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是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地方报纸，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和政策作用。历届北京市委都是政治保守、思想僵化的。这种保守僵化的基本状况至今没有改变。目前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并不处于中共领导层的主流行列。中共领导层不需要透过这个地方党委去表达政治改革的“微言大义”。北京市委管辖的《北京日报》，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左倾、内容沉闷、读者寥寥。这样一份保守而平庸的报纸传递的民主改革的“破晓鸡鸣”，只是虚假的“半夜鸡叫”。
那篇文章的作者在“中央编译局”供职。“中央编译局”的全称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它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注释、出版这些共产主义导师的“革命著作”。“中央编译局”没有政治功能和政策功能，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闲散机构。认为这样一个无关大局的闲散机构可以释放政治改革的 “气球”，是无稽之谈。
有人绘声绘色地把那篇文章的作者描述成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前沿智囊”。任何真正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情况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共最高领导人有“前沿智囊”。在中共的政治系统中，并不存在“智囊”的位置。
有人神秘莫测地分析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中共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转载了那篇文章。中共中央党校的主要工作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教育中共的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它不参与中共的政治决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是中共的宣传工具，偶尔刊登或转载一点开明言论，有利于缓解国内人民和国际人士对中共压制思想自由的批评。这并不表明中央党校、《人民日报》、新华社秉承“中央精神”为政治改革开道。毛泽东时代由最高领导人授意发表一篇文章，进而掀起一场政治风浪的无规则无程序的作法，中共早已抛弃了。
至于海外某些从事特种工作的文人，别有用心地把那篇文章夸张成中共的“政治改革部署”的一部分，则是为了掩盖中共实际上并不准备进行政治改革。
对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共来说，任何政治改革的信号只能出自最高领导层。这个最高领导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有九个成员，决定性的人物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
中共的最高领导层执政已经四年多，从来没有政治改革的意图和计划。在中共的庞大的高级官员队伍里，也没有主张政治改革的现实力量。想像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在新年之际“心血来潮”，通过一个闲散机构的文人写一篇不痛不痒的文章打开政治改革的“门缝”，这是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无知，也是对中国政治的无知。
十六年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和苏联进行了民主改革。三年多来，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民主改革－“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而共产主义中国自1989年6月中止政治改革已经将近十八年。即使1989年6月前中国的不足两年的政治改革，也是非常肤浅的。中国在民主改革方面的严重落伍和长期落伍，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广泛不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失望，导致了中国的政治停滞、全面腐败、官民冲突。因此，今后中国的民主改革的信号，不能是几个文人的空谈，必须是有实质内容与合理时间表的政治安排。
中国民主改革最重要的实质内容是两条：其一，开放一切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一切层级的政府首长的自由选举；其二，开放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其它建设性的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存在。中共宣扬的“村务公开” 、“减少党委副职人数”等等，都不是民主改革的重要措施。
任何人都不可能“万寿无疆”。所以，民主改革需要有合理的时间表。中国从1980年起将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层级由乡镇提升到县区，可是二十七年来这一层级没有继续提升。中共自1949年执政，五十八年来任何层级的政府首长都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五十八年来中共一直拒绝现代多党制。无论是二十七年，还是五十八年，都超出了可接受的政治进程，甚至超出了可预期的生命进程。
结束无限期地阻止实质性的民主改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共产党的领导层“良心发现”。因为拖延并阻挠民主改革符合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需要在人民中形成健康的民主力量，去推动最重要的两个民主目标的实现，去促进民主改革的时间表的确定。
（完）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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