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上刊登一则消息，一架小型飞机在纽省中部坠机失事，机上的一对香港夫妇与机师竟奇迹般的逃出生天。庆幸之佘，我想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恐怕一生都会在内心留下恐惧的阴影。因为死亡的恐怖不仅在於死亡本身，很大程度是来自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的那一刹那大脑里清晰的思维。尽管这一时刻往往十分短暂，但绝对令人终身难忘。我本人就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那是在文革中的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与一帮同窗好友从北京出发，沿着李太白的足迹上岱顶登卢山，继而追寻“八一”起义遗迹来到了南昌。那时江西两派武斗已经升级到动用了真刀真枪，我们这些十几岁不知死活的年轻人竟鬼使神差，扛起枪加入了武斗的行列。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始终弄不清当时是年少好胜贪玩喜刺激，还是真心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那时我在南昌铁路局主办的“铁道风雷报”当临时记者，主要负责报导“战况”和拍些有关死伤者的照片，据说是向中央汇报，通过什么管道不得而知。报社管吃管住，没有工资，给我配备了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那时汽车很多，会开的人少，我虽没有执照也成了司机)， 还有个装枪的大木盒，可惜只有两发子弹。再就是一架闪光灯，那年头的灯光灯是笨重的一套，手握的是灯头，身上背的是充电大胶木盒，足有二、三斤重，照相机则是我家里的上海牌。每次外出，胸前挂着照相机，左肩背着闪光灯，右肩挎着盒子炮，开着敞蓬小吉普，十分神气。自从有了汽车，低我一年级的“黄毛丫头”高佳就成了我的“吉普女郎”。那年她十七岁，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子，白嫩的皮肤，红卫兵式的短发微微有些泛黄，虽说高鼻子上架的那副圆圆的近视眼镜多少给她那双忽闪的大眼睛打了不少折扣，可她爱说爱笑，发育中的少女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有她坐在身边，我还是暗自感到十分得意。高佳胆子很大，经常夜晚陪我外出，四处奔波，甚至登上漆黑的冷藏车箱，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竟敢用手在一具具尸体上翻查他们身上的姓名标牌供我拍照，她在一旁记录。那时真怪了，黑暗的车箱里冷溲溲，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和一群血肉模糊的尸体，却丝毫不觉得可怕，仿佛死亡与我们毫不相干。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才深深地感到了它的恐怖……
我一生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那个时刻……
那是个炎热的夏夜，南昌铁二中的两个朋友小张和小季向我透露，城外靠近向塘有一个弹药库因“守军”撤退，扔下大量弹药无人看管，问我敢不敢去“采访”。我知道他们的用意，当时枪支好找，弹药难寻，尤其是那些杂七杂八的枪，有的根本就没有子弹。我给高佳搞到一只极漂亮的礼品小手枪，精致的雕花象牙枪柄，银光闪闪的电镀枪身，配上压花纹的崭新皮套，简直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因为没有子弹她只能做为摆设别在腰间。而我的盒子炮也只有两发子弹，挎了十几天也舍不得放一枪玩玩。听他们一说，顿时来了精神，一摆手“走”，他俩立马跳上了汽车。我甚至没来得及叫上我的“吉普女郎”就出发了，当时也想把子弹弄回来后给她个惊喜。出城时，最后一道哨卡讲今晚对方可能有大的行动，城外的许多人都撤回来了，告戒我们千万小心，早去早回。当时我还满不在乎地说没事，车子开的飞快。
在接近向塘的时候，路面越来越窄，越来越颠波，只得放慢了速度。四野静悄悄的，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土路两边都是稻田，天地一片黑暗，只有车灯打出两条光柱，照亮前方不远的地方，前面有一座小木桥。我再次降低了车速准备上桥。突然，桥两边的草丛中猛地站起两条壮汉，赤裸的上身斜挎着长长的子弹带，各自手中端着一挺机枪，对准我们大声喝道：停车！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惊呆了，本能地一脚踩住了刹车，整个心“格登”一下子沉了下来，就象掉进了无底的冰窑，彻底凉了。“坏了”心里飞快地闪过这个念头……
几天以前我拍到一位“烈士”就是被对立派抓住当场绑在树上枪杀的。随着武斗不断地升级，死伤越来越多，杀红了眼的人们几乎丧失了理智和人性，对立派最忌恨外省人来参加武斗，据说凡是抓到不会讲本地方言又带武器的人，格杀无论。我还记得高佳发现他的证件时惊呼：他是北工大的。“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就是曾经拍照过的一具具尸体，“死亡”两个字带着铺天盖地的恐怖不知从那里窜了出来，那么清晰，那么深刻。我整个心被极度的恐惧紧紧地揪在一起，浑身瘫软，手脚不住地发抖，阵阵寒气从脊背冒出，骤然一身冷汗……
车刚停下，两旁稻田里又跳出几个人，排成扇形把车头围住，用我一点也听不懂的江西土话低声吆喝。沉默了一会儿，小季哆哆嗦嗦地说：“他……他们叫熄火，把车灯关掉，缴枪。你看……”不知怎么回事，心里难过极了，突然想到了远在北京的妈妈，可这念头只一闪就过去了。“拼！打死一个够本。”说来也怪，当意识到死亡已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也不甘心就这样白白死去，拼命的念头反倒使人有些平静了。我关闭了引擎和大灯，周围一下子暗了下来，四野静的出奇，世间的一切仿佛都凝滞住了。我开始用两眼的余光暗暗打量路两旁漆黑的稻田，颤抖的手轻轻的向左肋下的枪摸去，我本想悄声告诉他俩枪响就往稻田里跳，谁知随着对方又一声低喊他俩己经把枪扔了出去，两条黑影也同时窜到了车前，一左一右，两条枪对准开车的我，死亡的恐惧再次强烈地袭上了心头，我彻底绝望了，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老田！开车，快开车！”不知过了多久，小张狂喜的喊叫把我的灵魂一下子从地狱里唤醒，我木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他俩与这些壮汉在往车上搬弹药葙。原来他们是自己人，是撤回城里的最后一批人马，弹药库已被对方重新占领，并且设下了埋伏和地雷。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一场面临生死的虚惊，太可怕了！如果刚才动起手来……如果没有遇到他们直接开到弹药库……看来有时死亡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可是死里逃生的那种万分庆幸和心有余悸的强烈震撼，却实在令人终身难忘。
那次事件过后不久，高佳和其他同学共二十余人乘解放牌卡车前往向塘，途中遭遇埋伏，死伤十多人，其中有两位是我的同窗好友当埸被枪弹夺去了性命，那年整十八岁。高佳等人在稻田里拼命爬了一整夜，见到她时，满身泥浆，衣衫褴褛，小手枪也丢了，剩下空套还挂在腰间。她扑到我怀里放声大哭，那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子拥抱，内心却充满了悲凉。不久我俩先后回到了北京，在那动荡的年月渐渐失去了联系。后未听说她的父母，北京钢铁学院的著名教授，面对残酷的批斗，不堪凌辱，双双卧轨，含冤自尽了。
说起来死亡是恐怖的，可是在十年文革里，从昔日的达官显贵到贩夫走卒，多少无辜的人们在极度绝望之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过早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们以死亡向那个时代发出了无声的抗议：苛政猛於虎。
仅以此文纪念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南昌城外牺牲的贺英、潘仲诚两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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