恐惧在我们身边生活当中不断的发生，有人被抓起来了；有人被枪毙了，有人又送到了劳改农场，在这样长期这样一种非常恐怖的政治文化下，我整个青年时代是处在失语状态。我记得我从十七岁一直到十七八岁之前，我没有话，我是一个很闷的人，不会讲话，也不讲话的人。在社会上就是说不需要你们使用语言的人，你每天只要完成，什么呢？一个是叫你去干活，你要去完成，第二个，你要接受批判，你要低头认罪，我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呀，它反应了两点，笫一点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是摧残人的生命，摧残人性当中最宝贵的那一面为代价的，来寻求一个所谓的理想社会模式，这个理想社会模式呢，永远是为政治宣传需要而服务的。
煤矿工人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就是说我们时间已经发展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是，我童年时代所经历的，我青年时代所经历的那种苦难，那种对人的生命的漠视；那种对人的尊严的和人性价值的剥夺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大家都了解了最近在中国频频发生矿难，现在死一个煤矿工人好像也就是赔个两、三万块钱，就一条人命，就死个煤矿工人…在中国，在这种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大量的来自贫困的农村，来自这些所谓"盲流"当中的劳动力，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是足够的，所以由于对生命的不重视，不尊重，这从共产党这整个哲学文化当中、政治文化当中从来就没有对人的生命尊重这一说。当然他们的死亡不是由于政治迫害，但是他们的死亡却恰恰和这样一个政治制度，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当我看到频频报道这个矿难的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我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当我想想已经过去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但是，现在矿工们仍然经历着这么悲惨的生存状态。他们为了这个赚取一点非常微薄的工资，往往要付出他们生命的代价。这是我直接有感受的，那么是煤矿工人，其实在中国不光是反应在煤矿工人。
“九评”引发的恩考
共产党的信仰核心是唯物主义哲学观、无神论，唯物主义呢，必然排斥所有有神论，它把它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从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哲学观，所谓的世界观，这些现在我们称之为宇宙观。也就是说对自然学说的认识，对人类社会的认识。由于这样的一种哲学思想的所笼罩，它必然所导演出它的以这个阶级不断的发展的一套操作逻辑。人，无非是被异化为物的一种标志。当人分成阶级之后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是一定要被消灭的。那么当这个不断的人被消灭之后，生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所以，共产党在杀人方面它从来没有改变过，不光是对那些敢于反抗它的统治的人，它们是采取的是肉体的消灭，包括精神的这个奴役和摧残。对于普通的中国人他们也一样是漠视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我看了“九评”之后，我有个思考。为什么会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却制造了这么多的社会罪行，我觉得分析谈的是非常好，连我这样一个已经是反抗中国暴政这么多年的人都觉得深受教育，深受启发。
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喜欢共产党的几乎就没有了，但是要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坏，都清楚，要知道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恐怕还是需要像“九评”呀，像大批的揭露共产党那个罪恶统治的文章。而且当你真正认识到共产党这个政权邪恶的时候，你还有一个难点你很难超越，就是人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呢，我相信每一个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它是无所不在，在这样这个无所不在的迫害之下求得生存，那种这就是恐惧的代价，但反过来的这样一个对比，法轮功学员呀能够在这样这种在生命被剥夺的这种迫害之下能够坚持他们的信仰，他没有一种超越人性当中趋邪避凶和贪恋生存的这样一个人性本能的力量的话，是无法做到的。
战胜恐惧
当我开始就公开的反对共产党我突然发现，在我的心灵得到了一种释放，几十年以来，从幼年开始的笼罩在我这个心灵上的那种恐惧，无所不在那种恐惧，深入骨髓的恐惧，开始慢慢慢慢的消退了，当时我蒙朦胧胧的有这样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当一个人真正能放下你对生命…生命的贪恋啊，放下那些很世俗的那种计较的时候，你的勇气就会油然而生。而且，他是一种具有真正的幸福感。你那个时候你一个人可以活着，但是你没有尊严，没有自由，仅仅是维护你活着。啊！猪也在活，活得很好，只不过不知哪一天拉出去就宰了。它是不知道的。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去对待你自己的生命存在，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种对待生命存在的方式，我选择了：反抗，反抗什么？反抗，这样一种对生命摧残的专制政权。当我选择了反抗之后，当然带来很多迫害和压力。对家人的干扰啦，这个…很多…很多，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我也想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当一个人，你真正能够放下生死，中国有句老话，叫无欲则刚，无欲，我把它理解为无私，无私，当你超越了这个人性弱点的时候啊，你一定会得到一种来自心灵的回报，这个回报就是，你会享受一种享有人的尊严的心灵的安宁和宁静。
(待续）
我出生在上海。我父亲是出身在一个旅日华侨商人的家庭，他早年毕业于这个上海同济大学，在那年代受这个当时共产党在上海地下组织的影响，成为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的一个成员。那个年头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所以在…亿万的中国人就这么混混噩噩的在这样一些很吸引人的政治口号下，就跨越了整个一个所谓国家政治的变革。
我外祖父是早年是满清官派出去的留学生，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老同盟会的成员，等他这个旅日回到国内以后呢，一直在过去的老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和当年这个中共的党魁呀，陈独秀啦，李大钊啦，董必武啦，这些人都是同事。也是辛亥革命这个同盟会的老战友。辛亥革命这个成功之后，他当时作为湖北省代表，他和孙中山先生等人一起，现在黄鹤楼的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还登有一起合影的照片。我的外祖父是中华民国的早期国会议员。我母亲的叔公是当年这个国民政府的国军嘛，海军的中将司令。那么，还有一亲友是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等于是个传统的国民政府世家，这样一个出身。
那么，在共产党讲的就是解放上海的前夕，我母亲受她的同学的影响，她同学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组织的这个动员嘛…策反，策反就是所谓抛弃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迎接这个新中国的解放。撕毁了当年这个上海城防司令长官汤恩伯司令部发放的最后一班离开上海飞机的那个飞机票，撕掉，留下来参加革命。以后，她一直作为共产党的重要的统战对象。五十年代初期，她是上海交大和的团委书记。然后呢，一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对台湾的广播，统战，呼吁那些我们家在台湾的亲友和那些国民党军官、将士所谓弃暗投明，回归这个所谓祖国。按道理来讲，就是像我父亲也好，我母亲也好，都是在当年为共产党那个政治统治目标嘛，都算是出了很多力的人。我父母这两家人家差不多，也有几十位亲友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共的各次，历次政治运动中呀，被整死的，致死、致残、致伤、逼疯，几乎就是无一家幸免，没有一家幸免的。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那年，我是十一岁。十一岁哪，这个年龄就是一个刚开始对生活充满着这样一种向往的这样…，就说是开始去关注作为生活发生的一切的这样一个年龄。十一岁那年，是文革开始，当初我父亲在北京工作，那么，那年代，就是我也是被那种非常那种全民性的、一种非常狂热的这样一种民族的激情所薰染，？？当中非常兴奋在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一切，这个百万红卫兵，大串连，然后毛泽东在天安门这个所谓检阅红卫兵，一共好像是八次，其中大概最后的一次，我那时候也在北京。在文革在六六年的差不多年底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号召所谓砸烂资产阶级的这个各级权力机构，那时各级部委都停止了办公。我父亲被责令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们就这样到了江苏省的徐州的一个矿区。以后我父亲就进了"牛棚"。然后就经历了…，这个我想每个中国人经历过那个年代就很熟悉了。比如说：抄家；就说生活环境发生很大的改变…。在那个无处不以政治挂帅的年代，当你作为一个人，儿童也好，少年也好，当你不被社会所接纳的时候，被抛弃在人群外面的时候，你总会去想。
触及皮肉既是触及灵魂
我出生在上海的"华园"，"华园"是当年上海法租界一个花园的洋房，花园别墅区，当年，我们住在"零"区，这中国人都很熟悉，这是白杨和赵丹是我们家邻居。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有钢琴，出门还有那个老式的美国"奥斯汀"的那个小轿车，完全是个资产阶级…，家里的那些家具都是来自南洋的。作为像我这样一个孩子呀，原来从这样一个家庭，突然从这个社会的…我觉得通俗的形容就是一个贵族的家庭，一下郧落为社会的底层吧！那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的。
那时候，父母被关押，进"牛棚"被关押，我们就开始流浪，流浪在徐州的这样一个矿区，周围是农村。我们只要一出门，就被那些周围的那些农民，农民的孩子啊，或者那些社会上的那些出身好的红小兵们啊，红卫兵们啊，包围住殴打。殴打呢我记得印象很深，那里…接近…北方，北方的拾粪有个粪筐，我们经常得到的礼物是什么？浇你一身那个粪，大粪，哗！就浇上来了！那时候我还把它理解为受欺负而己，并没有更深入的去思考。因为打我们的呢到底多的还是那些孩子。就是他们也是受那个社会政治文化的薰染，他们认为你们是"狗崽子"，你就是应该被我们革命人民去镇压的。
那么当我经历这样一段过程之后呢，有一次给我相当强烈的震撼。那已经是67年啦！一批成人，什么样一批成人呀，就是当年一批积极的那些党员啦，那些团员啦，那些靠近党委的那些进步的那些…，那个政治年代就是以靠近党组织为进步的那些人。那年我才十二岁啊！打的…推向…怎么打…他们是那个…就是用一种木棍，我们当时叫柳条棍，也叫白腊杆，白腊杆也就是专门打人的那种棍子，毡毛皮鞋，踢了，我还很小，他们完全成年，一脚踢了都在地上滚，滚好几米远。小孩嘛！小孩被打，而且，你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打了以后就打昏过去了，就昏死过去了。昏死过去以后一直到天快亮了，半夜以后，天快亮以后，有那个露水，露水就滴下来了，滴下来以后呢，还有…我边上有个同伴的孩子找我来了，找我那个孩子爬在我身上哭，哭哪，慢慢慢慢的，露水加上他的那个眼泪就把我滴醒了，滴醒，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浑身非常痛嘛。完全…那个时候，我望着天上星星的时候呢开始领会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做：毛泽东讲的一句话，他说，触及皮肉既是触及灵魂。也就是说我从十二岁那年开始从人的心灵的这个层面上，就从灵魂的这个层面上去开始去感触这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一种社会所反应的人性，在真正开始去懂得这句话，叫做：触及皮肉既是触及灵魂。
仇恨
这是来自这个肉体上的这种摧残，这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在那个年代最痛苦的，最痛苦的地方是来自那种精神上的…那种完全的…精神上和人格上的完全被社会所抛弃、排斥这样一种孤立无助那种感觉。我们都理解，任何一个人，人之所以成为一种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每个人有他的尊严，当一个人的尊严被彻底剥夺的时候呢，人对生活甚至对生命都会是绝望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多次想到我去死…。很奇怪，这么小的年龄，就对生活非常绝望，这种绝望不光是来自肉体上的这种折磨，生活上的苦难，当时那个年头，我完全承受得了，还来自那种精神上一种非常强大的压抑，这种压抑是来自整个社会一种封闭型的对排斥在这个社会政治文化之外的那一批被打下去、被镇压的人所必然会产生那种感觉。
在我从懂事开始，我接触那个外部世界，接触那个文化，它教会我就是仇恨。这种仇恨，由于对这个发生这一切的政治原因并不了解，就是觉得这一切苦难所带来的都是缘由自己父母，谁让我父母是一个什么反动份子。随着共产党文化所渲染的那个所谓的敌人…阶级敌人。那么从我的内心我们非常希望像一个社会上大多数正常人那样去生活，但是我完全被排斥在外。
我记得我妈妈的时候管理过图书馆，管理过图书馆挺熟悉图书馆的情况，文革就全封掉了。封掉以后，我们当时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来自精神层面的那种安慰。有一次，我们这个…就是…爬到那个…爬那个窗子，爬到那个已被封掉的图书馆里去，就发现…就是…躲在里面看书，看书哪，一是躲避那种外界的政治迫害，另外一方面在那个年龄是充满了求知欲的年龄，我觉得就是能给我们生活或者对后来的希望带来很大安慰。当然被发现了，被发现以后，吊了这么大一个牌子，吊了个大牌子啊，在大操场上，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呀！被批斗。那是个矿区的学校，它是小学和中学连到一块，有差不多三万多名学生，拉到那个大操场上被批斗。
思考
在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我在整个走向社会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被作为，划为那个百分之五的那一类的，也就说是一直被政治斗争整肃的那个圈子里。尽管比如说我在工矿，在煤矿，煤矿的时候劳动非常艰苦，那年头大家都了解了，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嘛，早晨从下井，领矿灯开始，走到工作面就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然后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大家都了解了，八小时完了以后，上井，上井以后还要洗澡啦，更衣啦，这个…吃饭，最可笑的就是，在己经十多个小时繁重的劳动之后，还要进行政治学习，那个年代是每天两个小时政治学习，而我呢是每次两个小时被批判。
随着对这个这种社会现象的思考呀，我也观察在我身边一些工友们呀，那些农民们呀，我也发现，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出于一种非常非理性的，狂热的政治文化的这个笼罩下之后，人心是完全被扭曲了，人心被扭曲了，这像我把我对社会的恶反应在别人身上一样，他们也把他们对社会的恶发泄在我的身上。我从最初，我最初是不同情任何一个被共产党批斗、和打倒的人，我以为是罪有应得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是罪有应得的。慢慢我才发现不对。我觉得我也没做错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要这样的…整我，但是，随着强大的这个恐惧，来自共产党政权那种恐惧在我们身边生活当中不断的发生，有人被抓起来了；有人被枪毙了，有人又送到了劳改农场，在这样长期这样一种非常恐怖的政治文化下，我整个青年时代是处在失语状态。我记得我从十七岁一直到十七八岁之前，我没有话，我是一个很闷的人，不会讲话，也不讲话的人。在社会上就是说不需要你们使用语言的人，你每天只要完成，什么呢？一个是叫你去干活，你要去完成，第二个，你要接受批判，你要低头认罪，我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呀，它反应了两点，笫一点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是摧残人的生命，摧残人性当中最宝贵的那一面为代价的，来寻求一个所谓的理想社会模式，这个理想社会模式呢，永远是为政治宣传需要而服务的。
煤矿工人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就是说我们时间已经发展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是，我童年时代所经历的，我青年时代所经历的那种苦难，那种对人的生命的漠视；那种对人的尊严的和人性价值的剥夺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大家都了解了最近在中国频频发生矿难，现在死一个煤矿工人好像也就是赔个两、三万块钱，就一条人命，就死个煤矿工人…在中国，在这种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大量的来自贫困的农村，来自这些所谓"盲流"当中的劳动力，是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是足够的，所以由于对生命的不重视，不尊重，这从共产党这整个哲学文化当中、政治文化当中从来就没有对人的生命尊重这一说。当然他们的死亡不是由于政治迫害，但是他们的死亡却恰恰和这样一个政治制度，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当我看到频频报道这个矿难的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我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当我想想已经过去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但是，现在矿工们仍然经历着这么悲惨的生存状态。他们为了这个赚取一点非常微薄的工资，往往要付出他们生命的代价。这是我直接有感受的，那么是煤矿工人，其实在中国不光是反应在煤矿工人。
“九评”引发的恩考
共产党的信仰核心是唯物主义哲学观、无神论，唯物主义呢，必然排斥所有有神论，它把它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从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哲学观，所谓的世界观，这些现在我们称之为宇宙观。也就是说对自然学说的认识，对人类社会的认识。由于这样的一种哲学思想的所笼罩，它必然所导演出它的以这个阶级不断的发展的一套操作逻辑。人，无非是被异化为物的一种标志。当人分成阶级之后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是一定要被消灭的。那么当这个不断的人被消灭之后，生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所以，共产党在杀人方面它从来没有改变过，不光是对那些敢于反抗它的统治的人，它们是采取的是肉体的消灭，包括精神的这个奴役和摧残。对于普通的中国人他们也一样是漠视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我看了“九评”之后，我有个思考。为什么会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却制造了这么多的社会罪行，我觉得分析谈的是非常好，连我这样一个已经是反抗中国暴政这么多年的人都觉得深受教育，深受启发。
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喜欢共产党的几乎就没有了，但是要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坏，都清楚，要知道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恐怕还是需要像“九评”呀，像大批的揭露共产党那个罪恶统治的文章。而且当你真正认识到共产党这个政权邪恶的时候，你还有一个难点你很难超越，就是人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呢，我相信每一个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它是无所不在，在这样这个无所不在的迫害之下求得生存，那种这就是恐惧的代价，但反过来的这样一个对比，法轮功学员呀能够在这样这种在生命被剥夺的这种迫害之下能够坚持他们的信仰，他没有一种超越人性当中趋邪避凶和贪恋生存的这样一个人性本能的力量的话，是无法做到的。
战胜恐惧
当我开始就公开的反对共产党我突然发现，在我的心灵得到了一种释放，几十年以来，从幼年开始的笼罩在我这个心灵上的那种恐惧，无所不在那种恐惧，深入骨髓的恐惧，开始慢慢慢慢的消退了，当时我蒙朦胧胧的有这样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当一个人真正能放下你对生命…生命的贪恋啊，放下那些很世俗的那种计较的时候，你的勇气就会油然而生。而且，他是一种具有真正的幸福感。你那个时候你一个人可以活着，但是你没有尊严，没有自由，仅仅是维护你活着。啊！猪也在活，活得很好，只不过不知哪一天拉出去就宰了。它是不知道的。一个人也可以这样去对待你自己的生命存在，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种对待生命存在的方式，我选择了：反抗，反抗什么？反抗，这样一种对生命摧残的专制政权。当我选择了反抗之后，当然带来很多迫害和压力。对家人的干扰啦，这个…很多…很多，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我也想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当一个人，你真正能够放下生死，中国有句老话，叫无欲则刚，无欲，我把它理解为无私，无私，当你超越了这个人性弱点的时候啊，你一定会得到一种来自心灵的回报，这个回报就是，你会享受一种享有人的尊严的心灵的安宁和宁静。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