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11 04:51:07作者：孙丰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１８）
第五篇：对胡锦涛将可能成民族分裂的千古罪人
共产党若不立马更弦易辙，民族分裂势在难免
这个局面的责任既不在民进党，也不在西藏流亡……就在中共
胡锦涛就是千古罪人
一、海峡局面的本质既不是独，也不是统，
而是意识形态恐惧症的后果
咱们用凭心而论的立场，即只对客观事实作客观的评论，不采用做为共产党的反对派的态度来评论共产党。我个人认为，共产党创建时马马虎虎还可以算个党吧，即使他们的主观心理没有去思考什么是政党，他们的主观理性所要组的党未达到政党所需的阶段，但在时代的客观事实中，已存在着许多政党（辛灏年先生统计是八十五个）所以初创的共产党可以算做合法性政党－－理由是客观上它已处于实际政党的联系中。但它先天不足－－不是自发在中国历史土壤中，是苏共的克隆品。陈独秀的个人智慧并未代表了中国的客观的民族理性形成出这一要求－－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即使大思想家的理性也有被教义异化的可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的智慧都末能注入共产党理念中，而只关注了它的操作方面，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一种苏共的玩物，是一种被操作的产品，没有自身的植根。陈独秀对此，对自己在这件事上所处地位都没达到清醒的把握，未去意识背后的牵线对于政党活动的意义－－是斯大林而非陈独秀为党注入了思想－－这种外来输入的意义在于，它使活动者割断了自己的活动与自已生命的联系。或者说让外来加入取代了本已生命。所以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不具有政党所应有的性质。
这使从毛泽东进了山，它就完全不再是一个政党，不再具有政党的性质，就已是一支割据的武装。一帮连“义”的约定都不讲的真正意义的土匪。这可以从他们当时一些筹款筹粮的布告中看清。井岗山上的共产党哪讲什么信念，哪伦什么理，他们就是烧、杀、抢、掠，毛泽东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形态的社会，而是不问形态只要政权。现在已有一些文献可以证明“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是多么地害怕共产党，多么地痛恨共产党。
我从四八年冬就离开父母随祖父母生活，我记得最初的时间（有好几年）邻居的大人们总是凑到一块骂共产党，样子很胆怯，总说些暴力虐待的事，记得抗美援朝那阵大人们既恐惧又兴奋，他们是盼着老蒋打回来，总是到一块去哪唧喳喳；到统购统销时，大人的脸上那份恐惧、无奈，也是终生难忘的，常报告些挨饿死人的事。我说的不是地主、富农，只说一般的街坊邻居，贫下中农。而且，即使在帮共产党干事的那些人背地里也骂共产党，我们村有个烈士，小名叫“好”，是个开半窖子的破鞋，汉奸、日本鬼、国军都睡的主儿，不慎被民兵埋的地雷炸死，就成了烈士，共产党初占时就她叔出来领头管事，我还记得他背后也咬牙切齿地骂，共产党叫他入党他都不想入，直到五八年大跃进才入的党，并干村支书直到死，后来也真共党化了。记得七四、五年时他常去看我爸，一说到我们那里的烈士他自己都觉荒唐的可笑，因我爸很早就离开原籍并不知这些事，这位在那一代很有名的村支书就说：你忘啦，我那侄女，正天和日本鬼子睡觉那个，烈士就是她……说完就自朝的大笑起来。我的这些记忆是确切的，肯定地说，我十岁前的记忆是人们普遍地又怕又恨共产党。
我想说的是，我和胡锦涛这辈人，对共产党的最初记忆就是这么从大人们的私下议论开始的，当然这只是记忆，无法去把握普遍的心理。但现在这辈人已是老年，我们的生活经历坚实了我们的记忆，成为普遍的判断。其实，正常的人对共产党都很恐惧，并且我要说即使是共产党人的亲属也痛恨共产党，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很正派的庄户人，我爷爷不能算有学问可也是读书人，周围的人也都是乡邻乡亲，不懂政治，只是出于朴素感情的直觉，他们都是拒绝共产党的，而且我的叔叔就是共产党，爷爷也未因此而不惧怕不恨共产党，诚肯的说我少年时的记忆中就没有不怕不恨共产党的成人，包括当时那些追求进步的村干部，民兵。
因此这种来自记忆，即使站在局外只说实话的立场，那么也是－－
共产党在人文伦理上是不合法的，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讲人伦，不做人事。
我七、八岁时的记忆所证明的是：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欢迎过共产党！敲锣打鼓扭秧歌不假，不过全是逼着去的。
中国人恐惧共产党！－－这是从以上的叙述中推出的结论。
被共产党圈在里边的人都想逃出来，那没被他圈进去的人们呢？当然拚命的远离它，躲避它－－当然打倒它最好，可是又不能……
尚未陷进共产主义铁网的台湾人恐惧共产主义意识也是天理应该！台湾人的恐惧心理演变成实践行为的话就是从中国分离出去，就是这同一个思想老百姓的落实法与官方的落实法怕也不会一样。所以我说－－
独立与统一之争都非本质，它的真正本质是人类对共产党恐惧症！
在我真正能够用自己的理性来思维后，最初觉得共产党取得成功有两大因素，一是张学良这个大傻蛋发动的西安事变；二是内战时李宗仁的搅局。后来坐监期间我滋生出一种想法，即“五四”运动对人文伦理纲常的盲目扫荡（这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这是心理资源方面的呼应。操作上有苏联从东北方面对共产党的帮助。对抗战胜利后国府方面的腐败我始终有某种保留－－腐败的条件是一种有罅隙的文化，民国政府并没在人文伦理上制造一种特别的形态，民国时没有一种特别的官方文化，不能定义那段时光的行为为腐败，那是一个接受了历史重负的政权自身所无能为力的历史负荷，再加上碰上那个特别的历史时期，是民国政府的先天不足的证明，不能理解为它的失信。张戎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国府最终失败与美国的援华态度有有关联。这些都是操作层面的事，而我现在觉得：国共之战国府失败与文明的汉族被相对野蛮的满所败是一个道理：
国府是按照文明的规则和程序来出牌的，处在明处；而共产党是个不讲规则的黑社会，躲在暗处，搞的是袭击，防不胜防。在人类史上，蛮族打败较文明民族的例子太多太多。
以上这些是个人看法，不一定恰当，但它不影响我这里的论点：海峡局面的本质是饮食男女的常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症所积累成的一种后果。失败了的蒋公是无奈的，弹丸之地对大陆，难成比例，他不照他所做的那样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恐惧在国府还未完全败退时已经形成，那是全中国饮食男女的俗人的共同心理。败守台湾后国府的战略能是什么呢？“反攻”不过是自欺，防守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战略，它的专制也是时势挤压的必然。正是从国府的这一战略出发才足以影响到民间，促成民间的普遍恐共症，国民党不是凭白无故地专制的－－蒋公战前对立宪的承诺是国府失败的重要原因（见《白崇僖的回忆录》）。民进党也不是凭白无故的就能冒出来的。这里都有大陆太大，共产党太残忍太可怕这种心理上的恐惧在暗示。所以说“台独”诉求里就含着最初的不自觉的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台独有共产党的一分功劳。
归根结底，任何地方任何语种的人要在地球上往下活，都是同一个人文伦理问题，所以说今天海峡两岸的局面的症结还在中共。在中共政权不讲人话，不伦人理，它臆造出一套类似于宗教教义的意识形态，就割断了人的思维与思维源泉的联系，动摇了人类理性对其根源的依赖。
现在我从心理形成学角度稍许展开谈一谈理性与根源的联系，读者也就容易理解我在本节的立论了。
二、理性是人的能力，这一能力既发生于生命，又依附在生命里
但是，每当思维发生，思维并觉不出自己还有一个根源，思维的展开却必是依据着一个根源
思维就依附在根源上，它依据的原则也就是自身的生命性－－
所以，人文伦理（也就是人活着所根据的纲常）就是从生命出发并又归于生命，并以附合于生命性为合法的唯一依据
理性是人这个物种的能力，这一点不须多讲，人人可按。理性的特点是它在生命内，是能动的。只要受到外来刺激，它立刻就被激活，做出认知和判断，并决定取舍。这个过程的发生是自然的，并不像要完成某项任务那样能经验到意志来做决定。但是在理性的这类应用中，已是有准则的，只是不经训练单凭经验感觉不到对标准的依据。我们常见网上有一些谴责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贴子，这些朋友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贴子？就因他的意识能力受到了外来信息的刺激，他的贴子是他的意识（包括他的境界）对外来刺激的反应。一般人只知自己做了反应，却未必洞悉自己的反应已基于一个标准－－因他在反应时并没先去确立标准，是直接反应的。对于大多数的人，他做了反应是自觉的，反应里采用了标准却未进入到自觉－－因为他反应的标准直接地就被统一在反应里。对反应是依据标准的反应者甚至连想也没想过，反应所根据的标准是伴在反应能形成的过程中同步完成的，因而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就像说一座楼比一所房要大，一张台子比一个橙子大，我们对“大与小”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由实际对象输入的，所以我们并不明白抽象意义的大小到的是什么。我们说某物“大”或某物“小”实际上是说了两件事，一是说了某物，二是说了它的空间性（体积）的量，所以日常中已不能把“大”从实践经验中区别出来，日常中所说的那个“大”是经验的，并非纯粹的，没有人把“大”当成一个理式来看。这就是意识异化所以可能的机制所在。
在人们对外部事件的反应里，其实也是包含着生命的和社会的两类反应：鲁智深见高衙内欺污良家妇女，马上就有反应，且不仅很剧烈，还很正义。其剧烈是纯生物性表现，其正义性是社会性表现。作者刻划的是人物，当然只作人性个性的描写。人在受到外来信息的刺激时所做反应的敏不敏锐和强不强烈都是纯生命的过程，反应所透视出的正义程度（即价值值）并不与生物性相关，而是社会即由环境输入。环境并不是在我们有了辨识能力后才来输入表达价值信号，价值值是随同对象的刺激同步向意识发生作用的。我们的意识从蒙胧形成之初就带有价值值。价值值是由实际物象或实际事件同时发生的。所以谁都不能把它们分别的感觉。我们对外来事件的反应里从一开始就带着人文标准。这个人伦的不变标准是什么呢？
这个标准就是“人人天生就是人”，就是那个特定的他的自身。
这一点并不是不需要区分，而是无从分别地就输入了。所以人从睁了眼的那一刻，就是有标准的－－人不是吃了禁果待上一段时间等着成熟后才知羞耻的，而是一吃下禁果马上就知羞耻。只是羞耻的成熟度才需要在实践里不间断地磨炼，随着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积累被培养成恒定的道德。道德品性所植根其上的就是“我是一个人”，道德品性所以形成所依赖的机理就是“人人都是人”，这二者间的作用与层层过渡。
在理性形成之前，人的吃喝也是吃喝到自己身体里，即便喂养也是喂在我们的生命里，供给着我们生命的消耗，身体的不适症状也是由自身感觉并做出反应的－－对落到动物群里的人的观察都发现他们能恐惧，能逃躲，虽然表现上不怎么灵敏，这都证明“自我”的形成有一个天然的根据，虽然人不能知道自我，但人的“自我”却就是我们自身的物质性。我们的所有感觉，无论对自身还是对外部事物的，都发生在这同一个物质上－－
所以说自己天然就是自己的根据，除非尚未形成出理性。
一旦形成出理性它必定是以自身为根据，为标准，为动源的。
这就是普天之下，为什么只要是人类成员，无论它处的多么偏远，多么孤立，只要它构成足够大的群，就必然发生出理性能力，并且根据的是同一个标准，就因它们是支撑在－－我是人这个原因上。这是无法避免的。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天然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出发点，永恒不变，无限制的有效。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论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也不论他们在实际上是否像我们这样来表达，不论他自觉到没有，都总是这个标准。因为这是事实的原本状态。这个原则里也同样适用于－－
己所恐惧，也是人人所恐惧。
这其实是同一原则在不同生活内容上的适用。我们就完成了的证明是－－
大陆人所恐惧的共产党，也是台湾人民所恐惧的！大陆人用外逃、反抗、来摆脱共产主义；那只受到共产意识形态威胁的台湾人当然就用不着外逃和反抗，只须用预防来逃避共产的降临。做为官方的国府是一种逃避法，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顾及，就是另一种逃避法。台独的最初和最直接的动因其实就是由对共产主义恐惧所引起。我个人在情感上接受不了台独，又认为至少在现阶段找不出克服僵局的方式。并且我不认为台独是台独分子们搞起来的，台独的罪魁祸首还是共产匪。但是共产匪已经匪了快六十年了，我恨它，恨的牙根痒，可我也尊重它是中国大陆的主宰力量这个事实，他们为自身的命运所累，会孤注一掷地残暴下去，所以我担心胡锦涛的无能会使共产暴政陷入剧烈的崩溃方式，而不是有计划地完成崩溃，若那样，就不仅仅是台湾和西藏，最严峻的是山海关口。
请读下一节：共产党的残暴很可能导致民族分裂
胡锦涛可能成为个古罪人
第五篇：对胡锦涛将可能成民族分裂的千古罪人
共产党若不立马更弦易辙，民族分裂势在难免
这个局面的责任既不在民进党，也不在西藏流亡……就在中共
胡锦涛就是千古罪人
一、海峡局面的本质既不是独，也不是统，
而是意识形态恐惧症的后果
咱们用凭心而论的立场，即只对客观事实作客观的评论，不采用做为共产党的反对派的态度来评论共产党。我个人认为，共产党创建时马马虎虎还可以算个党吧，即使他们的主观心理没有去思考什么是政党，他们的主观理性所要组的党未达到政党所需的阶段，但在时代的客观事实中，已存在着许多政党（辛灏年先生统计是八十五个）所以初创的共产党可以算做合法性政党－－理由是客观上它已处于实际政党的联系中。但它先天不足－－不是自发在中国历史土壤中，是苏共的克隆品。陈独秀的个人智慧并未代表了中国的客观的民族理性形成出这一要求－－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即使大思想家的理性也有被教义异化的可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的智慧都末能注入共产党理念中，而只关注了它的操作方面，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一种苏共的玩物，是一种被操作的产品，没有自身的植根。陈独秀对此，对自己在这件事上所处地位都没达到清醒的把握，未去意识背后的牵线对于政党活动的意义－－是斯大林而非陈独秀为党注入了思想－－这种外来输入的意义在于，它使活动者割断了自己的活动与自已生命的联系。或者说让外来加入取代了本已生命。所以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不具有政党所应有的性质。
这使从毛泽东进了山，它就完全不再是一个政党，不再具有政党的性质，就已是一支割据的武装。一帮连“义”的约定都不讲的真正意义的土匪。这可以从他们当时一些筹款筹粮的布告中看清。井岗山上的共产党哪讲什么信念，哪伦什么理，他们就是烧、杀、抢、掠，毛泽东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形态的社会，而是不问形态只要政权。现在已有一些文献可以证明“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是多么地害怕共产党，多么地痛恨共产党。
我从四八年冬就离开父母随祖父母生活，我记得最初的时间（有好几年）邻居的大人们总是凑到一块骂共产党，样子很胆怯，总说些暴力虐待的事，记得抗美援朝那阵大人们既恐惧又兴奋，他们是盼着老蒋打回来，总是到一块去哪唧喳喳；到统购统销时，大人的脸上那份恐惧、无奈，也是终生难忘的，常报告些挨饿死人的事。我说的不是地主、富农，只说一般的街坊邻居，贫下中农。而且，即使在帮共产党干事的那些人背地里也骂共产党，我们村有个烈士，小名叫“好”，是个开半窖子的破鞋，汉奸、日本鬼、国军都睡的主儿，不慎被民兵埋的地雷炸死，就成了烈士，共产党初占时就她叔出来领头管事，我还记得他背后也咬牙切齿地骂，共产党叫他入党他都不想入，直到五八年大跃进才入的党，并干村支书直到死，后来也真共党化了。记得七四、五年时他常去看我爸，一说到我们那里的烈士他自己都觉荒唐的可笑，因我爸很早就离开原籍并不知这些事，这位在那一代很有名的村支书就说：你忘啦，我那侄女，正天和日本鬼子睡觉那个，烈士就是她……说完就自朝的大笑起来。我的这些记忆是确切的，肯定地说，我十岁前的记忆是人们普遍地又怕又恨共产党。
我想说的是，我和胡锦涛这辈人，对共产党的最初记忆就是这么从大人们的私下议论开始的，当然这只是记忆，无法去把握普遍的心理。但现在这辈人已是老年，我们的生活经历坚实了我们的记忆，成为普遍的判断。其实，正常的人对共产党都很恐惧，并且我要说即使是共产党人的亲属也痛恨共产党，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很正派的庄户人，我爷爷不能算有学问可也是读书人，周围的人也都是乡邻乡亲，不懂政治，只是出于朴素感情的直觉，他们都是拒绝共产党的，而且我的叔叔就是共产党，爷爷也未因此而不惧怕不恨共产党，诚肯的说我少年时的记忆中就没有不怕不恨共产党的成人，包括当时那些追求进步的村干部，民兵。
因此这种来自记忆，即使站在局外只说实话的立场，那么也是－－
共产党在人文伦理上是不合法的，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讲人伦，不做人事。
我七、八岁时的记忆所证明的是：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欢迎过共产党！敲锣打鼓扭秧歌不假，不过全是逼着去的。
中国人恐惧共产党！－－这是从以上的叙述中推出的结论。
被共产党圈在里边的人都想逃出来，那没被他圈进去的人们呢？当然拚命的远离它，躲避它－－当然打倒它最好，可是又不能……
尚未陷进共产主义铁网的台湾人恐惧共产主义意识也是天理应该！台湾人的恐惧心理演变成实践行为的话就是从中国分离出去，就是这同一个思想老百姓的落实法与官方的落实法怕也不会一样。所以我说－－
独立与统一之争都非本质，它的真正本质是人类对共产党恐惧症！
在我真正能够用自己的理性来思维后，最初觉得共产党取得成功有两大因素，一是张学良这个大傻蛋发动的西安事变；二是内战时李宗仁的搅局。后来坐监期间我滋生出一种想法，即“五四”运动对人文伦理纲常的盲目扫荡（这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这是心理资源方面的呼应。操作上有苏联从东北方面对共产党的帮助。对抗战胜利后国府方面的腐败我始终有某种保留－－腐败的条件是一种有罅隙的文化，民国政府并没在人文伦理上制造一种特别的形态，民国时没有一种特别的官方文化，不能定义那段时光的行为为腐败，那是一个接受了历史重负的政权自身所无能为力的历史负荷，再加上碰上那个特别的历史时期，是民国政府的先天不足的证明，不能理解为它的失信。张戎先生回答了这个问题－－国府最终失败与美国的援华态度有有关联。这些都是操作层面的事，而我现在觉得：国共之战国府失败与文明的汉族被相对野蛮的满所败是一个道理：
国府是按照文明的规则和程序来出牌的，处在明处；而共产党是个不讲规则的黑社会，躲在暗处，搞的是袭击，防不胜防。在人类史上，蛮族打败较文明民族的例子太多太多。
以上这些是个人看法，不一定恰当，但它不影响我这里的论点：海峡局面的本质是饮食男女的常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症所积累成的一种后果。失败了的蒋公是无奈的，弹丸之地对大陆，难成比例，他不照他所做的那样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对中共意识形态的恐惧在国府还未完全败退时已经形成，那是全中国饮食男女的俗人的共同心理。败守台湾后国府的战略能是什么呢？“反攻”不过是自欺，防守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战略，它的专制也是时势挤压的必然。正是从国府的这一战略出发才足以影响到民间，促成民间的普遍恐共症，国民党不是凭白无故地专制的－－蒋公战前对立宪的承诺是国府失败的重要原因（见《白崇僖的回忆录》）。民进党也不是凭白无故的就能冒出来的。这里都有大陆太大，共产党太残忍太可怕这种心理上的恐惧在暗示。所以说“台独”诉求里就含着最初的不自觉的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台独有共产党的一分功劳。
归根结底，任何地方任何语种的人要在地球上往下活，都是同一个人文伦理问题，所以说今天海峡两岸的局面的症结还在中共。在中共政权不讲人话，不伦人理，它臆造出一套类似于宗教教义的意识形态，就割断了人的思维与思维源泉的联系，动摇了人类理性对其根源的依赖。
现在我从心理形成学角度稍许展开谈一谈理性与根源的联系，读者也就容易理解我在本节的立论了。
二、理性是人的能力，这一能力既发生于生命，又依附在生命里
但是，每当思维发生，思维并觉不出自己还有一个根源，思维的展开却必是依据着一个根源
思维就依附在根源上，它依据的原则也就是自身的生命性－－
所以，人文伦理（也就是人活着所根据的纲常）就是从生命出发并又归于生命，并以附合于生命性为合法的唯一依据
理性是人这个物种的能力，这一点不须多讲，人人可按。理性的特点是它在生命内，是能动的。只要受到外来刺激，它立刻就被激活，做出认知和判断，并决定取舍。这个过程的发生是自然的，并不像要完成某项任务那样能经验到意志来做决定。但是在理性的这类应用中，已是有准则的，只是不经训练单凭经验感觉不到对标准的依据。我们常见网上有一些谴责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贴子，这些朋友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贴子？就因他的意识能力受到了外来信息的刺激，他的贴子是他的意识（包括他的境界）对外来刺激的反应。一般人只知自己做了反应，却未必洞悉自己的反应已基于一个标准－－因他在反应时并没先去确立标准，是直接反应的。对于大多数的人，他做了反应是自觉的，反应里采用了标准却未进入到自觉－－因为他反应的标准直接地就被统一在反应里。对反应是依据标准的反应者甚至连想也没想过，反应所根据的标准是伴在反应能形成的过程中同步完成的，因而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就像说一座楼比一所房要大，一张台子比一个橙子大，我们对“大与小”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由实际对象输入的，所以我们并不明白抽象意义的大小到的是什么。我们说某物“大”或某物“小”实际上是说了两件事，一是说了某物，二是说了它的空间性（体积）的量，所以日常中已不能把“大”从实践经验中区别出来，日常中所说的那个“大”是经验的，并非纯粹的，没有人把“大”当成一个理式来看。这就是意识异化所以可能的机制所在。
在人们对外部事件的反应里，其实也是包含着生命的和社会的两类反应：鲁智深见高衙内欺污良家妇女，马上就有反应，且不仅很剧烈，还很正义。其剧烈是纯生物性表现，其正义性是社会性表现。作者刻划的是人物，当然只作人性个性的描写。人在受到外来信息的刺激时所做反应的敏不敏锐和强不强烈都是纯生命的过程，反应所透视出的正义程度（即价值值）并不与生物性相关，而是社会即由环境输入。环境并不是在我们有了辨识能力后才来输入表达价值信号，价值值是随同对象的刺激同步向意识发生作用的。我们的意识从蒙胧形成之初就带有价值值。价值值是由实际物象或实际事件同时发生的。所以谁都不能把它们分别的感觉。我们对外来事件的反应里从一开始就带着人文标准。这个人伦的不变标准是什么呢？
这个标准就是“人人天生就是人”，就是那个特定的他的自身。
这一点并不是不需要区分，而是无从分别地就输入了。所以人从睁了眼的那一刻，就是有标准的－－人不是吃了禁果待上一段时间等着成熟后才知羞耻的，而是一吃下禁果马上就知羞耻。只是羞耻的成熟度才需要在实践里不间断地磨炼，随着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积累被培养成恒定的道德。道德品性所植根其上的就是“我是一个人”，道德品性所以形成所依赖的机理就是“人人都是人”，这二者间的作用与层层过渡。
在理性形成之前，人的吃喝也是吃喝到自己身体里，即便喂养也是喂在我们的生命里，供给着我们生命的消耗，身体的不适症状也是由自身感觉并做出反应的－－对落到动物群里的人的观察都发现他们能恐惧，能逃躲，虽然表现上不怎么灵敏，这都证明“自我”的形成有一个天然的根据，虽然人不能知道自我，但人的“自我”却就是我们自身的物质性。我们的所有感觉，无论对自身还是对外部事物的，都发生在这同一个物质上－－
所以说自己天然就是自己的根据，除非尚未形成出理性。
一旦形成出理性它必定是以自身为根据，为标准，为动源的。
这就是普天之下，为什么只要是人类成员，无论它处的多么偏远，多么孤立，只要它构成足够大的群，就必然发生出理性能力，并且根据的是同一个标准，就因它们是支撑在－－我是人这个原因上。这是无法避免的。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天然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出发点，永恒不变，无限制的有效。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论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也不论他们在实际上是否像我们这样来表达，不论他自觉到没有，都总是这个标准。因为这是事实的原本状态。这个原则里也同样适用于－－
己所恐惧，也是人人所恐惧。
这其实是同一原则在不同生活内容上的适用。我们就完成了的证明是－－
大陆人所恐惧的共产党，也是台湾人民所恐惧的！大陆人用外逃、反抗、来摆脱共产主义；那只受到共产意识形态威胁的台湾人当然就用不着外逃和反抗，只须用预防来逃避共产的降临。做为官方的国府是一种逃避法，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顾及，就是另一种逃避法。台独的最初和最直接的动因其实就是由对共产主义恐惧所引起。我个人在情感上接受不了台独，又认为至少在现阶段找不出克服僵局的方式。并且我不认为台独是台独分子们搞起来的，台独的罪魁祸首还是共产匪。但是共产匪已经匪了快六十年了，我恨它，恨的牙根痒，可我也尊重它是中国大陆的主宰力量这个事实，他们为自身的命运所累，会孤注一掷地残暴下去，所以我担心胡锦涛的无能会使共产暴政陷入剧烈的崩溃方式，而不是有计划地完成崩溃，若那样，就不仅仅是台湾和西藏，最严峻的是山海关口。
请读下一节：共产党的残暴很可能导致民族分裂
胡锦涛可能成为个古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