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节选于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比利时神父雷震远回忆抗战时期中国的一本书《内在的敌人》。读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共抗日时期的真实一面，也可了解当时中国国情，以及人们的思想、信仰是怎样被逐渐蹂躏的。书中也涉及到了较广泛的党史资料，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参考。
共产党所用的恐怖政治，是一种暴行制度，从早期对日战争时，共产党便开始加于其自己国人，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开始使用在在中国的外国人身上。当共产党扩充速度逐年加速，直到最后控制全部中国大陆，他们更使用出极端的恐怖政策──大规模屠杀──作为他们党的政策。但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夏季之前，美国的报纸杂台，尚未详细报导共产党大量屠杀中国人的新闻。在若干情形下，共产党开始利用所谓“合法辩护”的滑稽剧，将被牺牲者定罪，而完成了千百万人的诛戮。他们对被逮捕的人，都加以“反革命”的衔头，予以处决。
那时候美国的兵士与陆战队，在韩国的激烈战争中负起重大责任已逾一年。联合国最初是以“警察行动”去制止北韩共党侵略新兴的大韩民国，直到毛泽东看到北韩面临惨败 而自中共大陆冲下后，这场战争就变成全面战争。
恐怖政策，开始是用蚊子吸血的战术，如匿名信及恐吓等，然后发展到阶级斗争的各种恐怖手段。实际上，用阶级斗争所维持的共产统治，因恐怖气氛的弥漫而巩固。最初，共产党努力造成人民不敢触犯共产党规律的恐惧。然后，当党里的党员在执行党的职责与任务显出疏忽或冷淡时，便每年举行几次整肃。这种整肃有双重作用：把领袖认为有危害于主义的一些“弱点”予以移除，同时使人民不断地增加恐惧心。这样，在恐怖之潮的起伏下，使人民变成微弱驯服而易于控制。
起初，共产党在乡间比在都市里更为残暴无情，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被消灭得比城里要快。他们在逮捕或处死人犯前，总是先捏造出一些假仁假义的口实；但有时也突然闯进一个曾经发表过反共言论的人的家里，立即予以处决。
在我常去讲道的一个望梅小村子里，有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叫王立贞。他虽然常给共产党很大帮忙，但却时常批评共产党。比较谨慎的朋友们劝他慎重一些，他只是一笑置之。
“你不必过虑”，他说。“我和共产党关系很好。我帮助他们。我们彼此了解。我是一个独立份子而有独立思想的人。我觉得有必要时便对他们加以批评。”他说。
“你的独立思想正是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一位聪明的朋友告诉他。“隐蔽起你的思想。不要多言多语”。
但是王立贞是一个顽强而自恃的人。他耸耸肩说：“我还要说，我没有可怕的。他们晓得我协助他们，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可以批评他们”。
在一天夜里，几个共产党跑到他门前，用高声而友好的口吻唤他出来。他的直觉警告他，他静悄悄地听着，没敢到门口去开门。
外面领头的人开始责骂他失礼。他对此仅作冷笑，同时，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行为是否聪明，他决心不去开门。他总以为过一会这些人便疲倦了，那时便会云消雾散。他的惊慌并非无理。
外面的嘻笑声和花言巧语愈来愈甚，王某已经把手放上门上准备开门。他的妻子将他推开，倒在他的脚下。用力把他双脚抱住。她恐惧得战栗，请求丈夫不要开门。
王某和共产党的战斗继续了多时，最后他被说服，让步开门。王某微笑着同他们打招呼。他们的态度也很和霭。突然两个人捉着他的臂，这群人蜂拥而上将他带走。后面传来他妻子的嚎啕声，他绝望地回头看了一下，因为他晓得他再不会看到妻子、家和孩子了。
一路上共产党取笑他，污辱他。全村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头。有几个人曾经偷看，当抵达村外郊野时，骚闹取笑声变成拳打脚踢和棍打。他们看到王某被拖走的方向。
稍后，在黑暗中共产党又走回来，王某已经不在了。消息传出后，王某的朋友跑去找他。离村不远，发现到他的尸身。他倒在血泊里，死在乱刀之下。两位朋友把尸体翻过来。另一位朋友用一件衣服盖上他被砍下的头，死人头的眼睛放出恐怖的凶光，显然是他还未即闭眼便死在利刃之下。
王某不是共产党，他曾和他们友好，并对他们予以协助。他的罪名是由于他顽强地保持他批评的权利。王某的被谋杀仅因他坚守着中国人传统的独立自由的谈话，所以他的惨死深深影响到邻人。共产党对非共产党或反共产党的恐怖手段，有时他用于党内的同志， 作为制压党内叛逆的有效方法。我熟记一件这类的事情。
战前，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安国县一位地方监狱所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为人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坏。他的最大缺点是酷爱杯中物和懒散舒适的生活。后来丢掉了工作，跑到其他地方，此后我有好多年没看见他。
一九四一年，当安国和河北的大部份都沦于共产党控制时，我开始特别小心，在那时我又碰见他。
某天清晨二时，我正在教区内一个小村庄上的教友家里听取忏悔。几个人跑来告诉我共产党已经晓得我在这里，镇上的警察所长正在跑来看我。
“告诉他们我在睡觉，等一会我见他们”我说，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完成职务，并须集中精力准备斗智，但在不旋踵间，一位没有武装的共产党已经追踪而至。主人只好请他进来见我。我认出是老相识──以前安国县的监狱所长。我们热诚地打着招呼，但我的朋友都感觉怀疑。他们立刻拥进我和那位共产党谈话的房间里。一个人拿进茶杯，另一个人开始扫地，慢慢地小心地扫来扫去，第三个人又拿进冲好的茶水，另一个又在忙着整理桌椅。这些行动自然都是为拖延时间，中国人作事常需要充足时间以考虑行动方法，当我这些朋友作这些多余的小事时，他们正在分别计划，如果这位共产党对我的安全有任何阴谋时，怎样使我逃脱。
最后这位共产党发怒了，命令每个人都出去。他们缓缓地勉强提步走出，用悲悯的眼色偷看我，我神色自若地向他们微笑。
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以后他向我跪下，恳求我救他的命。我怀疑他用心不善，不为所动。吕正操曾经警告我，假如我再被他晓得拯救任何中国人生命时，他就枪毙我。“你是一位共产党员”。我说，“共产党不会杀害自己党员的”。
他低下头去。
“就一般情形而言是这样的”，他答道，“但我的情形不同，我晓得他们要清算我”。 “为什么呢”？我追问着。
他踌躇了一下。
现在我确认他是用计谋来软化我。
“你记得我爱一点酒”？他说。
我点点头。
“我曾喝醉一次酒，受过一次警告。但是我又喝醉了第二次，现在我晓得我的日子已经有限了”。
我已经把他拖起来请他坐在一个小凳上？他从凳子上抬起头来看着我。他面孔显示得坦白无邪。他讲的话也很合理，但是我经验共产党的诡计太多了，虽然听来句句有理，但也无法置信。
“你不相信我”！他说着又跪了下去。
“站起来”！我发看怒说。“你要我怎么样”？
他用手掩着脸，混身开始颤动。当他再抬头看我时，显然已陷入病态。面呈绿色，并且流下汗来。我开始盘询他。我用许多相同的问题反复讯问，有时加上新的问题在旧的问题上，有时改变一下成语或口气，应用了我所能的反覆讯问技巧。
他是加此卑怯如此急切于挽救自己命运，以致他表示，为了顾全生命他不惜投降日本。这样继续有四小时，最后他说：“我将使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将告诉你一些共产党的秘密以证明我的真诚”。
我抑制住我的情绪，表示出漠不关心，淡淡地看他一眼说：“噢，是吗”？
于是他开始叙述一连串的共产党罪行，我虽然听惯看惯这些暴行，也深觉惊骇。
“我不在乎杀人”，他夸张地说。“我自己曾经杀过许多人”。“多少”？我问他。
“单我自己经手杀过一百五十人。经我主持，加上同志协助，所杀的人更数不清”。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间他。
“我被迫如此。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时，我便须杀人。都是我工作的一部份。这样使我 得宠使我升级”。他完全坦白地说。
这个人是投机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对这种人只是尽力利用，但永远采取监视，且不会信任得过久。
他告诉我，当一个共产党员认为另一党员思想动摇时，便可以把他杀死。
“不用报告共产党官员吗”？我问
“是的”，他答道。“他可以杀掉同志，理由是恐怕在报告前被他跑掉”。
我知道这是实话。我开始相信他所讲关于自己的事，可能是实情。他从我的眼神看到我心情的转变。
他深吸了一口气，靠近我作耳语。
“明天你要离开这村子，对吗”？他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继续说下去。
“你必须经过那座桥──除此无他路可走。在桥上你将被便衣人员截住。如果他们在你 身上发现任何不利于你的东西──不论是什么东西──你便会杀掉。现在你相信我 吗”？
“是的”，我说，“现在我相信你了。但是你要明白，我不能帮助你跑到日本人那方面 去”。
“我明白”他说。“我接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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