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0-23 09:13:42作者：张明
前几天才听说国内的朋友准备到西安为先生祝寿，被先生和家人婉拒了。后来又听说公安部和国安部的人齐聚西安，也要为先生祝寿，当然更被先生和家人严辞拒绝了。据说先生准备到南方云游，一为避寿，二为散心。我还在关注先生的行程，却骤闻先生驾鹤西行的噩耗，一时间不敢相信。先生身体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间说走就走呢？
先生曾担任我的母校──西北大学的党委书记，1986年，也就是我进校那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老实说，在1989年5月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先生的名讳，如果他没有在1989年5月中旬发表那封著名的支持学运的公开信，对我而言，他不过是母校一个曾经的领导罢了。先生那封公开信的内容我已不记得了，但是同学们传阅信件时的激动情形仍然历历在目。1989年的学运在5月中旬一度陷入低潮，先生以西北大学前任领导的身分发表了一封致全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公开表示对学运的支持，先生的这封信鼓舞了全国大学生的士气。由于先生曾担任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和西北大学校长（媒体当时是这么报道的）等重要职务，因此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对这封公开信也相当重视，作了大量的报道。先生后来被整肃并被他曾经忠于的组织第三次开除，这封公开信是主要的“罪状”。
先生对我的了解应该是我入狱以后。“6．4”屠杀后，西大十余名学生先后被捕，最多的一天，警车五次开进校园抓人，西大成为西安被捕学生最多的高校，当时的校长张岂之先生为此被迫下台。先生作为学校的前任领导，本来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但是由于先生曾公开支持学运，以及先生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当局并没有放过先生。除了追究他已经暴露的“罪行”外，还无中生有妄图强加给他别的“罪名”。据先生一篇回忆文章透露，我和许剑雄等人被捕后，当局曾怀疑他是我们的幕后黑手，有段时间，强迫他每天回学校参加政治学习。我和许剑雄等人是“6．4”屠杀后被李鹏钦点的“反革命集团”案，铁定要重处的，当局欲将先生牵扯进来，足见用心险恶。但是查来查去，我和先生之间除了有点牵强的师生关系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关系。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先生知道了我这个人以及我所做的事。1992年10月以前，我被关在看守所里，与外界音讯不通。10月以后，我被转到陕西省第二监狱关押，西安的一些朋友，杨海、汤致平、吴双印、高军生等，隔一段时间就要来看我，他们来的时候，总会带来先生的关心和问候，他们说：林老让你保重身体，林老说你还年轻，只要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
1998年9月20日，我终于走出监狱大门，杨海等朋友在西安一家酒店为我接风。我和父母、杨海等走进酒店时，已先到的朋友都站起来迎接我们，其中有位满头银发、精神烁烁的老人，我知道那就是一直关心我的先生，因此快步上前，紧握先生的手说：“林老，你也来了，谢谢你！”先生朗声笑道：“我的学生重获自由，岂有不来之理？”然后先生转向我的父母，紧握住他们的手说：“谢谢你们！你们生了一个好儿子，我为他骄傲！我们整个学校都为他骄傲！”杨海在旁边介绍说：“这位是张明学校原来的党委书记，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我的父母在农村呆了一辈子，没有见过比县长更大的官，也许西大的党委书记在他们心中不会有太大的分量，但是胡耀邦的秘书却让他们感觉高不可攀，因此一听杨海的介绍，有点手脚无措。先生赶紧摆摆手说：“这里没有什么书记和秘书，大家都是朋友，我也只是张明的老师。”先生将我的父母让到首席，对在场的年轻朋友说：“今天的主角是张明，但是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他的父母，这么多年来，他们为张明操了不少心，也担惊受怕了很多，我们都来敬两位老人家一杯。”回家后，我妈妈曾问我：“你老师的官怕有市长大吧？”我说比市长还大，妈妈说：“比市长还大？那不就是省长了？”我不知道怎样给妈妈解释，就说差不多吧。妈妈听了感叹了半天：“唉呀！省长那么大的官给我们敬酒，儿子，你给我们长脸了。”爸爸听了笑妈妈没有见识，其实，先生给我父亲敬酒时，他同样很激动。
我出狱后，由于没有大学文凭，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先生知道这种情况后，主动表示要帮我解决文凭的问题。他给西大当时的校长讲了我的情况，请他帮助我。这位校长姓孙，我在校时任副校长，对我的情况比较熟悉。但是这位校长表示，由于我已触犯刑律，按照有关规定和校规，属于被开除的学生，学校不能再给我发文凭，即使结业证也不行。先生知道他在打官腔，只能感叹世态炎凉。因为先生在位时，这位校长对他鞍前马后，从来不说半个不字，再加上本来也有一点能力，因此先生一手将他提拔起来，但是现在却连这点小事也不愿帮。先生从来不愿求人，现在竟为了我的事去求他从前的部下，我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告诉先生不用再麻烦了，因为我已经解决文凭的事了。但是我没有告诉先生我是花钱买了一个假文凭，先生一惯主张做人要光明磊落，自己的学生却带头做假，他知道后一定会生气的，甚至不再承认我这个学生。
以后几年，我整日为生计奔波，除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先生外，很少再联系。大概是2001年夏天吧！我到西安出差，与杨海一起去看望先生。具体的情形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先生家里除了满屋子的书外，好象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家俱，装修也很简朴。那天师母也在，老人家要留我们吃饭，我们赶紧说已经吃过了。2003年后，我到了越南，由于通讯不方便，与先生完全失去了联系。但是先生在网路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先生快80岁的人了，思想却越来越敏锐，对国内外发生的每件事都有独到的见解，对后生晚辈也尽量提携和帮助。
今年，听说先生将过80大寿，我想到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向先生拜寿。后来又听说先生今年不过寿，明年才过。我想这样也好，也许到明年我能够自由回国了，到时候可以到西安去给老人家拜寿啊！我还在关注事情的发展，却突然传来噩耗，我盯着电脑屏幕看了整整一个小时，不敢相信是真的。
先生走了，听说是无疾而终，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惟大善人才会无疾而终。先生也许不是完人，但是先生一生所做的一切，无愧天地，得以善终，足见苍天有眼啊！
愿先生在天之灵佑我灾难深重的祖国早日实现民主！
请先生家人节哀顺变！
学生 张明 顿首致哀！
先生曾担任我的母校──西北大学的党委书记，1986年，也就是我进校那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老实说，在1989年5月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先生的名讳，如果他没有在1989年5月中旬发表那封著名的支持学运的公开信，对我而言，他不过是母校一个曾经的领导罢了。先生那封公开信的内容我已不记得了，但是同学们传阅信件时的激动情形仍然历历在目。1989年的学运在5月中旬一度陷入低潮，先生以西北大学前任领导的身分发表了一封致全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公开表示对学运的支持，先生的这封信鼓舞了全国大学生的士气。由于先生曾担任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和西北大学校长（媒体当时是这么报道的）等重要职务，因此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对这封公开信也相当重视，作了大量的报道。先生后来被整肃并被他曾经忠于的组织第三次开除，这封公开信是主要的“罪状”。
先生对我的了解应该是我入狱以后。“6．4”屠杀后，西大十余名学生先后被捕，最多的一天，警车五次开进校园抓人，西大成为西安被捕学生最多的高校，当时的校长张岂之先生为此被迫下台。先生作为学校的前任领导，本来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但是由于先生曾公开支持学运，以及先生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当局并没有放过先生。除了追究他已经暴露的“罪行”外，还无中生有妄图强加给他别的“罪名”。据先生一篇回忆文章透露，我和许剑雄等人被捕后，当局曾怀疑他是我们的幕后黑手，有段时间，强迫他每天回学校参加政治学习。我和许剑雄等人是“6．4”屠杀后被李鹏钦点的“反革命集团”案，铁定要重处的，当局欲将先生牵扯进来，足见用心险恶。但是查来查去，我和先生之间除了有点牵强的师生关系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关系。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先生知道了我这个人以及我所做的事。1992年10月以前，我被关在看守所里，与外界音讯不通。10月以后，我被转到陕西省第二监狱关押，西安的一些朋友，杨海、汤致平、吴双印、高军生等，隔一段时间就要来看我，他们来的时候，总会带来先生的关心和问候，他们说：林老让你保重身体，林老说你还年轻，只要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
1998年9月20日，我终于走出监狱大门，杨海等朋友在西安一家酒店为我接风。我和父母、杨海等走进酒店时，已先到的朋友都站起来迎接我们，其中有位满头银发、精神烁烁的老人，我知道那就是一直关心我的先生，因此快步上前，紧握先生的手说：“林老，你也来了，谢谢你！”先生朗声笑道：“我的学生重获自由，岂有不来之理？”然后先生转向我的父母，紧握住他们的手说：“谢谢你们！你们生了一个好儿子，我为他骄傲！我们整个学校都为他骄傲！”杨海在旁边介绍说：“这位是张明学校原来的党委书记，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我的父母在农村呆了一辈子，没有见过比县长更大的官，也许西大的党委书记在他们心中不会有太大的分量，但是胡耀邦的秘书却让他们感觉高不可攀，因此一听杨海的介绍，有点手脚无措。先生赶紧摆摆手说：“这里没有什么书记和秘书，大家都是朋友，我也只是张明的老师。”先生将我的父母让到首席，对在场的年轻朋友说：“今天的主角是张明，但是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他的父母，这么多年来，他们为张明操了不少心，也担惊受怕了很多，我们都来敬两位老人家一杯。”回家后，我妈妈曾问我：“你老师的官怕有市长大吧？”我说比市长还大，妈妈说：“比市长还大？那不就是省长了？”我不知道怎样给妈妈解释，就说差不多吧。妈妈听了感叹了半天：“唉呀！省长那么大的官给我们敬酒，儿子，你给我们长脸了。”爸爸听了笑妈妈没有见识，其实，先生给我父亲敬酒时，他同样很激动。
我出狱后，由于没有大学文凭，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先生知道这种情况后，主动表示要帮我解决文凭的问题。他给西大当时的校长讲了我的情况，请他帮助我。这位校长姓孙，我在校时任副校长，对我的情况比较熟悉。但是这位校长表示，由于我已触犯刑律，按照有关规定和校规，属于被开除的学生，学校不能再给我发文凭，即使结业证也不行。先生知道他在打官腔，只能感叹世态炎凉。因为先生在位时，这位校长对他鞍前马后，从来不说半个不字，再加上本来也有一点能力，因此先生一手将他提拔起来，但是现在却连这点小事也不愿帮。先生从来不愿求人，现在竟为了我的事去求他从前的部下，我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告诉先生不用再麻烦了，因为我已经解决文凭的事了。但是我没有告诉先生我是花钱买了一个假文凭，先生一惯主张做人要光明磊落，自己的学生却带头做假，他知道后一定会生气的，甚至不再承认我这个学生。
以后几年，我整日为生计奔波，除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先生外，很少再联系。大概是2001年夏天吧！我到西安出差，与杨海一起去看望先生。具体的情形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先生家里除了满屋子的书外，好象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家俱，装修也很简朴。那天师母也在，老人家要留我们吃饭，我们赶紧说已经吃过了。2003年后，我到了越南，由于通讯不方便，与先生完全失去了联系。但是先生在网路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认真拜读了。先生快80岁的人了，思想却越来越敏锐，对国内外发生的每件事都有独到的见解，对后生晚辈也尽量提携和帮助。
今年，听说先生将过80大寿，我想到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向先生拜寿。后来又听说先生今年不过寿，明年才过。我想这样也好，也许到明年我能够自由回国了，到时候可以到西安去给老人家拜寿啊！我还在关注事情的发展，却突然传来噩耗，我盯着电脑屏幕看了整整一个小时，不敢相信是真的。
先生走了，听说是无疾而终，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惟大善人才会无疾而终。先生也许不是完人，但是先生一生所做的一切，无愧天地，得以善终，足见苍天有眼啊！
愿先生在天之灵佑我灾难深重的祖国早日实现民主！
请先生家人节哀顺变！
学生 张明 顿首致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