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解体后，一些善于种植与经营、劳动力强的农民家庭开始有一些收入，零星的出现了年收入“万元户”。但随着农产品价格长期低廉和农业生产物资价格上涨，农民亏损越来越严重。图为一养鸡专业户在收鸡蛋。(Getty Images)
第1章 过河图 第1节 摸着石头过河
1979年，正值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过世、邓小平推翻毛泽东扶植的领导人华国锋稳坐第一把交椅之后。此时中国的政府财政十分紧张，人民生活困苦，整个社会物资极度匮乏，相当一部分人口处于不同程度的饥饿状态。
我家里的情况很代表那时的城市普通居民。在四川的一个小城里，我父母都是社会主义的领导阶级—工人，但是一家人分配到的粮票不够填饱肚子。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母亲想尽办法让我们吃饱。我自小不挑食，妈妈只给白薯，也可以过一餐。妈妈觉得亏待孩子，过意不去，现在提到这些事时，还带着感激的心情夸奖我“什么都能吃”。那时，我们家经常吃的食物是棒子面粥加酱油。
不仅粮食，燃料也是我们家的难题。七十年代，我上小学时就学会在妈妈上班的工厂的垃圾堆上拾煤核、到城郊叉树叶，用来煮饭。煤炭不仅贵，而且没有关系也买不倒。我帮妈妈做饭时，因为这些不花钱的燃料不好使，小灶里的火常常熄灭。现在我都能清晰的回忆起不能尽快点燃灶火时的紧张：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害怕煮不熟饭。
农村的情况更糟糕。祖母家是赤贫，我爸经常要克扣下自己的口粮给祖母以及伯伯家。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家在江苏农村，1982年我们大学二年级时，放寒假从北京回到家里过新年，在一家人团聚的喜庆日子也吃不到肉。当我们都从家乡返校时，我带来的妈妈自制的四川香肠，成为他的丰盛年饭。
中国人都知道官方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准化的形容是“金光大道”。但邓小平执政时，这条道已经走到尽头了：中国人用“背水一战”形容穷途末路，可是显然此时甚至连“背水一战”的时机都没有了，形势是必须弃岸渡河。政权因经济搁浅而到了生死存亡的边沿。
不仅中国，此时国际上的共产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困境，民不聊生。而同时在中国被妖魔化而臭名昭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看起来已似乎实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远景，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令人联想到一定程度上的按需分配。历史进展到这个时刻，世界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两极：贫困潦倒但气势汹汹的共产主义与熙熙攘攘而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
中国的共产主义极权统治，还没遇到过挑战。所以邓小平的使命是为这个政权找一个出路，而不是象一些天真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带领中国走向一条活路，一条民富国强的路。1979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要“四个现代化”，开始了经济改革。怎么实现“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一直没有具体的指示，似乎也没有赋予任何学者或团体以研究的任务。
综观从1979年至今二十七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历史过程，邓小平给予中国人的方针就是两条：摸着石头过河，此其一；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此其二。有学者名之曰“摸论”与“猫论”。实际上，这两条就是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设计大纲。
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没有也不需要章法。最初的改革开放有两个方面的现象：上层的与底层的。上层的动作是放开部分部分商品的价格，实行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行的双轨制。放开的这一部分，很快就形成了市场，并造就了第一批富人。这方面的情形将在第二节介绍。
另一方面，农民开始承包土地。在过去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分配到劳动机会才有工分，按照工分记报酬。这种农村的计划体制把农民的手脚完全捆住了，而集体经济又很失败，以至于大家都挨饿。把土地承包给每户农民以后，多劳就可以多得一些。所以农产品的供应比较快的得到改善。一些善于种植与经营、劳动力强的农民家庭开始有一些收入，零星的出现了年收入“万元户”。现在看，一万元人民币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尚未从赤贫状态下走出来的中国社会来说，那是个大数。
在城市的底层，也出现一批万元户：一些无业的城市居民，开始做一些小买卖，水果、副食品、日用品等造就了一批城市万元户。之后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养不起拿“铁饭碗”的工人。最早失业的工人，有的能够拉下面子做小生意，也开始挣得比拿工资的人们多。
这两个部分的万元户们都没有得到多久的好光景。在农村，运输不畅、产品滞销、农产品价格长期低廉、农业生产物资价格上涨，导致农民常常亏损。为了维生，农民开始抛家别子，大批到城市打工。农村沦为长期被遗忘的地带。城市 “个体户”的好日子，不过持续了约十年。到九十年代，没有社会关系、也没有知识与技能的人，做什么小生意都挣不到利润了。因为失业人群急剧扩大，小生意竞争非常激烈，导致利润极其微薄。随着教育开支、医疗卫生开支的飞涨，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很快成为新时代的穷人。这是后话。
中国就此进入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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