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保资金的违规放贷到福禧投资以低价从上海城投的子公司上海路桥手上夺得沪杭高速30年的收费经营权；从上海电气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标公司不是相关的跨国公司而是毫无业务关联的国内民营企业,到福禧神秘地从宝钢手上获得5％股份，从而拥有上海电气8.15％的股权,成为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在在说明,上海市政府才是本轮腐败案的幕后主角。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最后也是上海市政府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力挽狂澜。一方面从市经委调经委主任到上海电气接替王成明董事长，并通过诉讼让法院对福禧的8.15％做诉讼保全。同时“寻找更有实力的股东替代福禧”；另一方面，又安排上海年金中心提起诉讼要求福禧归还本金余额34.5亿及相关利息。
在本轮腐败案中,上海市政府以超然的身份，既扮演了操纵者的角色，又像是老百姓利益的维护者。8月15日，当上海市的领导在全市领导干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上宣布祝的问题并表明要“查清问题，决不姑息”的时候，不知是否问过自己，究竟是什么酿成了这场腐败案？
我们不妨把上海的经济模式叫做政府型经济。所谓政府型经济，就是政府直接控制和支配经济，金融资源。在机构方面，有大型的金融机构，比如浦发银行；有大型的投资公司，比如上海城投，久事公司，上海国际集团。在项目方面，政府直接参与立项，比如一级方程式赛车场。在资金调度方面，政府直接安排各家公司的股权转让。比如市政府为了控制对浦发银行的绝对控股，避免美国花旗银行的股权做大，安排多家国有股东将股份转让给上海国际集团和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而这两家其实是一家，）使国有控股占33.89％(见2006-05-09浦发银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从而关闭了花旗银行计划控股19.9％的大门。
此外，政府还运用行政手段，建立所谓“航空母舰”-----巨型企业，比如商业航母有百联集团，旅游航母有锦江国际集团，电气航母有上海电气集团。最近还成立了食品行业的航母，光明食品集团等等。政府通过建立此类大型的金融，经济机构和特大型企业来直接控制和支配整个社会的投资和资源，好听的讲法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其实质则是运用行政命令建立更加坚固的政府型经济，从而名正言顺地从市场经济退回到计划经济，从竞争退回到垄断，从市场退回到官场。
政府型经济把政府的行政权力与经济活动（各种交易）混合在一起，通过一系列整合，使上海市政府牢牢控制了整个社会中主要的人财物，成为上海滩名副其实的最大的老板。从而使政府不仅具有行政能力，还具备交易能力；不仅是社会的管理者，还是项目的经营者；不仅是经营者，还是经营失败后的补救者。（眼下上海电气和社保一案正是如此）。最不合理的，还是最后的审判者，道德的审判（比如上海的媒体对社保一案只字不提）和法律的审判都必须经过市委市政府。权力的贪婪莫过于此。
这是一个权力膨胀的政府。同“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相反的是，上海市政府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全能政府。因为害怕市场经济可能削弱手上的权力而逐步建立强势的政府型经济，其实质无非是对权力的贪婪-----政治权力之外，实惠的上海人还要控制经济和金融。所谓转变政府职能，不是权力转变成小了，而是更加大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社会经济和市政建设被认为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而所谓上海经验，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就是“抓住了资本大餐”。表面的看法是，政府型经济可以提高效率。但在缺乏独立法治，媒体不自主，“人大”只举手的时代，具有严重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型经济在操作过程中，必然滋长贪婪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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