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汉建武23年（公元47年），巴蜀地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蛮夷反叛”事件，惊惶失措的朝廷下旨急派重兵征讨，生死决战一年余，镇压叛乱后，于次年（公元48年）将“乱贼”7000人强行押往江夏（今武汉）。年方16岁貌若天仙的巴族女子许黄玉和其胞兄许宝玉，也在被遣送之列。沿途官兵对移民鞭苔凌辱，迫使许氏族人20余人领头再度暴动，奋起杀死押船官兵，夺船东渡，经东海漂入黄海，于当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晨抵达南韩古驾洛国（今韩国金海市境），受到驾洛国金首露王隆重礼遇。金首露王择良辰八月初一举行盛典，纳娶许黄玉为王妃。从此，四川成为韩国人的外婆家。韩国金首露王和许黄玉的后裔金、许两大家族，而今已有600余万人。中韩两国语言相近，习俗相通，文化相融，，地缘相邻，人缘相亲。
然而，中国的国学国粹和文化传承几近断代。中国的八大菜系缺乏优势整合推陈出新。尤其中国国医——中医及中国国药——中药，在中国每况愈下。作为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之一的中医中药，即将消失殆尽，濒临灭绝。中国著名老中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五千余名骤减至而今的不足五百名。民国初年中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有50万人，现在仅有27万人；而国际上中医药从业人员已近50万人，大量的中医技术和中药秘方泄露和流失国外，国际高科技制药企业将在中药基础上研制的特效药品，以高出中药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高价销售入中国及世界各地。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世界植物药（中草药）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60亿美元，其中日本的“汉方药”（中草药）占世界销量的80%，韩国的中草药“韩药”占世界销量的15%，而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在非点时期拯救千千万万国人国人生命的中医药的发源地中国，只占世界中草药（植物药）市场销量的3%～5%。中国主流文化的丧失甚而崩毁，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集体无意识”甚嚣尘上，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弊端，使中医走近末路穷途。
去年韩国将源自中国的端午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还无动于衷。今年韩国又拟将中医以“韩医”的名义、将汉字活字印刷术以“韩国创始”的名义、将孔子文化以“韩国创生”的名义申报世界遗产，中国人麻木的神经才开始震惊了。
东方的民俗文化节会，在中国古代是朝廷法定的，必须庆祝、纪念，并不断丰富其外延和内涵。汉字活字印刷术、中医中药等一系列源于中国的东方文化丰厚遗产，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你无动于衷，使之有灭种之虞，却不许别国以可操作的方式去保护，难道让其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毁决才叫“爱国”吗？毁掉自己国家的世界遗产，形同卖国！
中国的民族文化自信力、科技创造力和自爱自保自珍自尊意识，在经济开放、物欲横流的今天，几已淹湮冲决于泊来亚文化的洪水猛兽之口。
体制缺陷和观念误读，是民族本位文化的幕后杀手。
中国须要建构一系列文化保护与文化抢救工程。
文化保护与抢救，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之一。
昨天的经济就是今天的文化，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传统文化在现代意识撞击下，将创生出巨大的经济力量。
中国应向韩国人学习什么？
一、韩国人独立自立的民族精神与经济自主的远见卓识。
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丢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韩国人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了民族自立自主自省自强与汲取利用外来实力支持两者的关系，从来不放弃自己既有的原则。
外资是柄双刃剑。招商引资一旦超过限度，无异于引狼入室。中国年外贸顺差居高不下，其实大多是引入国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所为，内资企业出口创汇甚少。
长江三角洲中等城市苏州开辟了十六个国家级、省级开发区，2001年起聚集“手机、数码相机、微机”为代表的“三机”外资企业800多家，实际利用外资68.05亿美元，全市2003年GDP已达2700亿中人民币，2004年下半年GDP就达1630.36亿元，创造了城市经济总量“全国第四”的经济神话。产业聚集与资本聚集是培育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两大神力魔手。但是，苏州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消耗4000亩以上良田沃土耕地；GDP年均增幅18%，土地流失10万亩，粮食产量下降23%；更为严峻的是，区域外资比例过重，而致大量的收益流入国外，使“世界工厂”沦为“世界车间”，中国人成为在国内打工的“国际打工者”，GDP虽高，留给国民的收益量却甚少。经济外生力与内生力失衡失调。
幅员辽阔的中国，西部距国际口岸千里万里，若过分强调经济的外向度，使物流循环程度增大，经济增长成本增高，经济发展潜在负担加重。“政绩政府”的政绩恶俗评价体系，导致政府官员一边借形象工程大肆贪腐，一边单纯追求GDP无序无度疯涨。政府券养的一批碌碌无为人云亦云的所谓“经济学家”，大多不学无术，或虚意矫情，瞒天过海，不敢、不会或不愿说真话。我们岂能只看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忽视国民生产总值（GNP）。经济外向度、外资依存度过大，使国民经济及区域经济竞争力明显下降。这在中国早就有先见先知者“不同的声音”，但从众心理使国人尤其决策层充耳不闻。
而韩国人早就聪明地意识到GDP与GNP的关系和懂得区域宏观经济学原理，合理利用外资，又在一些领域有效抵御外资，既开放投资环境，又把控外资进入的门槛和行业版块，使经济内生力与外生力相得益彰。罗马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韩国人深知自我发展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急功近利而盲目崇外，只会最终断送国民经济前程。
二、韩国人的科技自主创新精神与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自我保护意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欲以“技术换市场”，向外资妥协，决策者一系列短见注定失败，明显地暴露出国家智慧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严重缺位，其结果是：市场拱手相让出去了，而核心技术并未换回来，技术壁垒居高不下，并且为此向国外附出高昂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代价。难道中国人就那么笨吗？不！由于体制机制原故而使中国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难以发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而韩国向来特别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研发，韩国国民甚至抵制“洋货”，有效地抵御外来经济技术侵略，而成为东方经济技术强国。
三、韩国人的文化传统精神与文化自信理念和文化坚守策略。
韩国是把东方儒释道文化继承弘扬到极致的文化强国，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转化成现代国民文化精神和民族发展的巨大动力。而中国这个东方文化巨人，却在开放搞活的短短二十余年间，面对外来（尤其西方）文化侵淫与扩张，妄自菲薄，自命低贱，将十年动乱几近断裂的文化再度丢盔弃甲，堕为文化侏儒。殊不知任何经济侵略和武力（军事）挑战，都不可能真正征服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侵淫与演变，才可以真正彻底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置于亡国灭种的境地。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绝非危言耸听！
四、韩国的城市化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路向。
韩国政府非常清醒和明白，现代经济是以城市为主干的经济，城市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致关重要。为推进城市化进程，集中体现城市经济文化聚合效应和幅射作用，以拉动国民经济的高速、高效与良性增长，促展国民文化建设的繁荣昌盛，韩国设立了6个中央直辖市，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城市圈、城市组团。“亚洲四小龙”这一的韩国虽小，GDP已排名世界第十一位，人均收入早已超过10000美元。
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中国如今尚停留于初级城镇化的阶段，即使大中城市的城市化程度也较低，城市政府的管理能力、营运能力和服务水平不高，城市无序发展问题十分严重。城市意识刚刚启蒙。城市群建设在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才初次提上议事日程。全国性的城市发展战略尚待制定。
五、韩国的新村运动和乡村建设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战略。
韩国的新村运动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始，已历30余年，成效显著。
而今中国搞新农村建设，似乎是受韩国的启示。许多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利用“乡村整治”，假“新农村建设”之名，投机取巧，急功近利，大肆变相掠夺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大搞形象工程，还出钱收买伪劣专家出卖良知，聒不知耻地为自我标榜，吹嘘自己一个地方的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是什么“中国城市化道路”，欺上瞒下，只顾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中国许多地方官员，又假“学习考察韩国”之名，走马观花游山玩水挥金如土，只学皮毛不知内理，不顾本地实际，胡乱克隆一些模式，尽搞短见行为。
让韩国人大感奇怪的是，中国来韩国学什么新农村建设。农村建设运动始于中国，中国是韩国新村运动的老师。诚然，而今老师落后了，学生超过了老师，“老师”（的后代）的确应该向学生学习。中国人文学者已历百年乡恋，乡建运动肇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出生在四川巴中，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归国的晏阳初，获享国际学术界公认公推公选的“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伟人”之一的殊荣，其功绩就在于他首倡并身体力行，一如既往，躬身实践了“以改变农村底层贫苦命运为目标”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开创了名扬中外的“定县模式”。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系的四川成都郊县人陈志潜，与毛润芝延安论剑的著名民主人士者黄炎培，被誉为“激越浪漫而笃诚的补天者”、与学生毛泽东一生舌战从未低过高贵的头颅的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归国，蜚声国际的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文化人类学者，后来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仍义无反顾，力排众议，力顶纷争，力倡改革，力促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置个人安危得失荣辱誉毁于度外的费孝通，等等一大批专家学者、仁人志士，为中国的乡村——新农村建设付出了异常可贵难能的艰辛努力。
中国而今却不反观本国先行者的乡建道路，践行他们的求真务实之精神，不研究本国国情、不针对实际情况而盲目学韩国。
大多数国人尤其醉心迷情于贪污腐败的官员们，其实至今并不懂得中国应向韩国人学习什么。
韩国在“二战”时沦为日寇殖民地，被战火铁蹄焚毁为焦土。大韩民国流亡政府从中国租界上海到陪都重庆，几度迁徙，居无定所宁日。韩国与内战结束后的中国同时起步，前者跃居世界经济强国前列，后者国民经济滑向崩溃边缘之际才改革开放，至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
中国人是最会找借口寻求自我安慰的种族。韩国发展快，我们说人家国家小就容易发展，那世界上还有比韩国还小的穷国又作何解释呢？美国国力强，我们又说人家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孬但发展了两百年；你怎么不说，人家独立建国才两百多年，而我们有着八千年的文明史，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而且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资本主义昙花一现的早期萌芽。
中国相对落后，在于缺乏自省意识，在于民族自信力的沦丧，在于忧患意识淡漠，在于国家、政府智慧的缺失，在于优秀人才长期难以得到重视和重用，在于下情不能上通、上情难以下达……最根本的，在于封建意识和专制制度的残余积重难返，在于吏治的腐朽(假如在韩国,政府腐败无能,执政党就会被选下台)，在于国民劣根性根深蒂固难以自拔。
在大清帝国时期，综合国力领先世界任何国家的所谓乾隆盛世，却已潜伏巨大的生存发展危机。当时世界上发生了足以彻底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三件大事：一是英国工业革命，科技大发现和社会化大生产已然开始，瓦特发明了蒸汽（内燃）机，缫丝机已可同时纺一百根丝线，美国富兰克林发现了电力能的应用；二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封建政治体制如摧枯拉朽，西方进入自由民主新时代；三是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开国，公布了《独立宣言》和率先实施世界上首部《人权法案》，民族自立和以人为本成为国民共识、国家战略和共同价值观。可是，当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信号叩响古老的东方大国的门环，自诩盛世明君、自命文治武功不凡、好大喜功、暮年昏庸的乾隆皇帝居然有眼无珠，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未能防患于未然，才以至后来的中国掺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
这难道不给面对外来经济与文化双重进犯的当今中国以深刻警示？！(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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