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10 00:24:53作者：黄翔
一个人就是一个集团。
一个人就是一场运动。
一
要剖析中国当代政治和它的现行社会体制，离不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的潜在文化衍变；要透视1978—1979年的中国民主启蒙运动或“民主墙运动”，也离不开与官方文化同时并行的在野的民间地下文学活动。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强势的地面河、是公开而“合法”存在的明流；一个是政治高压下的弱势存在、也即“非法”的地下“文学潜流”。
中国当代地下文学，是一种特异的文化现象，在同一专制社会条件下，这一现象在南中国和北中国都有迹可寻。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追索到其个体或群体隐秘乃至最后的公开活动，那么，自由精神未遭彻底扫荡和绝对泯灭的南方无疑早于北方。这一历史文化和精神现象如水底的岩石，哪怕水面微露驼峰、甚至连岩石的顶端也无从发现，但其庞大的体积却深藏水下、绝对无可忽视。纵使头顶洪峰或浊流滚滚，却注定无从人为摧毁水底礁石或对它绕道而过。
它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坚硬的历史。它自行存在，不寻求官方容纳或认可。它是它自身，它的主体特征首先是而且必然是“精神生命的自由”！它出现并存在于南方（我这里专指贵州高原），因为这里远离北京中心，山高皇帝远，没有京城的围墙和皇宫，只有巍峨起伏的崇山峻岭和汹涌呼啸奔腾的瀑布和河流。自由生命独立于天地，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不受传统宦官文化和现代专制文化强行浸蚀和污染，本真的心性和天然的气韵也不受其阉割。相反的，这个古往今来的冲军、放逐的荒蛮之地，它的特定的山川河谷和历史、文化“境域”，赋予了这里人一种敬畏天地却无惧人间霸道的生命气质。既敢于直面社会强权，也拥有超越于社会层面的浩瀚的精神宇宙世界。
我并非贵州本土人，我来自湖南，是这片高原之地的“外来户”。仅当代而言，继我之后还有个从北京发配“充军”至此的袁红冰。我身上流着的是楚文化的先天血液，而袁红冰虽是汉人，其精神生命意识及血性却颇具蒙古式的特征。但我相信作为一个世间生灵，我们精神生命中无疑都注入了这片偏远、荒蛮之地所特有的东西，那就是日月精华和山川灵气。
我出生于所谓“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备受歧视。按照共产党的阶级观念，我是个有原罪的不应出生的人。不仅如此，我的作品几近终生被社会封杀，至今已整整四十七年不准在中国大陆出版、与自己同时代人见面。但我是一个不甘由别人决定和安排我的命运的人。所以，我决定自己抢救自己。社会要实施思想和精神控制，我就起而反控制；社会要严禁公民的言论自由，我就绝不沉默，自觉行使自己自由言说的权利！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对我来说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怕”与“不怕”的问题！你不怕你就理所当然地去争自由；你害怕你就对自由望而生畏、逃避自由！现实生存如此，文化生存也如此。生命自由与生俱来、天经地义，一个人应无所惧怕或羞于惧怕，既不害怕高悬头顶的暴虐和强权的利刃；也不害怕望而生畏的大自然万千惊恐的奥义。前者敢于只身面对，后者勇于独自翻阅。我的政治生命和文化生命的脑门心上从没有烙上一个“怕”字，我的心中也从来容不下一个“奴”字。既不被人怕，也不害怕人。既不被人奴化、也不自我奴化！
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大说特说；你不让我写我偏要写、大写特写。
我要以火炬为笔，以辽阔的天空为稿纸，把我的诗句写满整个天空，让全世界都看到！
二
1978年10月11日北京王府井大街
《启蒙》大字报和油印民刊
1978 年10月11日，我与几个贵州青年一起来到北京，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门口巷子两侧，以《启蒙》的名义贴出了我的一个组诗《火神交响诗》。这些诗包括《火炬之歌》、《火神》、《我看见一场战争》、《长城的自白》、《不你没有死去》、《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等。这些诗的主要篇章写于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9年，主要内容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批判朦昧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现代皇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公开呼吁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文观念，在当时是远不能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这些字眼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社会政治词典中早已消失了的。在张贴一百多张大字报的同时，我们也散发了数十份油印民刊《启蒙》。启蒙大字报的“启蒙”两个字大如谷箩，同大字报诗稿一样，全由我一个人亲笔书写。大字报诗稿后是我的若干张具有抽像意味的“画”：一张全白，代表“空无”；一张是黑暗的漩涡状，代表宇宙的“黑洞”；一张是波动的红色，意味焚烧的血液和生命；一张是往上蹿动的绿色，象征不了扼制的向上生长的力量。
这些“画”人们说看不懂，包括外国记者在内。也有人甚至抱怨不知这些诗写的什么？从题材到诗的精神形式和内容同他们长期所习惯阅读的“诗”完全两回事！
我们以诗火烧王府井大街，此举震动北京。当时整条王府井大街交通堵塞、人山人海。我应围观的群众要求，一口气朗诵了六百多行的诗。人们手挽手地把我包围起来，四周全是泪光闪闪的眼睛。那一刻我的感觉是远胜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
夜里，我们张贴大字报诗稿的地方，还停放着黑压压的大片自行车，交叉晃动着无数手电筒光，人们还在传抄我的《火神交响诗》。
此举也直接惊动中共中央最高当局，他们以为要发生以诗人、作家、艺术家为主体的中国式的“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当晚整个北京宣布戒严，并派出三叉戟飞机十万火急去贵州调我和与我同行的另外三个人的档?，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这说明专制者神经是多么脆弱，他们对自己是多么没有信心！他们不仅是害怕“诗”，更主要的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在内的所有新、老专制者都读不懂诗中的自由精神！即使读懂了，“自由”也令他们害怕！他们能读懂的只是权谋、只是心术和权术和一党独裁的政治功利，不知人类的大自在、大自由为何物？不知本真和纯粹的宇宙生命是什么？他们及他们的后来者至今与人类精神王国无缘、绝缘，同处一个时代，他们的思想能力及其境界与同时代的思想者之间的距离竟相差数十年！纯属一帮政治俗物和政治市侩！其精神意识和襟怀远不能同中国人心目中古代的“明主贤君”一类人物如唐太宗、汉武帝相提并论，与华盛顿、林肯们比较更黯然失色！他们属扼杀和毁灭人类精神创造及其成果的人。他们读不懂“诗”，却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诗人和诗歌的命运！
“启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东方文艺复兴运动、也是一场百科全书运动、思想启蒙运动、自由精神运动。当时，它只是一个开端，而至今也远没有完成。如果说，来自贵州、发难于北京的“启蒙”揭开了1978—1979年中国“民主墙运动”的历史序幕；那么，正如当年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在其出版的民主墙时期的《中国大陆民刊汇编》中所指出的，民主墙运动拉开的却正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历史序幕。它对“五四”运动既有历史断层的衔接和承传的一面，但也有相异于“五四”运动的一面。“五四”运动对民族人文传统持全面否定的立场，而 “启蒙”却恰恰在接受西方自由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在创作中保留、继承和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最珍贵的东西，并始终坚持了民族语言的纯正性。既区别于专制语境和精神意识，也警觉自己对几千年的灿烂文化瑰宝全面盲目自我否定、纯粹步人后尘、视模仿西方“现代派”为时髦，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从而失去了自己文化的种族特征和作为一个诗人自身独特的个性风格，同时也就自觉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本土独特的文化和语言的色泽。不仅如此，“启蒙”所承传的是我们伟大先人独立浊世的人格和蔑视权贵的骨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在精神上“揭竿而起”，敢于反叛、敢于抗争、敢于挑战！绝不依附专制、夹缝中求存！
“启蒙”在同一时期，也与其后出现的《探索》和《今天》等不一样，尽管彼此处于同一的时空和社会环境，大方向基本一致，但精神内质却迥然有别。如魏京生们的《探索》，忽略了对社会作人文启蒙铺垫的必要性，有急功近利改变政治格局和现行执政权力的倾向，在当时的社会运作策略上有走偏和过激之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拓展社会精神空间、争取包括唤起知识份子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更广泛的觉醒和认同的可能，由此引发和人为地导致“民主墙”过早地受到封杀和全面镇压乃至全军覆灭的厄运。同时，魏京生当时在邓小平所谓“四个现代化”之外所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我以为也不准确。因为 “第五个现代化”即指社会政治或体制的现代化，它不应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并列并置于第五的位置。相反的政治改革必须先行，不仅如此，它理应是社会一切“现代化”的根本基础和前提。我这里所指的是与魏京生在“民主墙”时期的思路和策略相异，并不否定他对民主墙运动所付出的牺牲和作出的奉献。魏京生所提“第五个现代化”，与国际媒体的炒作有关，事实上，人们还无法通过时间的沉淀，静下心来对这一事关全局的提法加以审视和考量。
民主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言论自由”的空间，也是其精神象征。但对于一个现代诗人来说，它首先就是一道“诗歌墙”，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甚至是现代立体装置艺术的政治化座标。不管怎么样，它无论如何也绝不是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一道“朦胧墙”，更不是专制社会“网开一面”所选择、“认同”和容纳的对象。民主墙主体精神是生命自由精神，这一“自由精神”有别于专制者对全社会长期宣扬的虚伪的群体意识，它强调的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对于一个诗人，还是一个行为艺术家来说：“一个人就是一场运动”！“一个人就是一个集团”！对“启蒙”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如此，对全社会每一个天然具有诗化生命气质并寻求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的所有成员也如此。这一个体生命意识与专制者是格格不入的，绝不为其所容忍和接纳的。所以说，“民主墙”绝不是一道烟雾迷濛、含混不清的“墙”，也绝不是一道“艺术”地与一个血腥和罪行累累的社会互为默契，协同其转移社会视向、遮蔽其扼杀人类自由精神的残暴面目和本质的一道“墙”。在一个正常社会，思想、文化、艺术应有平等和公正的平台，彼此有多元纷呈和共同存在的权利。但一种萎缩、病弱并且能为专制者所利用的文化现象，却绝不意味着对专制的“叛逆”，而只能是“寄生”性质，并且趋向于务实和功利，无论其精神实质和表现形式是“艺术”的还是“美学”的？它也绝非“民主墙时代”作为一场“自由精神运动”的诗歌的主体精神的象征！
1978年10月11日，是我们以“启蒙”的名义首次冲击专制权力中心的日子，它也是民主启蒙运动、也即“民主墙运动”揭幕日。当夜我在北京即兴写下了一首诗《我》：
1
我是一次呼喊
从堆在我周围的狂怒的岁月中传来
2
我是被粉碎的钻石
每一颗碎粒中都有一个太阳
3
我是我 我是我的死亡的讣告
我将从死中赎回我自己
极权主义社会假以“人民”的名义抹杀个人自由、抹杀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我起而反叛和抗争。而这种行为主义的抗争和反叛，对于一个诗人的我，就是我的诗歌的另一种“文本”，也是我的“生命本文”。这种独立的立体的书写方式，也正是我的另一种类型的“诗”！
三
在第一次向北京发起冲刺后，我们回到省城贵阳在市内紫林庵也同时开辟了民主墙。要抓、要捕、随你的便，“城墙上跑马，死不回头。”时隔一个多月以后，“启蒙”又集群第二次向北京发起冲刺，这次地点由王府井大街转移到天安门广场。参与者由原来四人扩大为八名，增加了杨再行、梁福庆，在公布的名字中有我弟弟黄杰，但他并没有成行。有个名叫郑继联的来自边远贵州高寒山区的年青上访者，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火线入党”，我们接受了他的热情要求，但我们与“党”有别、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我们认同一个实施多党制的政治宽容的社会，但我们本身是一群“君子不党”的诗人。
在那之前的六十年代初期、即早期“上山下乡”年代，我们在贵州湄潭茶场曾有过自发性的文学小沙龙，其成员都是一批受到阶级偏见歧视和饱受政治压抑的所谓“出身不好”的官僚、地主子女，这些人都有很高的天赋和艺术气质，每一个人都是文学迷、而且读的书很多。他们多半是贵州遵义地区的人，其中主要有?庆棠、苏小乙（女）、朱炎等人。文化大革命之中，我们在省城贵阳曾有过一个存在十年之久的地下文学沙龙，地点在地下诗人哑默家的深宅大院，每周定期聚会，我的许多早年的诗歌都在 “地下沙龙”隐秘聚会中朗诵。文革高潮中，沙龙中曾冒着风险大胆搞过一次“北斗七星”的野外秘密的文学活动，以朗诵地下诗歌为主体，成员包括我、哑默、孙维景、李光涛、王青林、周渝生和现在日本的南川林山。但这个地下沙龙无论其主要成员还是客串者，却不仅限于文学之星，也包括具有音乐、绘画和舞台表演艺术等方面才能的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天才画家尹光中。
继“启蒙”之后，贵州画家尹光中等人也曾赴京搞过“五人画展”，这个画展早于北京的“星星画展”，一度曾引起极大轰动。同样在“启蒙”之后，贵州“地下诗人”层出不穷；“地下民刊”前仆后继、绵延不断，不少人都拥有长期不能公开发表的不见天日的“地下文学”成果。
1978 年11月24日，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贴出李家华的长篇评论文章《评“火神交响诗”》，并公开面对全世界宣布成立1949年以后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自由民间社团组织“启蒙社”，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这是一件空前未有的历史性大事，使全球为之瞩目。消息传出后，整个北京继续为之一震，这次冲击波更大，次日北京立即作出反应，公开召开“11．25民主讨论会”。之后北京和全国范围内民刊和社团纷纷出现，总计有一百多个社团和一百多份民刊，形成了中国当代空前未有的结社和创办民刊的大潮。全国除“启蒙”外，出现在北京的主要社团有“中国人权同盟”、“探索”、“今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 “沃土”等，在上海出现“民主之声”，在青岛出现“海浪花”，在贵阳尚有“解冻”、“百花”、“使命”，和后来的“崛起的一代”、“大骚动”、“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诗魂”、“大乌蒙”等等，北京还出现“启蒙社”北京分社。
这一次我们的主攻目标是批判毛泽东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由我提着排刷和墨水桶、爬上别人为我从广场工地上找来的一架小木梯，在面对毛泽东纪念堂的木栅栏上亲自书写了两条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这两个问题提在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先。形势所迫，共产党无法回避。虽然举国上下人们心中都明白，毛泽东应该倒三七，邓小平出于维护体制利益却说：“毛主席要比三七开好些”。
这两条标语如两颗炸弹，触及最敏感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在中共党内和海内外引起超级地震，外电纷纷报导中国要搞非毛化运动了，中央新闻电影记录片厂来拍摄了历史现场。
在专制主义国家，文学无可回避政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也可以说“文学就是政治”。这种“政治”有别于狭隘的党派意识，也就是说不与之平行，而是超越和精神俯瞰。因为它本身就是文化，就诚如文化是深层的“政治”、大政治。它本身也就是诗歌、就是诗人和作家的良心和社会良知，其表达方式不仅局限于“平面文本”，也包括行为艺术方式。这是诗歌的另一种“自由”书写方式，绝不可以政客的眼光把它归入或简单解读为“街头政治”。
从民主墙诗歌时代开始，诗歌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形式”分类，也不仅仅停留和僵守于传统的平面书写。它有平面和立体的区分，也有“大”诗和“小”诗的区分。“小”的诗歌制造语言人为“颠倒”的幻象，迷恋外在形式的伪饰，无从走出和打破“语言”本身的单一制约。“大”的诗歌，其“精神本身就是形式”，从中可读出宇宙生命的隐形精神文本。它是一种走向新的综合的人文精神，是现代诗歌艺术的多维表达方式。诗歌不仅仅是狭隘和单一意义上的“诗”，它也是诗化意义的深层“哲学”和“宗教”。它也可以融入“政治”及其它，使“诗歌”不仅是个人精神“孤本”，而是公众读本、是重返大自然、生命和人群的社会艺术，不再孤守一隅，继续独自孤立和孤寂。
诗歌应该走出“诗歌”，不仅从其平面书写的形式中出走，也从其文字表达的媒介中出走。就诚如舞蹈，也可以从书法艺术中寻求表达、成为“墨舞”。现代诗歌的“书写”形式也应多元和多变。当代人的写作方式，应该在平面书写之外同时谦具“立体写作”方式；而现代诗歌“立体写作”也由此应该成为现代“立体艺术”、也即“立体诗歌”，成为全方位的自由精神运动。这样，在平面“文本”之外，诗歌就是我们的“生命本文”，是另一种 “文本”的形式综合和立体延伸。正因为如此，也就必然有了今天的“房子诗歌”、“行走的诗歌”、“爵士乐诗歌”、“摇滚乐诗歌”、“霹雳舞”和“芭蕾舞” 诗歌与“立体诗歌”的书法艺术和舞蹈。这一切都决定于诗歌的“自由”意识，决定于诗歌作为一种艺术的“社会参与”意识。只有傻逼才会理解它为世俗“政治”、或别有用心指它为“非艺术”。那类在体制内养得脑满肠肥、吃得油光水滑的臃肿的犬儒，平日几口酒落肚后，总以为全社会要等着他来对诗歌艺术妄下评语或表示质疑，也许他还会摇头晃脑地发出唏嘘之声：“这是‘诗’吗？这种东西有美学价值吗”？他们既读不懂“生命”，也读不懂“自由”！活着，既没有社会生存中的自然空间和自由天地，更没有高蹈宇宙生命的那一份精神的浩瀚！以抱住专制独裁者的腿而满足，奴性十足?人脚趾头却对精神反叛者群起围攻并投以漠视……
前面提到，民主墙诗歌既相异于专制制度下的精神产品，对稍纵即逝的西方时尚也不持绝对认同的态度，而在沟通与交流中有自身的角度和选择；更有别于那类片面追逐或完全雷同西方“现代派”的诗。其实这类的诗西方人也不喜欢，因为那纯属对西方或别的民族文化艺术的重复和摹仿。在西方，人们更偏重欣赏与他们的文化精神色彩相异的文化。
就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而言，当代中国诗歌文化“艺术”意义上的“追星族”，根本不理解何为中国当代精神文化，他们身上普遍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精神病弱”却毫不自觉：一、他们同专制文化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关系、也是不公平的关系，本质上是属于依附乃至精神匍匐、乃至甘于受人鸡奸。他们没有力量在精神上抗拒专制、在社会理念上以强劲之势超越专制。相反的是面对专制，煞费苦心琢磨考虑如何为它所接纳、所“承认”并巧妙融入其中，在精神暴虐的有限空间或可怜的夹缝中苟且偷安以求存活。二、他们与自己民族人文传统的关系不是承传而是在“五四”之后进一步断裂，拉开了更大的距离，之所以这样，纯属自身精神贫乏和苍白，也是出于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无视和无知。三、他们对西方现代艺术“重复和摹仿”，属浅层“移植”，从而也就必然地丢失了根植于自身精神文化土壤的生长的优势，类似于文化浮萍，是一种无“根”的精神植物。
这一文化现象，不是丰富和健全一个民族人文精神，相反的却是有碍于它的历史承传和现代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被专制者加以利用的“文化”，其目的在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全社会进行人为的精神误导，以起到转移人们的社会视线、遮蔽和掩盖专制体制的暴虐本质的作用。这种“文化”的存在及其性质和意义，某种程度上类似长期以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虽然它们分别属于“政治”和“文化”不同范围，两者之间的社会影响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是两回事！一种为炫华浅露的“艺术”的“文化粘贴”；一种是对全民族灵魂深层的“精神荼毒”和“暴虐强加”。前者孕育于一个畸形社会，先天带有暴虐烙下的胎记，内在生命品质羸弱，本质上属于“专制的产物”；后者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强暴中国大半个世纪，危害之巨大和惨烈空前绝后！
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悲剧。有什么体制，就有什么文化，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两者互为依存。有什么文化和政治，就会陶冶出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天性、什么样的灵魂！包括什么样的“美学”、什么样的“趣味”！政治的中国早已暴露其专制面目；文化的中国却至今面目不清，尚待清理和还原。后者历经时间沉淀，浅薄的喧嚷和浮泛的时风仍在几代人中尚未荡涤净尽。这种可悲的现象，既无人厌恶，也无人质疑。早就应该有谁拍案而起、面对全社会发出异议之声，敢于负责任地加以审视。
民主墙诗歌并不排斥对西方现代政治和文化精神的吸纳，但在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中，它并不放弃自身数千年伟大文化传统的精华。相反它对自己民族伟大文化传统中最珍贵的人文精神持保存、珍视和血脉承传的立场和态度。“独立浊世和蔑视权贵”、敢在精神上直面暴君和皇权就是它的主要精神骨血之一。如果有谁以己度人，一概认为文人都不可靠，那“不可靠”的只是对权势诚惶诚恐的他自己。古往今来中国都不乏真性情的人，也不乏有真品位的文。面对历史和现实中对自己种族人文特征持否定、消解和无视的病态状况，民主墙诗歌精神正是对自己先人的伟大文化遗产的肯定和正视、弘扬和拓展！
记得第二次上北京，墨汁淋漓地写完两条大标语，忽听见身后一片低沉的阔大的嗡嗡声：“好大的胆子！”一刹那，感觉自己脑袋不见了，一摸，还在。猛回头，突然发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数不清的眼睛都盯着我刚写完的两条大标语。远处，隆起个大坟包，名为“毛泽东纪念堂”，大批“尸体崇拜”者正排队瞻仰。此情此景，不由感觉生命由来已久的压抑和气闷，忍不住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朝广场上的人群大声叫喊：“一个帝王死了和一个耗子死了，在死亡的意义上具有同等的价值！”此语在北京不迳而走。
这就是诗！民主墙时代的诗！民主墙精神运动中的诗！同在极权主义的精神“洞穴”里“安居乐业”者不可同日而语！同文化大革命中的毛式群体“思维和语言”有天渊之别！虽然这仅仅只是一个“棱形的自我精神运动体”的一个棱面！
（待续）
一个人就是一场运动。
一
要剖析中国当代政治和它的现行社会体制，离不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的潜在文化衍变；要透视1978—1979年的中国民主启蒙运动或“民主墙运动”，也离不开与官方文化同时并行的在野的民间地下文学活动。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强势的地面河、是公开而“合法”存在的明流；一个是政治高压下的弱势存在、也即“非法”的地下“文学潜流”。
中国当代地下文学，是一种特异的文化现象，在同一专制社会条件下，这一现象在南中国和北中国都有迹可寻。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追索到其个体或群体隐秘乃至最后的公开活动，那么，自由精神未遭彻底扫荡和绝对泯灭的南方无疑早于北方。这一历史文化和精神现象如水底的岩石，哪怕水面微露驼峰、甚至连岩石的顶端也无从发现，但其庞大的体积却深藏水下、绝对无可忽视。纵使头顶洪峰或浊流滚滚，却注定无从人为摧毁水底礁石或对它绕道而过。
它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坚硬的历史。它自行存在，不寻求官方容纳或认可。它是它自身，它的主体特征首先是而且必然是“精神生命的自由”！它出现并存在于南方（我这里专指贵州高原），因为这里远离北京中心，山高皇帝远，没有京城的围墙和皇宫，只有巍峨起伏的崇山峻岭和汹涌呼啸奔腾的瀑布和河流。自由生命独立于天地，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不受传统宦官文化和现代专制文化强行浸蚀和污染，本真的心性和天然的气韵也不受其阉割。相反的，这个古往今来的冲军、放逐的荒蛮之地，它的特定的山川河谷和历史、文化“境域”，赋予了这里人一种敬畏天地却无惧人间霸道的生命气质。既敢于直面社会强权，也拥有超越于社会层面的浩瀚的精神宇宙世界。
我并非贵州本土人，我来自湖南，是这片高原之地的“外来户”。仅当代而言，继我之后还有个从北京发配“充军”至此的袁红冰。我身上流着的是楚文化的先天血液，而袁红冰虽是汉人，其精神生命意识及血性却颇具蒙古式的特征。但我相信作为一个世间生灵，我们精神生命中无疑都注入了这片偏远、荒蛮之地所特有的东西，那就是日月精华和山川灵气。
我出生于所谓“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备受歧视。按照共产党的阶级观念，我是个有原罪的不应出生的人。不仅如此，我的作品几近终生被社会封杀，至今已整整四十七年不准在中国大陆出版、与自己同时代人见面。但我是一个不甘由别人决定和安排我的命运的人。所以，我决定自己抢救自己。社会要实施思想和精神控制，我就起而反控制；社会要严禁公民的言论自由，我就绝不沉默，自觉行使自己自由言说的权利！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对我来说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怕”与“不怕”的问题！你不怕你就理所当然地去争自由；你害怕你就对自由望而生畏、逃避自由！现实生存如此，文化生存也如此。生命自由与生俱来、天经地义，一个人应无所惧怕或羞于惧怕，既不害怕高悬头顶的暴虐和强权的利刃；也不害怕望而生畏的大自然万千惊恐的奥义。前者敢于只身面对，后者勇于独自翻阅。我的政治生命和文化生命的脑门心上从没有烙上一个“怕”字，我的心中也从来容不下一个“奴”字。既不被人怕，也不害怕人。既不被人奴化、也不自我奴化！
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大说特说；你不让我写我偏要写、大写特写。
我要以火炬为笔，以辽阔的天空为稿纸，把我的诗句写满整个天空，让全世界都看到！
二
1978年10月11日北京王府井大街
《启蒙》大字报和油印民刊
1978 年10月11日，我与几个贵州青年一起来到北京，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门口巷子两侧，以《启蒙》的名义贴出了我的一个组诗《火神交响诗》。这些诗包括《火炬之歌》、《火神》、《我看见一场战争》、《长城的自白》、《不你没有死去》、《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等。这些诗的主要篇章写于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9年，主要内容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批判朦昧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现代皇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公开呼吁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文观念，在当时是远不能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这些字眼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社会政治词典中早已消失了的。在张贴一百多张大字报的同时，我们也散发了数十份油印民刊《启蒙》。启蒙大字报的“启蒙”两个字大如谷箩，同大字报诗稿一样，全由我一个人亲笔书写。大字报诗稿后是我的若干张具有抽像意味的“画”：一张全白，代表“空无”；一张是黑暗的漩涡状，代表宇宙的“黑洞”；一张是波动的红色，意味焚烧的血液和生命；一张是往上蹿动的绿色，象征不了扼制的向上生长的力量。
这些“画”人们说看不懂，包括外国记者在内。也有人甚至抱怨不知这些诗写的什么？从题材到诗的精神形式和内容同他们长期所习惯阅读的“诗”完全两回事！
我们以诗火烧王府井大街，此举震动北京。当时整条王府井大街交通堵塞、人山人海。我应围观的群众要求，一口气朗诵了六百多行的诗。人们手挽手地把我包围起来，四周全是泪光闪闪的眼睛。那一刻我的感觉是远胜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
夜里，我们张贴大字报诗稿的地方，还停放着黑压压的大片自行车，交叉晃动着无数手电筒光，人们还在传抄我的《火神交响诗》。
此举也直接惊动中共中央最高当局，他们以为要发生以诗人、作家、艺术家为主体的中国式的“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当晚整个北京宣布戒严，并派出三叉戟飞机十万火急去贵州调我和与我同行的另外三个人的档?，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这说明专制者神经是多么脆弱，他们对自己是多么没有信心！他们不仅是害怕“诗”，更主要的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等在内的所有新、老专制者都读不懂诗中的自由精神！即使读懂了，“自由”也令他们害怕！他们能读懂的只是权谋、只是心术和权术和一党独裁的政治功利，不知人类的大自在、大自由为何物？不知本真和纯粹的宇宙生命是什么？他们及他们的后来者至今与人类精神王国无缘、绝缘，同处一个时代，他们的思想能力及其境界与同时代的思想者之间的距离竟相差数十年！纯属一帮政治俗物和政治市侩！其精神意识和襟怀远不能同中国人心目中古代的“明主贤君”一类人物如唐太宗、汉武帝相提并论，与华盛顿、林肯们比较更黯然失色！他们属扼杀和毁灭人类精神创造及其成果的人。他们读不懂“诗”，却可以决定一个时代的诗人和诗歌的命运！
“启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东方文艺复兴运动、也是一场百科全书运动、思想启蒙运动、自由精神运动。当时，它只是一个开端，而至今也远没有完成。如果说，来自贵州、发难于北京的“启蒙”揭开了1978—1979年中国“民主墙运动”的历史序幕；那么，正如当年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在其出版的民主墙时期的《中国大陆民刊汇编》中所指出的，民主墙运动拉开的却正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历史序幕。它对“五四”运动既有历史断层的衔接和承传的一面，但也有相异于“五四”运动的一面。“五四”运动对民族人文传统持全面否定的立场，而 “启蒙”却恰恰在接受西方自由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在创作中保留、继承和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最珍贵的东西，并始终坚持了民族语言的纯正性。既区别于专制语境和精神意识，也警觉自己对几千年的灿烂文化瑰宝全面盲目自我否定、纯粹步人后尘、视模仿西方“现代派”为时髦，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从而失去了自己文化的种族特征和作为一个诗人自身独特的个性风格，同时也就自觉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本土独特的文化和语言的色泽。不仅如此，“启蒙”所承传的是我们伟大先人独立浊世的人格和蔑视权贵的骨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在精神上“揭竿而起”，敢于反叛、敢于抗争、敢于挑战！绝不依附专制、夹缝中求存！
“启蒙”在同一时期，也与其后出现的《探索》和《今天》等不一样，尽管彼此处于同一的时空和社会环境，大方向基本一致，但精神内质却迥然有别。如魏京生们的《探索》，忽略了对社会作人文启蒙铺垫的必要性，有急功近利改变政治格局和现行执政权力的倾向，在当时的社会运作策略上有走偏和过激之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拓展社会精神空间、争取包括唤起知识份子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更广泛的觉醒和认同的可能，由此引发和人为地导致“民主墙”过早地受到封杀和全面镇压乃至全军覆灭的厄运。同时，魏京生当时在邓小平所谓“四个现代化”之外所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我以为也不准确。因为 “第五个现代化”即指社会政治或体制的现代化，它不应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并列并置于第五的位置。相反的政治改革必须先行，不仅如此，它理应是社会一切“现代化”的根本基础和前提。我这里所指的是与魏京生在“民主墙”时期的思路和策略相异，并不否定他对民主墙运动所付出的牺牲和作出的奉献。魏京生所提“第五个现代化”，与国际媒体的炒作有关，事实上，人们还无法通过时间的沉淀，静下心来对这一事关全局的提法加以审视和考量。
民主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言论自由”的空间，也是其精神象征。但对于一个现代诗人来说，它首先就是一道“诗歌墙”，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甚至是现代立体装置艺术的政治化座标。不管怎么样，它无论如何也绝不是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一道“朦胧墙”，更不是专制社会“网开一面”所选择、“认同”和容纳的对象。民主墙主体精神是生命自由精神，这一“自由精神”有别于专制者对全社会长期宣扬的虚伪的群体意识，它强调的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对于一个诗人，还是一个行为艺术家来说：“一个人就是一场运动”！“一个人就是一个集团”！对“启蒙”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如此，对全社会每一个天然具有诗化生命气质并寻求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的所有成员也如此。这一个体生命意识与专制者是格格不入的，绝不为其所容忍和接纳的。所以说，“民主墙”绝不是一道烟雾迷濛、含混不清的“墙”，也绝不是一道“艺术”地与一个血腥和罪行累累的社会互为默契，协同其转移社会视向、遮蔽其扼杀人类自由精神的残暴面目和本质的一道“墙”。在一个正常社会，思想、文化、艺术应有平等和公正的平台，彼此有多元纷呈和共同存在的权利。但一种萎缩、病弱并且能为专制者所利用的文化现象，却绝不意味着对专制的“叛逆”，而只能是“寄生”性质，并且趋向于务实和功利，无论其精神实质和表现形式是“艺术”的还是“美学”的？它也绝非“民主墙时代”作为一场“自由精神运动”的诗歌的主体精神的象征！
1978年10月11日，是我们以“启蒙”的名义首次冲击专制权力中心的日子，它也是民主启蒙运动、也即“民主墙运动”揭幕日。当夜我在北京即兴写下了一首诗《我》：
1
我是一次呼喊
从堆在我周围的狂怒的岁月中传来
2
我是被粉碎的钻石
每一颗碎粒中都有一个太阳
3
我是我 我是我的死亡的讣告
我将从死中赎回我自己
极权主义社会假以“人民”的名义抹杀个人自由、抹杀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我起而反叛和抗争。而这种行为主义的抗争和反叛，对于一个诗人的我，就是我的诗歌的另一种“文本”，也是我的“生命本文”。这种独立的立体的书写方式，也正是我的另一种类型的“诗”！
三
在第一次向北京发起冲刺后，我们回到省城贵阳在市内紫林庵也同时开辟了民主墙。要抓、要捕、随你的便，“城墙上跑马，死不回头。”时隔一个多月以后，“启蒙”又集群第二次向北京发起冲刺，这次地点由王府井大街转移到天安门广场。参与者由原来四人扩大为八名，增加了杨再行、梁福庆，在公布的名字中有我弟弟黄杰，但他并没有成行。有个名叫郑继联的来自边远贵州高寒山区的年青上访者，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火线入党”，我们接受了他的热情要求，但我们与“党”有别、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我们认同一个实施多党制的政治宽容的社会，但我们本身是一群“君子不党”的诗人。
在那之前的六十年代初期、即早期“上山下乡”年代，我们在贵州湄潭茶场曾有过自发性的文学小沙龙，其成员都是一批受到阶级偏见歧视和饱受政治压抑的所谓“出身不好”的官僚、地主子女，这些人都有很高的天赋和艺术气质，每一个人都是文学迷、而且读的书很多。他们多半是贵州遵义地区的人，其中主要有?庆棠、苏小乙（女）、朱炎等人。文化大革命之中，我们在省城贵阳曾有过一个存在十年之久的地下文学沙龙，地点在地下诗人哑默家的深宅大院，每周定期聚会，我的许多早年的诗歌都在 “地下沙龙”隐秘聚会中朗诵。文革高潮中，沙龙中曾冒着风险大胆搞过一次“北斗七星”的野外秘密的文学活动，以朗诵地下诗歌为主体，成员包括我、哑默、孙维景、李光涛、王青林、周渝生和现在日本的南川林山。但这个地下沙龙无论其主要成员还是客串者，却不仅限于文学之星，也包括具有音乐、绘画和舞台表演艺术等方面才能的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天才画家尹光中。
继“启蒙”之后，贵州画家尹光中等人也曾赴京搞过“五人画展”，这个画展早于北京的“星星画展”，一度曾引起极大轰动。同样在“启蒙”之后，贵州“地下诗人”层出不穷；“地下民刊”前仆后继、绵延不断，不少人都拥有长期不能公开发表的不见天日的“地下文学”成果。
1978 年11月24日，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贴出李家华的长篇评论文章《评“火神交响诗”》，并公开面对全世界宣布成立1949年以后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自由民间社团组织“启蒙社”，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这是一件空前未有的历史性大事，使全球为之瞩目。消息传出后，整个北京继续为之一震，这次冲击波更大，次日北京立即作出反应，公开召开“11．25民主讨论会”。之后北京和全国范围内民刊和社团纷纷出现，总计有一百多个社团和一百多份民刊，形成了中国当代空前未有的结社和创办民刊的大潮。全国除“启蒙”外，出现在北京的主要社团有“中国人权同盟”、“探索”、“今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 “沃土”等，在上海出现“民主之声”，在青岛出现“海浪花”，在贵阳尚有“解冻”、“百花”、“使命”，和后来的“崛起的一代”、“大骚动”、“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诗魂”、“大乌蒙”等等，北京还出现“启蒙社”北京分社。
这一次我们的主攻目标是批判毛泽东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由我提着排刷和墨水桶、爬上别人为我从广场工地上找来的一架小木梯，在面对毛泽东纪念堂的木栅栏上亲自书写了两条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这两个问题提在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先。形势所迫，共产党无法回避。虽然举国上下人们心中都明白，毛泽东应该倒三七，邓小平出于维护体制利益却说：“毛主席要比三七开好些”。
这两条标语如两颗炸弹，触及最敏感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在中共党内和海内外引起超级地震，外电纷纷报导中国要搞非毛化运动了，中央新闻电影记录片厂来拍摄了历史现场。
在专制主义国家，文学无可回避政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也可以说“文学就是政治”。这种“政治”有别于狭隘的党派意识，也就是说不与之平行，而是超越和精神俯瞰。因为它本身就是文化，就诚如文化是深层的“政治”、大政治。它本身也就是诗歌、就是诗人和作家的良心和社会良知，其表达方式不仅局限于“平面文本”，也包括行为艺术方式。这是诗歌的另一种“自由”书写方式，绝不可以政客的眼光把它归入或简单解读为“街头政治”。
从民主墙诗歌时代开始，诗歌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形式”分类，也不仅仅停留和僵守于传统的平面书写。它有平面和立体的区分，也有“大”诗和“小”诗的区分。“小”的诗歌制造语言人为“颠倒”的幻象，迷恋外在形式的伪饰，无从走出和打破“语言”本身的单一制约。“大”的诗歌，其“精神本身就是形式”，从中可读出宇宙生命的隐形精神文本。它是一种走向新的综合的人文精神，是现代诗歌艺术的多维表达方式。诗歌不仅仅是狭隘和单一意义上的“诗”，它也是诗化意义的深层“哲学”和“宗教”。它也可以融入“政治”及其它，使“诗歌”不仅是个人精神“孤本”，而是公众读本、是重返大自然、生命和人群的社会艺术，不再孤守一隅，继续独自孤立和孤寂。
诗歌应该走出“诗歌”，不仅从其平面书写的形式中出走，也从其文字表达的媒介中出走。就诚如舞蹈，也可以从书法艺术中寻求表达、成为“墨舞”。现代诗歌的“书写”形式也应多元和多变。当代人的写作方式，应该在平面书写之外同时谦具“立体写作”方式；而现代诗歌“立体写作”也由此应该成为现代“立体艺术”、也即“立体诗歌”，成为全方位的自由精神运动。这样，在平面“文本”之外，诗歌就是我们的“生命本文”，是另一种 “文本”的形式综合和立体延伸。正因为如此，也就必然有了今天的“房子诗歌”、“行走的诗歌”、“爵士乐诗歌”、“摇滚乐诗歌”、“霹雳舞”和“芭蕾舞” 诗歌与“立体诗歌”的书法艺术和舞蹈。这一切都决定于诗歌的“自由”意识，决定于诗歌作为一种艺术的“社会参与”意识。只有傻逼才会理解它为世俗“政治”、或别有用心指它为“非艺术”。那类在体制内养得脑满肠肥、吃得油光水滑的臃肿的犬儒，平日几口酒落肚后，总以为全社会要等着他来对诗歌艺术妄下评语或表示质疑，也许他还会摇头晃脑地发出唏嘘之声：“这是‘诗’吗？这种东西有美学价值吗”？他们既读不懂“生命”，也读不懂“自由”！活着，既没有社会生存中的自然空间和自由天地，更没有高蹈宇宙生命的那一份精神的浩瀚！以抱住专制独裁者的腿而满足，奴性十足?人脚趾头却对精神反叛者群起围攻并投以漠视……
前面提到，民主墙诗歌既相异于专制制度下的精神产品，对稍纵即逝的西方时尚也不持绝对认同的态度，而在沟通与交流中有自身的角度和选择；更有别于那类片面追逐或完全雷同西方“现代派”的诗。其实这类的诗西方人也不喜欢，因为那纯属对西方或别的民族文化艺术的重复和摹仿。在西方，人们更偏重欣赏与他们的文化精神色彩相异的文化。
就中国同世界的关系而言，当代中国诗歌文化“艺术”意义上的“追星族”，根本不理解何为中国当代精神文化，他们身上普遍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精神病弱”却毫不自觉：一、他们同专制文化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关系、也是不公平的关系，本质上是属于依附乃至精神匍匐、乃至甘于受人鸡奸。他们没有力量在精神上抗拒专制、在社会理念上以强劲之势超越专制。相反的是面对专制，煞费苦心琢磨考虑如何为它所接纳、所“承认”并巧妙融入其中，在精神暴虐的有限空间或可怜的夹缝中苟且偷安以求存活。二、他们与自己民族人文传统的关系不是承传而是在“五四”之后进一步断裂，拉开了更大的距离，之所以这样，纯属自身精神贫乏和苍白，也是出于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无视和无知。三、他们对西方现代艺术“重复和摹仿”，属浅层“移植”，从而也就必然地丢失了根植于自身精神文化土壤的生长的优势，类似于文化浮萍，是一种无“根”的精神植物。
这一文化现象，不是丰富和健全一个民族人文精神，相反的却是有碍于它的历史承传和现代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被专制者加以利用的“文化”，其目的在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全社会进行人为的精神误导，以起到转移人们的社会视线、遮蔽和掩盖专制体制的暴虐本质的作用。这种“文化”的存在及其性质和意义，某种程度上类似长期以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虽然它们分别属于“政治”和“文化”不同范围，两者之间的社会影响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是两回事！一种为炫华浅露的“艺术”的“文化粘贴”；一种是对全民族灵魂深层的“精神荼毒”和“暴虐强加”。前者孕育于一个畸形社会，先天带有暴虐烙下的胎记，内在生命品质羸弱，本质上属于“专制的产物”；后者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强暴中国大半个世纪，危害之巨大和惨烈空前绝后！
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悲剧。有什么体制，就有什么文化，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两者互为依存。有什么文化和政治，就会陶冶出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天性、什么样的灵魂！包括什么样的“美学”、什么样的“趣味”！政治的中国早已暴露其专制面目；文化的中国却至今面目不清，尚待清理和还原。后者历经时间沉淀，浅薄的喧嚷和浮泛的时风仍在几代人中尚未荡涤净尽。这种可悲的现象，既无人厌恶，也无人质疑。早就应该有谁拍案而起、面对全社会发出异议之声，敢于负责任地加以审视。
民主墙诗歌并不排斥对西方现代政治和文化精神的吸纳，但在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中，它并不放弃自身数千年伟大文化传统的精华。相反它对自己民族伟大文化传统中最珍贵的人文精神持保存、珍视和血脉承传的立场和态度。“独立浊世和蔑视权贵”、敢在精神上直面暴君和皇权就是它的主要精神骨血之一。如果有谁以己度人，一概认为文人都不可靠，那“不可靠”的只是对权势诚惶诚恐的他自己。古往今来中国都不乏真性情的人，也不乏有真品位的文。面对历史和现实中对自己种族人文特征持否定、消解和无视的病态状况，民主墙诗歌精神正是对自己先人的伟大文化遗产的肯定和正视、弘扬和拓展！
记得第二次上北京，墨汁淋漓地写完两条大标语，忽听见身后一片低沉的阔大的嗡嗡声：“好大的胆子！”一刹那，感觉自己脑袋不见了，一摸，还在。猛回头，突然发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数不清的眼睛都盯着我刚写完的两条大标语。远处，隆起个大坟包，名为“毛泽东纪念堂”，大批“尸体崇拜”者正排队瞻仰。此情此景，不由感觉生命由来已久的压抑和气闷，忍不住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朝广场上的人群大声叫喊：“一个帝王死了和一个耗子死了，在死亡的意义上具有同等的价值！”此语在北京不迳而走。
这就是诗！民主墙时代的诗！民主墙精神运动中的诗！同在极权主义的精神“洞穴”里“安居乐业”者不可同日而语！同文化大革命中的毛式群体“思维和语言”有天渊之别！虽然这仅仅只是一个“棱形的自我精神运动体”的一个棱面！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