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深通中国谋略的人，是搞阴谋的老手，这种谋略历史上他们都曾用过多次。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和文革时期的邓小平都是用这种“韬光养晦”的谋略度过了他们最困难的时期。
明天，中共第二代实际上的领导人邓小平去世十週年了。直到现在，大陆媒体还一片静寂，没有大举纪念的意思。在中国这种宣传媒体为一党所控制，所有活动都由当局策划的国情下，这个情况确实让人感到意外。如果不是当局有所顾及，好象不致如此。这个情况也有可能预示着中共最高层将对邓的路线和政策进行调整。
在《人民网》上，一篇非官方的文章似乎是在无意间公布了一个数据：“有统计表明，中国１０％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４０％以上，而１０％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财产只占总额的不到２％。”同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主任阎建琪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这十年来中共高层对邓小平理论继承发展的最新结晶，其主旨便是使所有人都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使政府更加贴近人民。”显然，文章的作者认为“使所有人都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个目标是对邓小平理论“继承发展的最新结晶”，而不是邓小平理论本身就完成了的。
以往官方的理论一直都是在宣传“ 邓小平让中国人过上富裕日子”，其实邓只是让少数人过上了富日子，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摆脱贫困。上文中所说的数据和阎建琪文章所说的观点，让人不得不再次以审视的目光重新定位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就算没有“6.4”，邓小平也绝不象中共官方媒体所宣扬的那样伟大，充其量，也就是在经济上对人们作了适当的放松。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自由经济之中，邓小平不过是把计划经济部分重新改回到自由经济，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伟大的改革总设计师？计划经济也许需要人为地设计，自由经济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政府的作用只是在此基础上作适当管理。更何况，邓的经济上搞活和政治上管死，给当政者掠夺公民财产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中共盗卖国有资源，腐败越演越烈的罪恶之源。
现在看来，邓小平至少在如下问题上给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造成巨大危害。
首创中国军人干政恶例。
邓小平在中国始绝也没有当国家和中共的最高领导，据有关资料介绍：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 年，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不是国家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而实质上却行最高领导人之权，靠的就是枪杆子。在邓小平主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名附其实的军政权。经邓小平之手，胡耀邦、赵紫阳两代中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遭解职，方励之、王若望和刘宾雁三人被开除党籍，并一手导演了 “6.4”天安门屠杀学生的事件。90年代初邓还以手中控制的兵权操纵国政，当有权没职的太上皇。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毛泽东虽然也是靠军队搞独裁专制，但在表面上，他还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以军控政给后来留下恶例，抓军权成了中共党首的第一要务。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堵死中国走向民主化之路。
一方面，邓小平说无论黑猫白猫，拿着老鼠就是好猫；另一方面，又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限制人们进行民主化的改革。这就是说，无论黑猫还是白猫，都必须是坚持走社会主义的猫。如果走民主化道路，即使对国家公民都很有利，也要坚决扼杀，拿着老鼠也不是好猫。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三个最重要的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三是必须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他说：“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这套理论是典型的经济上搞活，政治上搞死，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的政治路线，维护一党的既得利益，为后来官商勾结、权力寻租、人治政治、贪腐成风、盗抢国有资源、抗拒政改提供了理论根据。
邓小平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现在，两极分化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新的资产阶级成了中共的依靠力量，党官和新资产阶级勾结残害百姓，公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就是按邓小平的标准，改革也是“失败了”，“走了邪路了”，但由于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框住人们的思维，有既得利益集团不愿舍弃既得利益，政改很难向前迈出一步。
邓小平认为：“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人类必须走的唯一正确道路？世界的发展一再证明，社会主义不但不是人类必须走的唯一正确道路，而且是阻碍社进步和破坏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法西斯独裁、共产独裁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公认为是当今对人类残害最严重的政治势力，而尤以共产主义为甚。邓小平一再围着社会主义绕圈子，把人们引到了一个迷宫里，使人不敢越雷池一步。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四个坚持的对立物。邓小平要求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他说：“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才出现了“6.4”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的事件。有资料显示，1989天安门事件期间，中共全力搜集知识分子在集会中的言论和各大学发现的的传单，作为作为策动动乱和组织准备的反党活动证据。“6.4” 残案的发生，彻底打碎了人们要求变革的愿望，给人们从体制内部寻求变革的追求划上了句号。
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其实是弱肉强食的强盗理论。
“落后就要挨打”是邓小平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的一个重要观点，为了怕挨打而倾全国财力物力发展军事，为了怕挨打输出革命，扶持国外共产独裁政权，同样是为了怕挨打而在华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默不作声，对台湾却文攻武吓，这几乎成了中共独裁者几代相沿成习的外交政策。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发展永远不会一样，各国之间总有强弱之分，如果以这种理论，岂不是永远战争不断？事实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平相处，极少分争，只有独裁国家才矛盾叠起，总想以武力统治世界。
和“落后就要挨打”相配合的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一时处于落后状态怎么办，这就要“韬光养晦”，韬光养晦的目的是“有所作为”。“韬光养晦”是有中国特色的三十六计之一，就是在外表装得老老实实，无刚无欲，而实际是偷偷地发展。一旦壮大起来，就撕去伪装，挑战世界。邓小平在苏联东欧巨变后提出要“韬光养晦”，显然是由于意识到世界的变化对自己非常不利，共产主义处于弱势地位，无力抗衡进步世界，所以提出这个策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毫不讳言，中国军事发展过快，军事开支欠缺透明度，使许多国家产生疑虑。用直率、直截了当的话说，他不肯定中国是“韬光养晦”还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一个阴谋的两步，“韬光养晦”是为了“有所作为”。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深通中国谋略的人，是搞阴谋的老手，这种谋略历史上他们都曾用过多次。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和文革时期的邓小平都是用这种“韬光养晦”的谋略度过了他们最困难的时期。
中国现在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朱成虎要牺牲中国东部来和美国打核大战，以及近来不断传出的挑战美国和对台动武的喧嚣，可能和这些年“韬光养晦”有了成效有关，也是邓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
总之，邓是继毛泽东之后仅次于毛的独裁者，毛在世时邓是毛的得力助手，反右中的主力。直到去世邓也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作法，有必要搞新的反右派斗争。中国要走民主、自由化道路就要从根本上放弃邓的思想，学习国外民主政治的进步成果，改变独裁专制体制。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负责任的国家。在邓小平去世十周年之际，中国应该对以往所坚持的政治思想进行反思，以目前的发展局势来看，如果仍然突不破以往的旧框，中国就有可能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写于2007年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