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许多地方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明，所以他们才那么自在、那么洒脱。
最让我们感到不可企及的，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而非思维方法。“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虽说已是两千多年的陈货，却丝毫不显得古奥。即便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货真价实的老古董也还谈不上佶屈聱牙，今天的旷男怨女一点即通。
古人对待友谊的态度常常令我们惭愧。每当我读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都不禁为之汗颜。
那汪伦是何许人也？一个不见经传的“乡巴佬”而已，想不到他是如此幸运，竟因一首小诗而名垂青史。是什么吸引了李白这个性情中人呢？他千里迢迢地跑到那个山窝里去，难道是没有饭吃没有酒喝吗？当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端坐在舟中，船夫悠然打桨，忽然远远地传来依依惜别的骊歌，诗人不用说也是恋恋不舍频频回首，直至友人的身影渐渐地从视线中消逝……这一幕颇为感人，猜想李、汪二人谈不上深交，不过是萍水相逢。然而这正是古人的友情，相形之下，我们就差得太远了。试问：今天有几人愿意翻山越岭专程去看望一个落泊的朋友？
男女间的交往也很能说明古人确有今人不及之处。《列仙传》里说有个名叫郑交甫的年轻人(自然是位风流倜傥的角儿)，路遇两位仙女，居然一见钟情，又异想天开，索赠佩玉。那个姓郑的没话找话：“二女劳矣？”两位仙女倒也大方，回礼道：“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双方旗鼓相当，于是诗兴大发，彼此唱和。分手之际，两位仙女爽快地解下佩玉相赠，郑交甫受宠若惊，不想走出数十步，佩玉不翼而飞，回头再看仙女，也不见踪影。换了今天的年轻人，受此愚弄，一定恼羞成怒。想那郑交甫绝不是个俗人，充其量不过是一笑置之罢了。
文中仅是感慨道：“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是古人豁达、轻松的一面。而在更多的时候，古人却认真到痴迷的地步。
读书人稍通文墨鲜有不知下面这首诗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春游口渴，向一少女求饮，来年春天，忽然忆及，情不自禁故地重游，不巧少女外出，惆怅之余在门上留下了那首诗。过了几天，崔护偶然路过此地，听到屋内有哭声，遂敲门询问，一老汉应声出来张口便说：“你就是那个崔护吧，你害死了我的女儿！”原来那天少女归来看到题诗，就不思饮食，数日而死。崔护大恸不已，哭着说：“某在斯，某在斯(我在这儿，我在这儿)。”谁知那少女听着听着，就睁开眼睛，死而复活了。“某在斯”三个字，从崔护嘴里说出来不只是儒雅，还有一种特殊的韵味，乍听似乎言不及义，细想之下才觉得言简意赅，胜过喋喋不休的山盟海誓。
今人开口闭口，不是“志向”就是“事业”，也常常令人如坐针毡。谈志向必虚张声势，天花乱坠；谈事业必谈效益，以银子为计量单位。想当年秦始皇出游，项羽跟项梁一道去看热闹，见秦始皇前呼后拥的派头，愤愤不平地对叔叔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吓得项梁赶紧捂住侄儿的嘴巴。那句石破天惊的话出自未来的西楚霸王之口，我们听起来非但不觉肉麻，反倒十分受用，以为这才是鸿鹄之志。
在今人眼中，所谓事业不过是名誉、地位、金钱和权势的代名词，想那陶渊明放着彭泽县令不做，好端端地挂冠而去当他的村夫野老，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陶的理由很简单：“田园将芜胡不归？”相信这是由衷之言，否则他在归去的途中就不会感受到大自然无所不在的美：“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回到家中也不会怡然自得：“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凡事不忘性情，提得起，放得下。既能当仁不让，又能耐得住寂寞——这大概就是古人令我们望尘莫及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