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对胡锦涛《中共面临前所未有三大危机》的批判
３、人需要的是人伦纲常，胡锦涛给予人的却是共产党的纲常
⑴、有了理性而后才有纲常，却不是有了理性而后才有人
所谓人伦纲常的自身其实也就是一个原则、道理，它要不是道理人怎么知解它？要想遵守，就得先知道。但人伦纲常反映的却并非是道理，相反，做为道理的人伦纲常包含着的却是人的性质。因为人活着并不是为实现道理，为实现人伦纲常，而是通过道理，通过人伦纲常来实现生命。生命及其性质都不是因为有了理性才有的，而是先有生命及其性质而后派生出理性。这里的顺序是：只要有了人就肯定同步地带着生命的性质，只要有了性质就肯定得实现。单纯的生命实现并谈不上什么原则和什么理性标准，实现是必然的，不能抗拒。只有在“如何实现”方面（如何实现也就是实现的方式）才需要人伦纲常，因而人伦纲常的意义或价值并不是对着生命性质，而是基于生命实现的公正性的。因为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上的人千千万，都得实现生命，这就要求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也就是社会的秩序，所以说只有人类存在的秩序才需要人伦纲常。
从哪里得到纲常呢？从伦理里呀！从而这就有一个问题－－
人所需要的纲常，若不根据着人，不根据着人的性，你根据着什么得来它才能是人的生命的？这是明摆在那里的理儿，是不证自明的。你胡锦涛在沙漠里跋涉几天没见水，给你偏是炒面能行吗？扁给你灌盐粒能行吗？这里需要的是水！这不就结啦？中国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明明是因为共产主义扫荡了人伦纲常才引出人性与党性的矛盾，才表现出社会的对抗，秩序的重建怎么可能设想不是对人伦纲常的恢复？快要渴死的人怎么能不用水来救命呢？靠对党的纲常的强化不是往伤口上浇毒药吗？
胡锦涛指出：“摆在全党和各级政府面前最严峻、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要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遏制危机的恶化，克服、解决好危机，扭转、改变危机的局面。这项极其沉重的工作，只能做好，不能挫折；只能向前，不能停滞和再积压；必须对克服、解决危机，扭转、改变危机局面这一仗，树立信心和坚定的决心，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关系到十三亿人民的利益，也关系到党的生命力和是否合格作为执政党”。
我承认，可以“用”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出当下任务和制定实践路线。
但我得提醒：这里说的是可以“用”，可以“用”里就包含着“不用”，包含着“用别的”，也就是说，“党”在方针、政策之前不过是用做空名，用做套路，有党无党，那方针、政策还是方针政策。要党又有何用？
因为－－方针、政策就是方针、政策，它反映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会因为说它“是党的”它就一个样，说它不是党的就另一个样。比如：“人权”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表示：凡处在主观能力所造成的联系中的人，都应该严格遵守它从大自然那里来时大自然对他的赋予，不得越雷池也一步。即使在这个原则前加上党的伟大和光荣，揭示的意思也还是这一些，既增不了，也变不了，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出个党来呢？把方针、政策说成或不说成“党的方针、政策”，都依然还是那条方针和那条政策。可见党其实是个累赘。如果把胡锦涛的话改成：“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遏制危机的恶化，克服、解决好危机，扭转、改变危机的局面。”试问这样说话意思就不清楚、不明了了？就没有魅力没有效力了？既然去掉前边那一些附加它还是那个意思，附加那么多废活的必须性又在哪里？
再看一个更明显的例子：“一切物体都有形态”，或“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两个自明的命题，是不是在这两个定理前加上“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同学们排除万难，克服了重重险阻，终于攻下了物理学定理“凡物体必有形状”和数学命题“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样的说法就能更“确实”些？更“自明”更有效些？如果不能，那就证明用“党”的名义说的话仅仅是一种修饰，一种形成于习惯的遇腐的套路。在这两个命题前边加上党的名义（其实就是拉了大旗和虎皮）对命题的真理性和有效性是丝作用不起，但是加不加却就是胡锦涛说的那种坚不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标准。胡锦涛每有开口总是用这个逻辑。
再举一例，且不说这例子实质上正不正确，只研究它表述方式的恰当性，“我们要鼓干劲、争先进，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路线”与“我们要坚持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两个说法在实际上还有什么不同？表的义还有多少之分？如果没有不同，后者多说上那么些又是基于什么？是多出效率还是少花钱？
路线也好，方针、政策也好，它们自身就已是可意识的，是内容的，已既有环节又有进序，是自身饱满的，其前不需任何修饰，其后也不需任何补充，它自己已完成对自身的表述，达到了让人明确的目的。咱就闹不明白在其前后都缀上那一大堆废话究竟是图的什么？你胡锦涛不就是党吗？你已经是党，说起话还要再特别抬出党的名义，你图的嘛呢？
“用”是一个谓词，即故意，既是故意就意味着可以故意放任，也可以故意抓捕。请问，有谁或者有什么力量能保证这“用”的故意必然纯洁？没有！没有一种保证人的用心永远合德的力量。
第二点，只有本身就是原理才是人可以理解的，因而凡能称得上是方针、政策的，就已是人可以理解的原则了，而且就是冲着人的理解能力才提出它们，并且要想能提出方针、政策又必须是有同样理解能力的人，因而处在方针、政策两端的是同形、同质、同种理解力的人－－
那就是人对人的关系！不是党对人也不是人对党的关系。
是人提在出方针、政策，并且还是让同样理性的人来理解，凭着什么不直接去表达方针、政策，非要套上党的红帽子？比如说胡锦涛若提出一个任务：“向前走一公里，再向左转一百米，然后向右转４５ο，再前进半公理左侧第五门，进去就是”。难道这任务还不是十分的明确，具体和可操作？有什么必要再加上党的路线，牢记党的教导……等等社会主义的形态？你胡锦涛直接就是一个人，并不是直接是个党！也不是经绕了党的圈子才是人的。你胡锦涛与芸芸众生里的任何一个分子一样，是由两个人用人的原料造成的，你吃的是人食，说的是人话，你为什么非绕来拐去装神弄鬼的把人话变成党话？干嘛非“用党的方针，党的政策”，难道直接就是方针，直接就是政策就不是方针，不是政策了？你知不知道，咱们的爷爷奶奶那辈以上的祖先们就没有听过党话，从来只说人话，不是也繁殖到咱们这一辈吗？原本只说干干净净的人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到了你嘴里非得带上些红帽子，你可苦来呢？你不累吗？！
第三个问题，存在世界上没有党，因而方针、政策从来就不是党的
存在世界上没有政党，这说法是人人可以从容接受的。说世界上的方针、政策从来就不是党的，就得费劲做些解释。政党仅仅是人心的一种承认，相当于对人身的部分出让，出让的那些部分被用契约固定下来。党并不能因为有这种承认就成了存在世界的客体，决不能。所以世界上还是只有人没有党，世界上根本没有的东西又怎么能思维呢？党根本就不是客体事实又怎能立出方针、政策来？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种叫做党的东西，又哪来党的任何作品，方针、政策、路线、宗旨之类的？这些东西统统是人的，是出让了一部人身做为自已心里承认的那些人的，是他们的要求、主张。须知：他们成为党员只是心里做出一种承认，是在所承认的那些问题上负起责任，承担义务，那么，所谓党的方针、政策只能有效于出让部分人身的那些人，并且只有效于他们用心所承认的那些事情上。并不能因为有这种承认他们就不再是物质意义的人而成了党，所以，如果他们的要求、主张是地地道道的人性人情，是正宗的人欲，如果党的创建者、把持者的愿望就是为满足同类的幸福，他用得着避开对人情、人欲的直接表达，直接地说人话，而耗神非力地去拐弯抹角拉党旗披党皮吗？玄机就在这里－－
⑵、党的事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本质是对人的裹挟
如果出于对真理的认识，鹿是鹿马是马，还用得着杀人来指认吗？指鹿为马就是裹挟，当违着心把鹿说成马的条件下你就能活下来，否则……。同理，凡好吃好喝好用的东西你还用得着贴上神的标签？大凡必须贴标签的就肯定不是好东西。如果不是由自己确认自己就是恶棍、流氓加土匪，那是用不着贴了金再露面的。若有西施那份模样还用得着效颦吗？若有刘备那副“虚伪”心肠，老百姓宁死非跟着他，又何须指控他虚伪呢？那就叫他虚去吧！好东西决不需贴假招牌，不是酒香不怕巷深吗？凡需贴假招牌的就不是好东西！这个道理张戎先生那《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反射得清清楚楚：你不是出于谋权就不需发动富田屠杀！你不是惧怕项英就共产党于１９５６年召开了八大，经历了整风反右、大跃迭、反右倾的庐山会议，三年饥荒……至六六年，早就过了召开九大的法定日期，毛泽东就是拖着不开，何哉？嘴上不说可别人也看得明白，那就是对七千人大会的恐惧－－这证明他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知道人心背向、正因为他作为常人的心理与大家一样，他才担心选票不足呢！－－因为七大上他就没有操住胜券，没有周恩来的打圆场，他早就不是主席了。七千人大会上，他的常人人格看到了他的党格是岌岌可危的，他才不敢召开九大，才借故躲、拖。正因他看到党心倒向刘少奇他才想到要置刘于死地的。
所以人类世界从来没有过党的方针和政策，那些方针、政策全是拿自己的一部分人身做投资在党的契约里的人的，正因为他们与常人一样已在心里判定他们的主张、想法不是为人的，没有办法直接用人话说出来，他们才需要用党的名义和虎皮。若不服你们想想：你们明明是人，那些主张所关的还是人，为什么偏偏要说成是党的？你不就是拉竿大旗，披张狼皮去吓虎人吗？若你们的主张也像刘备的，还用得着借党话吗？
须知：人与自然之间的的关系是真迹，也只有人用的心是逼近真迹的，它的反映才是真的，只有反映为真，人才能踏在实地上，所操所作的才是实的，才有效。就算某一方针、政策的出发点确是真的诚的善的，一用党的名义来修饰，也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化，这一化它立刻就成了虚的假的空的，它立刻就成为文化的一种模式，辐射出虚的假的空的信号，塑造着如雷锋一类迂回求功利的唯唯诺诺的虚假马屁小人，我们的人伦纲常就这么给腐蚀了，扫荡了，废了。社会能不冲突吗？
可以借用党的红帽子的人能不借着这红帽子来自肥吗？没有红帽子可借的人呢？他们不被往火抗里陷，往水深里扔吗？他们为不进火坑不陷水深就只有上访告状，从上访告状进步到批判斗争，从而促成伟大的人伦纲常的复兴，把坏透烂朽了的共产党从地球上连根拔出，让太阳把它晒死。我这一分析所包含的思想不是已跃然纸上了吗？这个思想还不就是党的红帽子在人与人之间作梗才造成社会的对抗吗？要想社会太平，就非把党的红帽子送火葬场烧掉不可！
不需要他死！你不是惧怕真相也不需陷死整个西路军！你不是出于个人统治的方便也不需发动延安整风！你不是知道自己通敌就不用逮捕潘汉年！你不在自己心理里已把自己认成暴君也不需打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