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高智晟的义举不仅在反极权暴政的立场上表现卓越，而且他已经提出了结束极权主义具有指导意义的四化主张。这组织化、政治化、街头化和非暴力化，恰是中国反极权主义的社会革命演化为颜色革命不可或缺的根本方向，正是人权、权力制衡和公民权的具体展开，完全符合中国的伪宪法更符合普世的宪政原则。
在伪监狱伪法庭上，高智晟供认不讳的是反共产极权主义的事实。这一事实是全人类有目共睹的真知灼见，根本就不存在否定它的任何一点理由，恰恰是否定它的存在才是对共产极权主义的妥协和配合。从此一逻辑出发，高智晟这个法学爱好者（顺应草根一说）否定的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恶法诬陷。还有，最能说明那一结论的必然后果并没有出现，这一合乎逻辑的后果暂不便明说，以免给极权主义授以口实。因此，无论从胆识和效果来看，高智晟都不愧为当今中国一面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旗帜。根据这一事实，如果我们坚持不懈的以营救高律师等一切因言获罪的思想犯为工作重心，那么2007年就必然成为极权中国回归人类社会的一年。
到目前为止，体制内的发出民主自由之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没能做到与共产极权主义决裂，这就突显了入狱者们独到的可贵之处。费孝通说，“现在正面对着一个严酷的选择，保存文化呢还是保存人？如果依照我的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确的，就是保存的是人而不是文化......中国只有从文化的转型上就生路。”这话说到了头，但费先生却一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著称于世，这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或者说这就是典型的两面通吃。李甚之说，共产党的五十年是腥风血雨的五十年，“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可李先生至死也没有声言与共产魔鬼决裂，再激烈也没有超脱言说的范畴。何家栋说，“放着现成的人类文明库存而不拿来，一切都要自己从头作起，亲自尝试，在自由主义者眼里不啻野蛮人甚至猴子的行为方式。”但何先生故去之时，他的妻子扬言何先生对猴子还抱有进化到人类的一线希望。李锐是一位仁人志士，对共产极权主义更是深恶痛绝，可他至今仍是极权体制内的一员。是的，今之国内的所谓知识精英，绝大多数都身居极权体制之内，即挣着极权主义在国民中掠夺来的巨额血汗，又时不时给自己添加点自由民主的绚丽胭脂。别说知识精英就是平常人，也必须具有独立人格才能称其为自由人。从此一严酷的现实来看高智晟，怎么评价都不算过高。
极权主义是反人类的，极权主义体制所能容纳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有连带的关系吗？是的，反人类的团伙何以文化、科学和知识来称谓？这里暂以少数敢露头的体制内外的所谓知识精英的不合时宜，来说明妖魔文化对知识和人性的扭曲。
说起草根出身的律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林肯呢？就二十一世纪的极权主义血腥来看，高律师比林肯更难得，从妖魔文化精英济济来看，高律师比林肯更高尚，从趋利避害的习俗来看，高律师比林肯更勇敢。三月六日的西山高参会上，新自由主义精英以会计师为例，提出国家领导人由职业人来担负的呼吁究竟意指什么，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难道美国有三分之二的总统是由律师充任的事实，还有指责的必要吗？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怎么在中国文化界一下子突现出草根如何如何低贱，“暴民革命”如何如何低劣的呼声呢？在暴民革命的暴政血腥面前，难道困苦不堪的工农百姓就没有权利要求社会公正和基本人权了吗？难道知识分子这个劳动人民代言群体，就是如是代言的吗？我们都知道8964的绝大部分知识人，是因为工资待遇低下而参与其中的，而今他们用极权主义伪文化来荼毒工农子弟 ，并获得巨额经济收益。这就是八九六四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而今这又是公民抗暴民主运动被葬送的原因。什么知识，什么知识分子，纯粹是妖魔文化熏陶出道德败坏者的两面通吃的市侩和无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共产党的主张，不是反人类反进步的精神鸦片就是政治欺骗！
后现代化是落后于现代自由民主秩序的封建或皇权制度的中上层社会精英的思想革命，对于文化和时代滞后而非人为之恶的社会的此一演进，当然需要从社会学予以利益格局理论来分析，但反人类的人造血腥的极权主义，这一反时代文明的制度宗教，何以利益格局来辩护呢？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说的今日之中国不存在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存在的是政治经济利益的抢劫分赃集团。而且利益格局之理论，恰恰证明的是极权主义的罄竹难书，怎么反而给反极权主义套上了呢？
法轮功问题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假问题，是共产党自己制造政治反对派的作茧自缚的问题。共产党的宪法明文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但为什么它自己就否定它的自我设限呢？原来，他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来看待法轮功的兴起，可事实是它自开始为乱中国时，就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为榜样，而今它又以此来与法轮功对比得出有罪推定主义的乱政之必然。由于它的违宪行为才造成法轮功信仰者的以宗教道德为武器的政治反击，其实，反独裁反暴政原本就是宗教团体的一大道德使命，不仅不应该抵制反而应该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和支持。
对于先镇压后立法的人治独裁，何以看出它的合法性呢？尤其是它的以行政劳教的非法途径，大势捕抓和关押甚而以第一敌人的口号来出售器官的比法西斯更法西斯的兽行，难道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沉默之罪责吗？宗教的道德信仰本属非知识的范畴，不仅应有迷信的成分且必须具有迷信的成分，否则就失去道德信仰的本来价值和积极意义，为什么非要用知识科学跨领域予以是非混淆呢？反封建是反封建社会的政治迷信而不是反封建社会的宗教信仰，恰恰是共产党用暴力恐怖和政治欺骗强迫人们攀登人间天国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邪恶的政治宗教和封建迷信。对被迫捍卫生命权和信仰自由的法轮功百姓的同情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谁若以封建迷信或有罪推定主义干政来说事，谁就是比反右和文革更恶劣的极权主义支持者。在此一意义上看，高智晟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政治上更高人一筹。
高智晟的义举不仅在反极权暴政的立场上表现卓越，而且他已经提出了结束极权主义具有指导意义的四化主张。这组织化、政治化、街头化和非暴力化，恰是中国反极权主义的社会革命演化为颜色革命不可或缺的根本方向，正是人权、权力制衡和公民权的具体展开，完全符合中国的伪宪法更符合普世的宪政原则。其实伪宪法主要体现在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至尊的前言部分，自然也就在事实上否定了宪法的人权内容的实际存在。这种自我否定的宪法的事实存在，也正是中国知识人缺位的事实证明，而高智晟的出现恰恰补救了庞大的体制内的所谓知识群体的这一缺憾。
回顾即将逝去的2006年，面对极权主义铁牢里的无数为拯救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而因言获罪的思想者，我们决不放弃2007年！只要我们高高举起高智晟这面当今最伟大的自由战士的光辉旗帜，积极稳妥地推进组织化、政治化、街头化和非暴力化的颜色革命的决策，力争抗议活动与公开退党相辅相成，就能将2007年变为你拿枪我用笔、你野蛮我说理的全民说理年！让2007年演变为英国的1688年、美国的1776年、日本的1868年和中国的1898年，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程序正义精神平等幸福高效的后现代化生活，并不是什么先进和超前的壮举。难道幸福与苦难、繁荣与灭亡、光明与黑暗、理性与血腥，还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信息时代的十四亿中国人解不开的哥德巴赫猜想吗？高智晟何罪之有？胡锦涛何恶不具？不能以理服人的网络信息时代的十四亿中国人，我们还好意思自称人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