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有此结论，主要的依据是散见于《西行漫记》中老毛与斯诺的谈话和相关的个别传说。如“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话。”再如，当主编《新潮》杂志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一次在图书馆讨论时，老毛想加入他们的讨论，情不自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受到冷嘲热讽。散会后，傅斯年经范文澜提醒，说毛曾在《新青年》年发表过文章（指《体育之研究》），傅才与毛礼节性地握手，表示歉意。又如，毛旁听胡适一次演讲时，举手提问，大约是胡听不清毛的湖南腔或许因为他是旁听生，并没有回答他就继续演讲。临别时，胡同在座的、包括毛在内的人握手，却一句也没有提刚才发生的事。
以上事例有没有？我相信基本是事实。但是，我认为这不是老毛在北大交往过程中的主要事实，也不是造成老毛对北大知识分子、乃至全国知识分子偏见的主要原因，更不是老毛由此埋下整知识分子的主要心结。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见诸当事人的文字记录，足以说明老毛在北大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冷遇，并没有受到大知识分子的排斥。
当其恩师杨昌济将毛介绍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希望进北大作旁听生时，在蔡询问其学历过程中，毛谈到读过蔡翻译的德国哲学家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这本书，老毛曾细读数遍，作过一万二千字的批语。蔡对毛就该书的心得报以肯定和赞许的目光。也正因为此，毛才被批准为一名旁听生。要知道，作为师范生，当时要进北大，按规定必须先读预科，预科毕业考试合格后，方能入北大为正式生。当毛为解决吃饭问题手持杨昌济介绍信找到北大教授、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希望有一份刷黑板、拖地板的工作时，李笑道：“堂堂师范生做清洁工未免大材小用了！”便报经蔡元培同意，做了月薪8元的图书馆助理员（毛次年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正式任教的月薪也只有8元）。此外，据萧三回忆，毛同萧还访问过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大知识分子，并同陈独秀有过深入的个人交谈，聆听了这位北大文学院院长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人都大”（见《西行漫记》）。毛参加了“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学术团体，参与了王光祈、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应蔡元培之邀参与了“华法教育会”赴法勤工俭学计划的起草。就是曾经拒绝过老毛提问的胡适，也应邀出席了老毛组织的在京新民学会会员的座谈，解答他们的提问，并在家接受过毛的拜访。就连毛后来在湖南创办的“自修大学”也是由胡适取名的。这些在胡的日记中有文字记载。在毛1918年8月19日到京至1919年3月 12日离京赴沪的近七个月的交往过程中，他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邵飘萍、邓中夏、陈公博、谭平山、张国焘、康白清，段锡朋等等一大批老师和同学，并同李大钊、邵飘萍、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建立了较深的友谊。李大钊甚至认为毛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这些交往不仅没有遭到冷遇，而且效果也是显著的。老毛、萧子升、蔡和森组织的湖南学子勤工俭学的活动，得到了蔡元培、李石岑的热情支持，并将掌握在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龄、范源濂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出来；杨昌济还通过其老友章士钊出面组织义捐，筹款两万元，一并全部资助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之用。这为各省赴法学子所仅见。关于这段北大经历，毛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有如此总结：“在北大我有两大收获，一是认识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李大钊）先生，并通过您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二是参加了许多有意识的活动，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才干。这对我将来的人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北大给我的精神财富，真是终身难忘啊！”
可以肯定地说，老毛在北大的收获远远大于他的不愉快经历。因而，将其在北大的不愉快经历视为其后来整肃知识分子的原由，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那么，老毛为何要整知识分子呢？一言以蔽之，是出于其夺取江山和巩固毛式天下的需要，是极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老毛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偏见，也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在其整肃之列。纵观老毛一生，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要将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忠诚其事业，实现其统治的工具。老毛并不排斥知识分子，而是对知识分子给予极高的重视。早在井冈山时期，他手下为数不多的高学历知识分子如宛希先、罗荣桓、张子清等，皆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张子清还曾担任过朱毛会师后的第十一师师长，是毛驭下嫡系的最高军事长官，一度还代理过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如果张不死于1930年，中共建政后，无疑当授元帅衔。总观老毛夺取政权的全过程，晋升最快的恰恰是知识分子出生者。随着地位的巩固和事业的壮大，老毛的知识分子政策越来越明朗清晰，对能够为其事业冲锋陷阵、能够理解其“活思想”并能阐发之的知识分子，他不但不迫害，反而会提拔重用，以至身居高位。如早期的陈伯达、胡乔木，后期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因为专制体制需要的是奴才，需要的是附庸和帮闲，尤其需要的是有能力的工具。那些具有个性思维，有叛逆精神，敢逆龙鳞的知识分子被视为统治的障碍和潜在危险，一概是被整肃、被“改造”的对象。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历代的文字狱，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到明代以四书五经为科场考题的惟一化，都是极权专制制度对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扼杀化桎梏化和“改造”化。而毛泽东不同于历代统治者，或者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还在其比他们的手法更阴毒的一面。过去的统治者对异见知识分子大多是诛人，而毛更多表现为“诛心”。他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说，在毛掌控和统治时期，真正由他下令或示意斩杀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就是当年的王实味，也是贺龙、王震杀害的。这并不能因此认定老毛的仁慈。老毛毕竟是集古今权谋之大成，汇中外专制于一生的杰出人物，这恰恰是他较之历代君王、较之共产专制暴君斯大林更“高明”、更残酷的地方。因为将异见知识分子打为二等公民，用歧视、屈辱，用艰苦的体力劳动去摧残他们的意志，折磨他们的身体，这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痛苦、更有效。不仅能够蒙骗世人，给人以宽大为怀的假象，同时还让那些看不穿针他伎俩的被“改造”者，迷失了自我，因不杀之恩而感恩戴德。至今不是还有不少的当年被“改造”对象对其怀念有加吗？这一手法，实质上是一种将人去势的手法。在这一手法下的大多数，实际已经被改造为丧失独立意识的行尸走肉；即便有个别还未“骟净”的人，面对这样的体制和这样的手法，明哲的选择，只有三缄其口。
作为造反起家的老毛，最先是从知识分子的结社开始，搞学运、搞工运、搞农运，后来又以军队作本钱，完成了他改朝换代、确立毛氏天下的“伟业”。因此，老毛至死都始终牢牢抓住“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杆子。这就有别于历代君王和各时的军阀。他们没有老毛的经历，他们对待有“反骨”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杀戮。而老毛是过来人，深解个中三味，最了解知识分子的软肋，最懂得异见知识分子对其江山社稷的潜在危害。因而，整起他们来，最得心应手，最能击中要害。
毛氏的江山是巩固了，但是，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被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被摧残了，中国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以至于我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在民主自由大倡的今天，我们看到他的继任者们仍然沿袭着他的思维，用低劣卑鄙的手段继续拘捕、迫害有良心、有正义感、有民主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继续用“舆论导向”和各色法规，以及不对称的信息，封锁人们的自由交流，误导人们的判断，钳制国人的思想，以期继续他们腐败不堪的专制统治。如果我们听之任之，不奋起抗争，中国知识分子挨整的命运就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13周年。
成都读书会书友 焦 鸿
2006．12．25．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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