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段“贬多褒少”的话，并不代表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不尊重弗氏，相反，在我看来：这位伟大的学问家的主要贡献在于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有政治学诺奖的话，他首先应获这一奖项。可惜，具有政治意味的诺奖只有和平奖一项，而政治学则不在考虑之列。
弗氏的政治学力作叫《自由选择》。虽然这本书仍以经济学的面目出现，但从一开始他与共同署名的太太罗斯•弗里德曼就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这本书有两个明确的目的－－回归斯密的“自由竞争”与重温托马斯•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自由主义。
弗氏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小政府”观念即坚决反对任何借口的政府扩张。他把政府职能仍传统地限定于国防、司法和公共事业方面，至于经济增长吗，与政府职能无关。这个观点放在中国语境中，是相当自由化的，且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发生巨大错误的话，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结束后的大批判中就涉及到了弗里德曼，似乎，在六四之前他在香港向赵紫阳系统大量灌输了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即今天看来，是那种用经济学理论表达政治见解的“话语技术”。然而，弗氏远没极左政治家想象的那样危险，因为他的研究经常是基于历史与实证的。
就在1979年他们夫妇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提到了当时的香港。他们赞扬香港殖民统治的“小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带来的自由繁荣；之于历史，他们说：从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100年间为人类少有的和平的自由贸易时期，因此那时西方世界的繁荣得益少受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
作为一个在美国社会中有相当话语权力的学者，他义无顾反地批判了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政策特别是罗斯福新政。弗氏夫妇坚称：美国虽没有中央计划，但在此（1979年）前的50年里，由于政府权力膨胀和作为过多，人们的经济自由受到了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损害，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公平。
作为一个观点清晰、旗帜鲜明的政治学家，他的放胆直言确实对美国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按理说，既然1976年获得了经济学诺奖，就该功成身退了，可是恰恰相反，第二年他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后就参与了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而此时的身份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弗氏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里根政府，而且也在凯恩斯的祖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撒切尔夫人政府利落地放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调为新自由主义。
伟大的弗里德曼长寿到94岁，这算是继加尔布雷斯（98岁）之后的又一个奇迹吧！
中国人有言道“仁者寿”，我想弗氏堪称经济学界的仁者了，而其仁所在就是他对杰佛逊的深刻领会－－“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
但愿我这不是牵强附会的理解。我也相信：上帝会给这位仁者以恩典。在天堂里，您微笑吧！弗里德曼先生。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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