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枫:也说告密

冉云飞先生在《亲爱的告密》一文中说“一是统治成本非常低廉，藉此维持庞大的社会运转；二是人人自危，每个人头上时常悬一把达摩克利之剑；三是，可以降低一个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会听主子的话，就会有把柄被主子拿着，便于统治；四：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设，反对互相制衡、谁都没有免受监督豁免权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维持专制统治不放。”窃以为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如要研究告密，就要研究一些人为什么要告密？比如说“胡风”和“反右”等政治事件中，告密领赏，卖友求荣，检举自保，揭发晋身者必竟是少数，何也？我认为是个人的人格与品质的使然。故然有冉先生“按”的“四个”客观道理，但个人人格却是主要的，不可忽视的。笔者一生也“告密”卖过伯父，可更多是被别人“告密出卖”。先说我怎么“告密出卖伯父”！

１９５０年解放伊始，我作为翻身童工当上共产党干部，乡下伯父一生省吃简用买下几十亩簿田，眼看要成地主，即找着在茶厅当坐柜先生的家父帮他分担一点田产。家父找我啇量，我不但一口拒绝，还向伯父所在的乡农会作了告发，使得伯父被斗争了好几个晚上。当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谓的站稳革命立场。渐次成人后深感自已行为过火和不道德，及至后来当了右派后才知是上当受骗，噬脐莫及，悔了一辈子。此后几十年总要去伯父坟头焚上几柱香，求他原谅侄儿少不经事，大有“一失足成千古恨，难洗今朝悔恨心。”

也许叫遭报应吧？此后几十年老是被人告密出卖。先说五七年反右，四川文坛两个被定性的“反党七人小集团”（又称七君子集团）和“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都是告密者罗织所为。我们下了油锅烹炸，告密者却“继续为人民服务”。我在《四川文坛“贝多芬俱乐部”由来》一文中有首打油“烟浓浓，雾濛濛，小楼一夜祸重重。人心莫测谁知晓？向灯向火各不同。”这也是说的人性使然。１９６２年发生在“４１５”劳教筑路支队的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一案，也是共同劳教的“难友”姚凤启先生（原南充市公安处刑侦干事）告的密，致使六十四人劳教中的右派杀的杀判的判，而姚先生则提前“摘帽解教”回到原单位，两个儿子解决了北京户口。１９６８年发生在省四监狱的反革命团纵越狱案仍是告密者立下的“汗马功劳”，两人被枪决，五人被加刑，告密者当场获释。从这些血淋淋的例证不难看出，告密者之所以告密不外乎是求安、求平、求升、求荣，得到统治者一点犒赏而矣，但不告密的人总是多数呀！他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告密，管你赏不赏，惩不惩，放不放，杀不杀，自始至终认为告密可耻，可卑！在我做街道办事处主任走红的年月，曾抓住一个家道富有的女小偷，我奇怪地问她：你不缺穿不缺吃，为什幺要去偷？她脸不红心不跳地回道：“我看着銭手就痒，不去偷心里就不好受。”这也是人性使然！如果冉先生有志研究告密这一科研课题，我建议先从人性入手，当然也得研究研究统治阶级的统治术。在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中，告密者永远就那么几个人，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告密呢？首要需区分别无知、冲动、报复与求荣、晋身、洗涮、保安等等，无论哪一类那一种，告密都是可耻的，没有人格的，应终身忏悔，向民族向祖先认错认罪，不要以为成了“名人”就可以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