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久攻上海不下，又起内讧，实力削弱，清廷催促曾国藩趁机拿下南京。此时，久被太平军围困的上海士绅派人向曾国藩乞师。曾国藩对援兵上海颇为犹疑，后来原定的主将曾国荃又因一心拿下南京之役的头功，不肯领兵。时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却从中看到了独立崛起的前景，主动请缨。机遇就这样落到李鸿章头上。本版内容摘自《李鸿章家族——晚清第一家》(宋路霞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李鸿章“于众疑处而不疑”，自告奋勇援师上海
1861年7月，当李鸿章重新来到曾国藩身边的时候，太平天国之役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湘军已夺回了安徽省城安庆，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局势；在南京周围，有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部重兵压境；太平军建都南京后没再大军北上，直逼北京，而是派小部队北去意思意思，把重点改为进攻长江三角洲，去中国最富庶的地方－－镇江、常州、常熟、昆山、苏州、上海，捞实惠去了。但是他们在上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几次攻城不下，上海租界里的英法联军，还有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机动部队(洋枪队)，以及少数清军，不那么好对付。同时，太平军上层内讧，大开杀戒，先自削弱了不少战斗力……这就给曾国藩以可乘之机。清廷一看有“苗头”，忙不迭催促曾国藩，乘胜追击，力争一举拿下南京。但这时，在上海城内被太平军围困了很久的商人和士绅们，感到吃不消了，他们的生意和生活已经受到极大的影响，怕夜长梦多，上海一旦陷落，整个江南必不可收拾，于是派代表来讨救兵了。
李鸿章的淮军士兵
1861年11月8日，上海官绅厉学潮、钱鼎铭等人，代表被太平军围困在上海县城里的商人和士绅，乘外轮来到安庆面谒曾国藩。他们递上苏州宿儒冯桂芬的一封长信，信中冯桂芬认为，上海一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目前上海“将怯兵惰，旦夕不可恃”的状况，而上海物宝天华，月可征得饷银数十万两，若落入太平军手中则天下更无太平之日了。目前乘太平军内讧之际，官军大可与洋人的“洋枪队”配合，克敌制胜。钱鼎铭等人甚至声泪俱下，叩头乞师。
当时曾国藩和清廷的眼光只看到南京就在眼前，急于发重兵拿下南京，没有看清苏浙两地大有钳制南京的后劲，所以起初曾国藩对开赴上海颇有些疑虑，一是担心上海地方太远，宛如“飞地”，一旦形势有变化，“声援不相达”；更重要的是，上海一地，南面和北面已被太平军占领，而东面是大海，在军事上是个“死地”，没有回旋的余地，万一失利反而不合算，因此犹豫再三。
而李鸿章鬼才心眼多，他从丰富的饷源看到了士卒作战的积极性，从太平军大军攻城不下，看到了上海的“人气”，甚至看到了“以沪平吴”的前景，所以极力怂恿曾国藩派兵前去。曾国藩最初的计划是让曾国荃当主将，而配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副手分兵援沪。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两，实为天下膏腴。”谁知曾国荃的见识还远不及他大哥，他不理这一套，一心要在拿下南京上创建头功，这就给了李鸿章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有一天曾国藩召集湘军将官开会，商议援沪事宜，结果将官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想去那个“死地”找死。这下急坏了搬救兵的上海人，钱鼎铭遂夜访李鸿章，以“世交”的身份再次拍胸膛，以丰厚的饷源相保证，怂恿李鸿章主动请缨。他说上海一地有的是钱，缺的是能打仗的兵和能领兵的将。李鸿章问他，将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像你这样的就行。李鸿章的高明在于“于众疑处而不疑”，恰恰认为援兵上海，是一个独立崛起的好机会，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自告奋勇，愿意编队前去。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淮军。而在当时，他手里还无一兵一卒，还只是个曾国藩的文案(秘书)呢。
组建淮军，李鸿章把安徽老乡的关系用足用透
李鸿章受命编练淮军，因前有他们父子办团练的基础，跟合肥肥东、肥西的哥儿们都混得不错，所以数月即成。他叫他的弟弟李鹤章去家乡肥东招募丁勇，把过去被打垮的摊子再收拾起来，他自己则把重点放在肥西。因为肥西历来民风强悍，各个山头、豪绅、地头蛇筑寨自保，咸丰以来更是山头林立，号称“民团”。他们在数年的太平军、捻军和清军的拉锯战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强，形成了几个山大王，而以张树声势力最强。
这回又是老天长眼。张树声的父亲张荫谷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关系不错，当初李文安回乡办团练时，还曾把他召入幕府。有了这层关系，李鸿章自然就有了与之通话的资本，他们成了“世交”。
终于有一天，张树声把周氏兄弟和刘铭传请到了自己的圩子里，仿照桃园三结义的办法歃血为盟，然后说，咱们兄弟这些年来很不容易，但是长期这样当山大王也不是回事，男子汉总得要个功名。听说李家的李少荃现正在曾国藩的手下做事，正在编练淮军，饷银不愁，我们不如去投奔他吧。几位兄弟想想也就同意了。于是由张树声起草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湘军大营。据说曾国藩看到这封信后，兴奋地拍着李鸿章的肩膀说:“独立江北，今祖生也！”把他比做东晋的祖逖了。
拿下了“三大王”，李鸿章又去找潘鼎新、吴长庆和刘秉璋。潘的父亲被太平军杀死后，潘正在三河镇办团练，誓死为父报仇，所以李鸿章一封信过去，他正求之不得，立马率部前来。吴长庆的父亲吴廷香是跟李文安一辈的团练头子，与李家也算有过交往，战争中也被太平军所杀，与太平军有不共戴天之仇。至于刘秉璋本人，他的家乡也被太平军洗劫得很干净。李鸿章自己的父亲和妻子也是死于战乱的。如此如此，李鸿章手下汇聚了这样一帮子与太平军有杀父之仇的将领，官兵的情绪和战斗力可想而知。
李鸿章太明白安徽人的心性了，面子比天大，乡情比地深，只要够交情，要头也能给。哪怕有一丝八竿子打不上的“关系”，说有用的时候就有用了。所以他尽可能把老乡的关系用足用透。就这样，他七捣鼓八捣鼓，居然历时仅数月，就拉起了有十三个“营”的上万人的淮军部队。与此同时，李鸿章还留意招募幕僚，他的安徽同乡周馥(从此跟了他四十年)，还有后来成为亲家的蒯德模、蒯德标这时都成了他的幕僚。当然，跟刘秉璋更近乎些，他们从师生关系发展到同僚，亲家，天下太平后，李刘两家共配对了七门婚事。
九千淮军衣衫褴褛，坐英国轮船开进上海滩
1862年4月5日至5月29日，这支新组建的淮军前后分七批，乘坐钱鼎铭等上海士绅花18万两白银租来的英国轮船，前往上海。据周馥后来的回忆说，船过南京的时候，清清楚楚地看到江边堡垒上全副武装的太平军将士，一个个剑拔弩张，他们只是由于外国轮船而不敢开枪，眼睁睁让淮军从眼皮子底下溜过。而淮军士兵也生怕遇到意外，一个个闷头不敢出声。九千淮军，就是在这张外国“虎皮”的掩护下，到了上海前线。
上海这个五方杂处的花花世界，此时已有了二十年的开埠历史，满天满地都是势利眼，哪能看得起这群叫化子般的淮军呢？大概除了钱鼎铭等少数人，没多少人会相信，这帮老土能够打败太平军。李鸿章当时驻扎在城南的徽州会馆，他沉着地对部下说，不要在意那些流言蜚语，但看谁会打仗，能否打胜仗。
他一方面严肃军纪，抓紧训练士兵，积极备战，另一方面自己也要熟悉环境，包括与在沪的中外官员“过过招”，尤其注重考察洋人的军队和武器装备。他甚至不惜化了装，混上英法联军的军舰，看看洋人到底有多少实力，武器到底有多么厉害，为什么能顶得住太平军的进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不断地惊叹，人家那枪、那炮，尤其是那落地开花的大炮……哎呀，把他羡慕得只差眼珠子没弹出来。李鸿章的聪明还在于他绝对是个现实主义者，从那一刻起，他就无时无刻不想着办洋务的事:我们自己也要造枪、造炮、造军舰！
还没等他去造枪、造炮、造军舰，战斗就打响了。1862年6月，太平军的李秀成率万人大军对上海进行第二次战略围攻，形势紧急。然而李鸿章已通过在广东办厘捐的大哥李瀚章，火速从香港买了三千支洋枪。关键时刻，当大哥的又一次帮了他的忙。
进入上海的第一仗关系到李鸿章的声威和淮军的军威，关系到能否在上海站住脚，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据说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这时也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烈。张遇春率队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渐渐退了下来，刚跑到桥边，被李鸿章撞见。李回顾左右说:“拿把刀来，把他头砍了！”吓得张遇春不得不硬着头皮返回去再战。张遇春是淮军最早的营号，又是李鸿章亲信，在此万分紧急关头，李鸿章要拿他来开刀，其他将领看在眼里，只有铁心死战。这时程学启部来了个里应外合，终于击退了太平军。
接下来8月和10月，又是两场恶战，由勇猛善战的程学启部和刘铭传部，打太平军的谭绍光部。刘铭传是率领洋枪队上场的，打得极其过瘾，大获全胜。
接连三个胜仗一打，是骡子是马已经拉出来蹓过了，上海人不得不佩服这帮穿着像叫化子一样的淮军，中外人士不得不拿正眼来看李鸿章了。英国人的报纸也大拍马屁，说这支淮军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清廷也大为欣慰，马上把原先给李鸿章的那个虚衔去掉，改为实授江苏巡抚(两个月后，又被任命为五口通商大臣)。这样，李鸿章就因战功而当上了江苏省的“巡抚”，开始考虑如何进攻省会苏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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