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共的体制，宣传部是一个重要的入口。作为一个靠谎言和暴力起家的政权，宣传部正是其用来实施“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压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有力工具。宣传部的创建，最早是沿袭苏俄体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全面学习斯大林式的组织方式，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由此开始其“革命生涯”。毛泽东在宣传上的天才胜于其在军事上的天才。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与其说败在战场上，不如说败在文宣上。
“笔杆子”和“枪杆子”是一切专制制度最后的堡垒。今天的中共宣传部，是整个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的始作俑者，是全世界最大的谎言制造商，是摧残中国知识分子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刽子手，更是一个集中了大批腐败分子和流氓的庞大机构。这个部门耗费纳税人无数的财富，却干着伤害纳税人利益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一头“恐龙”，人人都当像焦国标先生那样鸣鼓而攻之。
宣传部是个腐败部
有人误认为宣传部是一个清水衙门，少有贪污腐败的机会。其实，近期几起宣传部高官的腐败案件显示，宣传部之腐败丝毫不亚于银行、股票、交通、建筑、卫生等“腐败高发区”。
二零零四年七月，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被捕。我在成都曾经见到过西南财经大学的老校长甘本佑教授，高勇正是其学生。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为高勇这个 “最聪明的学生”的堕落深感遗憾。纯朴的老教授怎么也想不到，四十岁不到、春风得意的弟子，一下子就成了千夫所指的贪官。其实，高勇堕落的根源并非其人品，而是宣传部长这个显赫的职位——由于中共极其看重宣传工作，各级宣传部长均在该级党委“常委”之列，参与决策包括宣传在内的所有重大问题，拥有比那些不是常委的副市长们大得多的权力。
高勇，一九六五年八月生，宁夏银川人。一九八七年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专业毕业，博士。他早年做过四川某省长的秘书，少年得志，“起点很高”，仕途一直非常顺畅。高勇曾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做过三年副州长，在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做了一年半的一把手。二零零二年六月回到成都，出任成都市委常委，分管金融工作。二零零三年成都市委、政府换届，他始任职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
一位知情人透露，自从出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长一职以来，在这个“城市形象营销部门”里，高勇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作为主要策划人之一，他提出把成都打造成“东方伊甸园”的发展创意，获得四川省委的认同。此外，他还专门请张艺谋拍摄成都城市形象的宣传片。然而，“东方伊甸园”尚未打造成功，高勇本人已沦为阶下囚。看来，这位经济学博士对《圣经》并不太理解——伊甸园乃是人开始犯罪堕落的地方。
高勇突然落马，据传与贵州省前省委书记刘方仁案有直接联系，是该案之余波。由于刘方仁案已水落石出，纪检部门掌握了高勇经济问题的相关证据，因此高勇并没有经过官员落马一般要经过的“双规”阶段，而是直接被刑拘。成都民间传说，高勇的问题，绝非仅仅是在贵州任职期间受贿，他在回成都担任市委常委两年、担任宣传部长一年期间，亦大肆受贿索贿，涉案金额至少达两千万以上。就在高勇被捕的当天下午，他还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宣讲“三个代表”。办案人员当天搜查其住所，发现仅仅是价值数万的劳力士等金表就收藏了近百枚之多。在高勇厚厚的工作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记载了多年来收受贿赂的数目。
在中共政权内落马的宣传部官员中，高勇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前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广电局局长张小川被“双规”同样充满戏剧性。张小川去参加市委宣传部会议，已经准备好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稿，到会时发现院子里有一辆市纪委的车，按理说纪委与宣传会议并不沾边。结果，他的司机一直等他出来，却总也等不到。纪委的司机便跟这名司机说：“别等了，你可以回去了，根据我的经验，你们局长肯定犯事了。”
张小川的“双规”是由宣传部长张宗海宣布的。此后，张宗海还专门召开全市中层以上宣传干部会议。在会上，张宗海“义正辞严”地讲了三点意见，一是不要轻信谣言，二是不要乱传，三是安心做好本职工作。
然而，几个月之后，张宗海也跟他的副手一样被“双规”了。
宣传部是个流氓部
宣传部整天宣传“八荣八耻”，却实实在在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时刻心里装着一双草鞋，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段“感人肺腑”的讲话，是二零零三年九月张宗海在重庆市宣传系统“学习十六大，展示新风采”演讲比赛中的即席讲话。然而，善良的老百姓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名自称是“草鞋公仆”的宣传部长，就是这样一位在电视和报纸上正义凛然、好话说尽的副省级高官，骨子里却是全然败坏的赌徒、淫棍和酒鬼，以及彻彻底底的大流氓——由流氓执掌的部门，自然就是流氓部了。
据《海峡都市报》报导，张宗海多次与张小川一起挪用公款到澳门赌钱。他们共动用二亿多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输掉一亿多元。张宗海不仅好赌，更好色：在被宣布“双规”时，办案人员在其公文包里发现三样东西：避孕套、“伟哥”和钞票。酒量颇大的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他在重庆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经常带不同的漂亮女人回去过夜。据说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可见此人心理变态到何种程度。即使在中央党校一年学习期间，他仍然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中共官员个个色胆包天，使得中央党校也成为“八大胡同”。张宗海还与黔江区某高级酒店总经理等多人保持着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这些都是圈子里“公开的秘密”。
除了“伟哥”，张宗海对神佛的兴趣也很大。他每年要花费几十万元在华严寺等名寺烧第一炷香。在就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前几天，他还在某风景区写下“谒真武观原知万物皆循道，朝观音阁顿悟众生可成佛”的联句，看来他是道教和佛教“两手抓、两手硬”。但是，真武大帝和观音大圣并未保佑其仕途坦荡。办案人员从张家搜出数百万元现金，还发现若干精美神龛。一边拜神佛，一边宣讲“三个代表”，这就是今日中共宣传部官员理所当然的“双重生活”。不独宣传部的官员如此，就连最高级的“伟大的马列主义战士”们也大都如此。
分析这些落马的宣传部长们的事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天天在台面上宣讲“八荣八耻”，个人私人生活却一塌糊涂，堪称五毒俱全的“现代西门庆”。据重庆广电系统的人员介绍，张小川的儿子原在重庆电视台工作，染上了吸毒的坏毛病，毒性上来时，人经常神志不清。每当他无钱买毒品的时候，就会在广电局大院里大骂父亲。 “骂的次数多了，我也记清了，无非是‘你这个贪官，不给我几十万，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说出去’之类的话。”后来张小川的儿子意外死亡，对张小川的打击很大。为了散心，喜欢出国旅游的张小川出国的次数更多了，“三天两头往国外跑”。出国是需要钱的，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肯定不足以支撑他出国的巨额花销。那么，他的钱从哪里来呢？控制着传媒这一“朝阳产业”的宣传部，并非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没有多少油水”。张小川曾把沙坪坝区一块广电部门拥有的土地以二亿元的价格卖给一个朋友。而根据市值，这块地皮至少值三亿元，国有资产就这样流失了一个亿。张小川从这一单买卖中究竟获利多少，明眼人不难估计。
宣传部是个刽子手部
中共的宣传部不仅是腐败部、流氓部，还是刽子手部。在过着腐败生活和流氓生活的同时，宣传部的官员们不会忘记党交给他们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即“扼杀人类一切的先进文明”、“愚弄中国所有的父老乡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宣传部对内是“洗脑部”、“愚民部”，对外则是中共国际形象的“公关策划部”。
新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秉承其前任丁关根的作风和思路，以宣传谎言、消灭真话为己任。上任数年来，刘云山的某些讲话和作为，甚至比以“盯紧”、“关紧”、“跟紧”的丁关根还要冷酷。在中共建政之初，那些出任中宣部部长、副部长的高官，一般都是肚中有点墨水的文人和理论家，如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不管其思想保守或开明，至少还称得上是“专业对口”的“笔杆子”。但近年来中共的几任中宣部部长，已经失去了“学者”和“文人”的伪装，成为赤裸裸的党棍和文化艺术的刽子手。宣传部长的文化水准直线下降，丁、刘等人甚至连写作一篇文字通顺的讲稿的本领都不具备，更不用说拥有什么基本的“理论素养”了。于是，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才杀气腾腾地贯彻胡总书记的教导：“我们的宣传工作要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他们的经济虽然遇到了一点困难，在政治上却一贯正确。”
丁关根、刘云山、吉炳轩之流的左棍，是中国的戈培尔，也是中国的萨哈夫。他们不会说一句真话，说起谎话来却不用打草稿。最高层选择由这样的人物来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要职，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周密安排：看门的狗自然是越凶越好。今天的中宣部很难再出现一个像朱厚泽那样的开明派了——在最近中宣部传达的“黑名单” 上，朱厚泽名列第一。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前中宣部部长成为中宣部最大的敌人。
有了宣传部这样一个“刽子手部”的存在，要实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还遥遥无期、任重道远。不过，一个让人欣慰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宣部不得不躲到幕后进行种种黑箱操作，他们再不敢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振振有词地传播谬误和毒素、并率先展开对知识分子的大批判。他们也无法像邓小平时代那样，在媒体上铺天盖地地批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评判体系，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官方越要将其批臭，他们在民间就越香。这些官僚们也知道世界民主大潮不可抵抗，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好通过“打电话”、“开小会”的方式来实现禁书、禁报、封杀作者的恶行。他们不敢像昔日一样光明正大地下发文件，刀笔吏们开始害怕在历史上留下丑恶记录了。在执行来自更上层的命令时，他们心里也感到理亏、感到底气不足。这些丑陋的蝙蝠们躲在黑暗里，挥舞他们黑色的翅膀；而在不久的将来，在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这块土地上时，这些蝙蝠们终将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
胡适说过：“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毫无疑问，中共的宣传部是所有热爱民主自由、追求真理真相的中国公民的敌人。一天宣传部不退出历史舞台，一天这场战斗就不会结束，如美国哲学家米克尔约翰的著作《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一书的中文译者侯健所说：“自由的历史首先表现为言论自由的历史，充满冲突、流血和悲剧。”我愿意为实现每个人的言论自由而付出任何代价，我也愿意为推倒中共宣传部所构筑的无形的“柏林墙”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零零五年一月九日初稿，四川成都
二零零六年八月改定，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