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使一部分人经济条件等方面都得到了改善，过上了好日子。很多人想出国，但是又没有门路，便选择了结婚出国这条途径，于是一些民间组织和个人利用人们急于出国赚钱的心理，以介绍结婚出国为手段，从中赚取中方当事人的高额中介费。
目前延边就有人专门做涉外婚姻的生意，因有关部门对结婚出国审查相当严格，涉外婚姻只能做“黑市”交易，延边的涉外婚姻主要以韩国为主，有的人想通过假婚姻渠道，达到出国的目的。近几年来，想通过涉外婚姻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中韩两国“媒人”联手牵线搭桥，撮合中国人和韩国人假结婚，但是大部分人钱也交了，结婚手续也办了，但就是签证办下来出不了国，落得个人财两空的结局。想结婚出国的人这才如梦初醒：被涉外婚姻“忽悠”了，花的几万元钱打了水漂儿。
几万元钱买个韩国“对象”登记，遭拒签后音信全无
从多数受害人反映来看，这批涉外婚姻大多集中在2004年到2005年之间，这两年期间办理与韩国人婚姻的人大多数没有办成签证，也就出不了国了。
和龙市的张军先生今年42岁，一直想出国闯一闯，所以至今未婚。他邻居家的一位朝鲜族姐姐金美子前几年嫁给了一个韩国人，在和龙定居，并生了一个儿子。2005年5月，金美子对他说，“你想出国，我的韩国籍丈夫可以帮助你合法到韩国定居，我们夫妻俩做担保，你只要交7万5千元人民币就可以了，一切全由我们来办理。”她的丈夫申耿植也说：他帮助办理的有好几个人，都去了韩国。他可以帮张军介绍一个韩国女子，跟她结婚，就能合法到韩国定居。并说，“你还是个单身，人家也许还能好好跟你过日子呢。”当时张军想，这样也好，既解决了自己的婚姻大事，也可以到国外闯一闯，就答应了。
不久后，申耿植领他到延吉中方介绍人尹京顺家里“相亲”，与韩国女子朴银珠相识了，与朴银珠一起来的还有一位韩方的中介人。张军与朴银珠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双方互相谈了各自的经历，两人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又都是没有结过婚的单身，并且年龄相当。他对女方很满意，认为她挺朴实真诚，也是真心的，加上在场人的说合，朴银珠也表示对张军满意，婚事就算定下来了。然后由金美子和申耿植做担保，张军与介绍人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张军交中介费，结婚和出国手续由中韩双方介绍人全权办理，如果一方反悔应负全部责任，因某种原因不能出国，由韩方赔偿张军全部损失。张军想，有熟人金美子和申耿植做担保，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于是在协议上签了字。第一次交给尹京顺31800元，作为办理结婚手续费。
协议签订后，张军与朴银珠举行了简单的相亲仪式，把亲戚找来一起吃顿饭，就算是订婚了，并且照了结婚照。据说，有的人为此还举行了正式的婚礼。此后张军陪朴银珠逛了几次街，朴银珠对他说，她对延吉印象不错，将来可以考虑来中国发展，这让张军更放心了。过了几天，朴银珠回国后，他们之间通过多次电话。
又过了几个月，韩国的相关材料寄来了，张军又交给尹京顺3万元办理签证费，这样他共支付了61800元。张军到韩国驻沈阳领事馆递交了材料，领事馆答复说材料需要审查3个月。3个多月过去了，领事馆方面通知他去取签证，他满怀信心地去了，可是拿到通知书一看，傻了眼，领事馆给他的是一纸拒签通知书。
回来后，他去找尹京顺，早已没了人影，电话也打不通了。又给韩国介绍人和朴银珠打电话都没人接了。他又找金美子，金美子说有她在肯定没事的，这事还可以接着办。可是今年4月，金美子和丈夫也去了韩国。除了交6万多元的中介费外，加上其他费用，共花了7万多元。那些钱都是向人借的，出不了国上哪挣钱还啊？连生气带上火张军病倒了。
其他人和张军的涉外婚姻经历基本相似，先是由熟人牵线，再由介绍人领来韩国“对象”，交几万块钱办理婚姻注册，遭拒签后，中介人与“对象”全部无影无踪了。
珲春市刘新桂先生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他是出租车司机，未婚，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韩国女子崔明俊，当时没有明说是介绍对象，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人互有好感。他开着出租车拉着崔明俊在旅游景点玩了好几天，得知她没有丈夫后，就向她求婚，崔明俊也同意，并答应回国后马上办理婚姻手续，刘新桂负责办理这边的手续，但是需要花很多钱。他留了个心眼，刚认识不久，不能把钱交给她带走。就和那个朋友商量找到一家公司全权代理，这家公司承诺在3到6个月之内让他和韩国“对象”结婚。于是他把出租车卖了，交了3万块钱给公司。事情办得很顺利，3个月内韩方的手续来了两次，这让他很高兴。可是后来就一直没有消息了，到那家公司找，已是人去屋空。
他们大多是下岗失业未婚或离异的中年男女，借高利贷支付高额的中介费
在受害人当中，大多是下岗失业或者农村的，离过婚的中年男女。这些人年龄大了，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到处打工维持生活。因此想换一个环境，改变贫困的处境，便走上了涉外婚姻的这条路，这样可以出国挣钱，或者在异国找到终身伴侣度过后半生。满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于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全部的希望都押在了涉外婚姻上。由于拿不出一大笔介绍费，不得不变卖全部家当，向亲戚朋友高息借款，凑足后交给中韩中介人全权办理结婚和签证手续。
延吉市兴安村的金光先生是个农民，靠种地为生，1999年妻子出国后就离了婚，家中还有老母亲和上学的孩子，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维持。他不甘心这样生活一辈子，就卷入了涉外婚姻的大潮中。2004年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家的朋友鼓动他出国赚钱，并给他介绍了一个韩国女子，说和她结婚就可以出国了。他没有多想就同意了，但是要花6万块钱，他拿不出这么多钱，他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自己没有房子，就以老母亲的房子作抵押，以2分的利息借了6万块钱。他说，他花6万块钱不算最多，他们村有的花了10多万元也没办出国。
所有的受害人都说，他们都是高息借钱来交的中介费，本想出了国以后打工赚钱还借款，可是出不了国这钱可怎么还啊。池秀兰家住汪清县偏僻的农村，2000年和丈夫离了婚，便在汪清、延吉这两地之间辗转打工，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元收入。她是在2005年办理涉外婚姻的，介绍人崔风淑、张相哲给她找到了一个韩国男人，让她准备2万5千块钱，3天内必须交上来才能给办，她马上从朋友那开始借钱，还抬了3分利借了2万5千块钱。过了几天，池秀兰带着钱来到崔风淑的住处，把钱交到了她手里，同时也看到了给自己介绍的韩国男人。交了钱，也见到了人，池秀兰心里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崔风淑承诺3个月内办妥，让她再交1万块钱的结婚费用，可是池秀兰又借了1万块钱交给崔风淑后，崔风淑后就没了踪影，打电话不接，上家里找也见不到人影。在找人的过程中，池秀兰还遇到了和她遭遇一样的人，大家都意识到被骗了！
许多受害女士与池秀兰有着相同的婚姻经历以及涉外婚姻的遭遇。延吉市的宋丽女士十多年前因单位倒闭而失业，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离婚后几乎是清门出户。这些年来她到处打工，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只能勉强维持娘俩的基本生活，女儿上学时成绩不错，读完初中上不起高中，只好辍学打工了。为了结婚出国，借了3万多块钱，希望出国后打工挣钱还债，可是希望变成了泡影。
当事人与韩国“对象”只相处几天，见过几次面，对对方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没有感情基础，为啥就这么轻易地把钱交给人家呢？延吉市的金光说，就是傻呀，对涉外婚姻什么也不懂，怎么办也不明白，交了钱就让介绍人办理。寻思周围的人当中确实有成功的例子，别人能出去我咋不能出去，加上有熟人担保，对“对象”的感觉也不错，所以就同意了，后来又在韩国登记了，就更加信以为真了，就是借钱也要出国，因为出了国一切都好办了，不仅能还清债务，还能挣大钱。其他人都有类似金光的想法，其中也有人心存侥幸心理，明知道有风险，还是想赌一把。
那么他们是真的和韩国人结婚，还是通过假结婚出国后再解除婚约呢？有的人不否认有这种打算，但是很多人表示，如果双方觉得合适可以相伴终生。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过不幸的婚姻，如果能在韩国找到满意的对象，又达到了出国的目的，两全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图们市的王学军先生说，自己离婚多年，想再组成个家庭也不容易。当有人向他提及涉外婚姻时，他犹豫过，可是通过“媒人”一番花言巧语，他答应同意看看再说。等到与韩国女子“相亲”时，对那个韩国女子印象不错，真的打算和她到韩国生活一辈子，为了办理手续共交给介绍人6万块钱，结果还是被悠忽了。像他这样真想结婚的大有人在，珲春的几位受害女士说，至今还盼望着与韩国“老公”团聚呢。
涉外婚姻特点是，共有四个人参与分为四种类型
吉林延大律师事务所国际部部长许贵哲介绍，到目前为止，他们共接受700多人的涉外婚姻诉求，还有不少人来电话咨询。
许贵哲说，从受害人反映的情况来看，每起涉外婚姻共有4个人参与，即中方当事人（想去韩国结婚的）、与之相对应的韩方当事人（结婚对象）、中方介绍人、韩方老板（婚介所老板）。中方介绍人有的是合法的婚介所，有的是个人行为。
延吉市的宋丽女士说，有的人一人扮演两种角色，既是介绍人又是受害人。给宋丽当介绍人的是她家的亲戚，这个人本身也想结婚去韩国，并且交了介绍费，反过来又把宋女士介绍给中方介绍人李美善，从中赚取介绍费，但是她也未能去成韩国。
许贵哲说，涉外婚姻中方介绍人、韩国老板都是以赚取中方当事人钱财为目的，分为4种类型：
第一种，韩国老板、中方介绍人与中方当事人形成婚姻协议，中方当事人交2.5万元左右的定金。韩国老板和中方介绍人拿到钱后，神秘消失，再没有消息。
第二种，韩国方面领来当事人对象，双方交流，照结婚照，中方把个人资料送到韩国，办理结婚登记，中方当事人再交2万到2.5万元，以后再无消息。
第三种，韩方寄来邀请函，中方当事人再支付1万到2万元办理签证，到领事馆签证遭拒签，出不了国，钱也损失了，这种类型占大多数。
第四种，极少人到了韩国，呆上一两个月后，被韩国警方拘留，最少50天，最多80天，然后驱逐出境，这样的人受害最大。原因是有人举报他们涉嫌假结婚，触犯了韩国婚姻法。还有一种原因是韩国老板本人是被韩国认定的诈骗犯，与他相关的人入境都是非法的。
另外从当事人反映的情况看，在与“对象”见面交流时，韩国“对象”似乎是事先编好的，说的内容几乎相同：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对对方很满意，希望共度一生等等。这样很容易引起同样有过痛苦经历的中方当事人的共鸣，并对其产生好感，便决定共同安度晚年，难怪有人“相亲”时便“一见钟情”。“对象”回国后还经常来电话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让中方当事人很受感动，但是拒签后便再无音信了。
有的人说双方通电话一方面是真心问候，另一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因为电话记录、照结婚照、户口本上未婚的改为已婚、离婚的改为再婚，都作为办理签证的材料。延吉市的宋丽说，她与韩方当事人只在“相亲”和照像时见过面，以后再没有接触。虽然能过几次电话，语言不通，只是随便应付几句，为办签证不得不这么做。
有多少人在做涉外婚姻生意无人知晓，又有多少人受害以及遭受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这些涉外婚姻给中方当事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到底有多少人从事涉外婚姻的生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据说在延吉就有几十人之多，每个介绍人平均介绍10到20人，多的达到100多人，在珲春通过李英介绍的就有30多人。受害人平均损失5万元，全州又有多少人受害，及其遭受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按1000人计算，就是5千万，实际数量要多得多。华烁律师事务所所长张保华说，近来上他们律师事务所来咨询涉外婚姻的人很多,每天要接二十几个电话,保守估计延边结婚出国遭拒签的有几千人。
受害人本身就是贫困人员，损失几万元钱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绝大多数人不仅是一无所有，而且债台高筑，甚至无家可归。
延吉市的金光为了还钱，不得不把房产以4万块钱转让给债权人，一家三口人搬出来租房居住。另外向弟弟借了一部分钱，总算把借款还上了，但是弟弟的钱也是要还的。
像金光这样有一定偿还能力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人本来就没什么财产，高息借款更无力偿还，池秀兰的便是其中之一。一间阴暗低矮的小草房，冰凉的土炕，屋子里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惟一能看出来是有人在住的痕迹是空荡荡桌子上摆放的一堆药瓶，这就是池秀兰目前的生活境况。这个房子还是管同村的一家人借的。几万块钱白花了，池秀兰一下子经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病倒了。“今年春天时就感到难受先去了延边医院检查，结果是子宫瘤，后来回到汪清县医院检查，大夫让赶快做手术，说是病得挺严重的，可是手术费用要一两万，我现在已经欠了两万五的高利贷了，这手术的钱上哪拿啊？”池秀兰的儿子今年22岁，前几年就搬过来和她一起住，后来看母亲生活的实在辛苦，就主动辍学在外打工，知道母亲被骗，今年年初又到吉林市打工帮母亲还债，“他在那也不容易，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除了自己吃饭外，把钱都寄给了我，可那只有几百块钱。我现在还没敢告诉他自己有病需要手术，怕他上火该回来了。”自从有了病后，池秀兰的生活更加困难了，在外打工也做不了重活，偶尔回村里给别人家帮忙铲地拔草挣点钱好买药。已经走投无路的池秀兰打算过一阵，身体恢复一点，回山东老家让兄弟姊妹们帮着想想办法，筹点钱，“他们现在过的也不好，我也不好意思回去，可是现在的情况让我不得不回去啊，借钱的人现在不时的来要债，我得想办法把病治好了才能再打工还钱。”想想骗了她钱的人，池秀兰把手里的纸巾狠狠地撕扯着：“我现在恨死他们了，怎么能这么骗我们的钱，这些钱都是好不容易借来的啊。户口、离婚证、身份证全都在那两个人手里，现在的身份也是已婚。”
一切期盼和等待化成了泡影，许多人因交介绍费把所有家产都卖了，落得个无家可归的结局，连房子都租不起，只好暂住在亲戚家里，靠打工赚钱慢慢还债；有的人因为怕人家来讨债又没钱还，整天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甚至有的人为了躲债，干脆离家出走，不知去向。
他们经济上的损失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被债务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都不好意思见亲戚朋友，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图们市的李昭说，自从认识韩国“对象”后，不仅支付了几万元的手续费，还为他花了很多钱，“对象”第二次来中国送材料时，李昭还到沈阳去接他。看到自己已经上了他家的户口本，当时很高兴，以为出国已成定局，可是“对象”回国后，电话也少了，最后联系不上了，她气极了，找介绍人也找不到了，才感觉被骗了。“韩国人不仅骗了我的钱，也骗了我的感情，让我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珲春的几位女士说，她们和韩国“老公”感情很好，因为拒签使他们天各一方，不能相聚，内心很痛苦。甚至有人说，现在连死的想法都有，可是一想到韩国的“老公”，就不想死了，为了“老公”而活着。
他们本来是未婚或者离婚的，现在户口本上成了“已婚”，如果再想结婚的话，首先要解除婚姻关系，可那还得花很多钱的，而且办起来挺麻烦，现在还没有精力和能力考虑这个问题。
有关人士提醒人们对涉外婚姻要慎重，不要掉进涉外婚姻的陷阱
不甘心损失几万元钱，受害人开始不停地上访投诉，本来素不相识的他们通过咨询投诉走到了一起，强烈要求相关部门为他们主持公道，挽回损失，可是没有哪个部门出面为他们挽回损失。
这一系列涉外婚姻该如何定性，算不算婚姻诈骗，能否挽回损失？对此法律界人士有自己的说法。
华烁律师事务所所长张保华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被中介人骗了，其实这些中介人中一部分是真的从事涉外婚姻的骗子，不排除有诈骗的嫌疑，而有些是专门介绍涉外婚姻。单从结婚来说，手续确实办了，而且户口也落在了对方家中，只是花费的代价太高，通过正常途径办理涉外婚姻的用不了这么多钱，关键的问题是签证问题。被拒签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手续不全，不符合审批条件，另一个原因是手续齐全，但韩国方面怀疑是假结婚非法移民。目前韩国对这种涉外婚姻管理非常严格，也抓了很多从事非法中介的人。这些活动属于民间和私人行为，出现这种结果到底该由政府哪个部门介入，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张保华说，韩方来中国“相亲”的对象也属贫困人群，即使真的出国结婚了，未必能像设想的那样美满，他们来中国的费用全部是中方当事人的钱。现在中介人都找不到了，钱也挥霍掉了，所以这笔钱很难追回来了。该律师事务所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与韩国方面协作，解除受害人的婚姻关系。
延大律师事务所国际部部长许贵哲说，韩国不法人员在中国诈骗行为发生过许多例，从他们受理的韩国人诈骗中国人钱财的案例来看，形式不同，但都是以诈骗中国人的钱财为目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劳务输出诈骗、邀请中方人士到韩国挣钱诈骗、婚姻诈骗、拖欠中方劳务人员工资、金钱诈骗（以办合资企业、贸易为名进行诈骗）。在受理的1200多起案例中，婚姻诈骗占到70%以上。从韩方来说，办理中韩婚姻就是为了骗取中国人的钱财，因为有些韩方老板就是诈骗犯。当其他诈骗行为在中国行不通的时候，他们利用中国人急于出国的心理，又搞起了婚姻诈骗，婚姻诈骗简单易行，更有利可图。从中方来说，介绍人是为了赚取中介费，中方当事人的钱除办理结婚登记、签证、韩方当事人的机票等费用外，大部分被韩国老板拿走了，韩方当事人得到一少部分酬劳，中方介绍人只能得到少量的介绍费。从法律上讲，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机构才可办理涉外婚姻业务，而中方介绍人作为个人或民间组织，做涉外婚姻生意获得利益，也应当负有相应的民事责任。
至于能否为受害人挽回损失，许贵哲说，他们正在与韩方律师界协作，为受害人办理三件事，一是挽回经济损失，这一点难度很大，希望很小，但是尽最大努力，能挽回多少是多少；二是征得韩国政府同意，让受害人到韩国劳务3年，弥补经济上的损失，这是最好的办法，也有可行性，但要取决于韩国政府的态度和同情心，要引起韩国政府高层领导的重视；三是解除婚姻关系，在中韩办理婚姻登记的比例为1：9，在中国登记的好办一些，在韩国登记的不太好办，主要是收费太高，需要人民币4万元左中，中国人肯定承受不起。所以与韩方协商，把费用降到最低，能让中方人士承受得起的程度。现在已接受了700多人诉求，计划接受2-3千人。本月中旬，许贵哲将前往韩国协商这三项事宜，届时将看协商的结果如何。
他希望媒体对涉外婚姻行为进行深入报道，以引起社会的关注，提醒人们对涉外婚姻要慎重，不要掉进涉外婚姻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