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24 04:26:00作者：太史简
最近，中国官员子女留学所花巨额金钱，不约而同地成了海内外媒体讨论的话题。国内的级别较低，只是山西太原市纪委要求地方官员申报子女留学费用，一篇官样文字罢了。倒是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抓到了一位大人物，披露了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现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每年花费2万多美元将儿子送到英国哈罗公学上学。报道发出疑问，薄熙来的月工资仅有500－600美元左右，这笔钱从何而来？
澳大利亚是民主国家，公众作为纳税人，有权要求政治人物及官员廉洁奉公。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官员无需对纳税人负责。比如薄熙来就无需理睬这种海外媒体别有用心的“污蔑”，英明的党中央也不会要求他就此事做出说明，因为比薄熙来更需要说明财产来源的人大有人在。中国人心知肚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是这个国家的公开秘密，这贪污腐败的根子原本不在地方，而在于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正是前后几任国家领导人放纵自己的子女配偶经商，将整个中华大地视为他们的聚宝盆恣意掠夺。正是在太子党这种非常恶劣的示范作用下，各省、地区、市、县官员才纷纷放胆大捞特捞。而所谓“反腐败”，至今为止，只见抓了一些小鱼小虾，以及在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那些太子党的中坚力量从未见被绳之于法。
对于中国普通公众来说，从来就是“日近长安远”，对于这些特权家庭如何掠夺中国不甚了了，但一些外来者观察得却很清楚。美国驻中国办事处处长在中国呆了20来年回到美国以后，公布自己的观察结论：“其实中国的问题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还指出：“中国人的确是一盘散沙，唯一能抱成团的，具有成熟结构化的团体，就是这个圈子。因为条例、条令并不能让人组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只有在心灵水平上达成默契，才是团体组织化的关键。而这500个家庭，才是中国人当中唯一具有这一特征的圈子。组织化、结构化让人所具有的能量，不知是多少数量级的倍数，远远超过单纯靠人数增加所具有的能量。凡是重要权力机构的掌门人，都是这个圈子的人，或者被这个圈子的人所包围，比如，组织部、财政金融、证券银行、能源电力、信息舆论媒体、警察情报内卫系统等。”
上述情况，不在北京生活者不知其详。但如果知晓当前中共高层实权部门任职情况，就会发现，毛泽东时代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宏大革命理想，经过邓小平时代的努力经营，已经大获成功，而且这个圈子还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底层人士看得到这个高高在上的圈子，但却没有通向其中的梯子。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一涉及政治体制就卡了壳？原因很简单，只有保持现状，让改革继续处于“进行时态”，这个特权家庭组成的利益集团才能够上下其手大捞特捞。因此，也就形成了这位美国驻中国办事处处长所说的状态：“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是这个小集团的人质，是他们编造了如果中国施行民主人权，中国就要乱的谎言。是他们在幕后推动着中国政局的生生死死，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持现状，既不左，也不右，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现在这样恰到好处，直到永远。”
既不“左”，指的是不能后退到毛时代，因为毛自己虽然享有种种特权，但因担心大权旁落，时不时地会来点反资产阶级法权，将高级官员打落尘埃，而且毛的意识形态又总讲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之类，鼓励底层人士造反，这就使得庞大的社会底层总觉得造反有理，不甘心政治上无所作为。
也不“右”，那就是绝对不能向前迈进，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更不能效法西方的新闻自由。否则，中国的官员们个个都得约束自己的人欲、金钱欲，哪能象如今这样放纵享乐而不用担心选举时丑闻曝光？况且，媒体掌握在自己手中，想怎样为自己立牌坊都行。
而中国的左派们对于本国正被这帮窃国者把持假装不知，每天忙于声讨强势集团中的弱势者――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将公众眼光吸引往其它地方，也真算得上一种大诈似忠的以笔助孽之行了。
澳大利亚是民主国家，公众作为纳税人，有权要求政治人物及官员廉洁奉公。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官员无需对纳税人负责。比如薄熙来就无需理睬这种海外媒体别有用心的“污蔑”，英明的党中央也不会要求他就此事做出说明，因为比薄熙来更需要说明财产来源的人大有人在。中国人心知肚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是这个国家的公开秘密，这贪污腐败的根子原本不在地方，而在于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正是前后几任国家领导人放纵自己的子女配偶经商，将整个中华大地视为他们的聚宝盆恣意掠夺。正是在太子党这种非常恶劣的示范作用下，各省、地区、市、县官员才纷纷放胆大捞特捞。而所谓“反腐败”，至今为止，只见抓了一些小鱼小虾，以及在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那些太子党的中坚力量从未见被绳之于法。
对于中国普通公众来说，从来就是“日近长安远”，对于这些特权家庭如何掠夺中国不甚了了，但一些外来者观察得却很清楚。美国驻中国办事处处长在中国呆了20来年回到美国以后，公布自己的观察结论：“其实中国的问题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还指出：“中国人的确是一盘散沙，唯一能抱成团的，具有成熟结构化的团体，就是这个圈子。因为条例、条令并不能让人组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只有在心灵水平上达成默契，才是团体组织化的关键。而这500个家庭，才是中国人当中唯一具有这一特征的圈子。组织化、结构化让人所具有的能量，不知是多少数量级的倍数，远远超过单纯靠人数增加所具有的能量。凡是重要权力机构的掌门人，都是这个圈子的人，或者被这个圈子的人所包围，比如，组织部、财政金融、证券银行、能源电力、信息舆论媒体、警察情报内卫系统等。”
上述情况，不在北京生活者不知其详。但如果知晓当前中共高层实权部门任职情况，就会发现，毛泽东时代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宏大革命理想，经过邓小平时代的努力经营，已经大获成功，而且这个圈子还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底层人士看得到这个高高在上的圈子，但却没有通向其中的梯子。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一涉及政治体制就卡了壳？原因很简单，只有保持现状，让改革继续处于“进行时态”，这个特权家庭组成的利益集团才能够上下其手大捞特捞。因此，也就形成了这位美国驻中国办事处处长所说的状态：“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是这个小集团的人质，是他们编造了如果中国施行民主人权，中国就要乱的谎言。是他们在幕后推动着中国政局的生生死死，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持现状，既不左，也不右，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现在这样恰到好处，直到永远。”
既不“左”，指的是不能后退到毛时代，因为毛自己虽然享有种种特权，但因担心大权旁落，时不时地会来点反资产阶级法权，将高级官员打落尘埃，而且毛的意识形态又总讲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之类，鼓励底层人士造反，这就使得庞大的社会底层总觉得造反有理，不甘心政治上无所作为。
也不“右”，那就是绝对不能向前迈进，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更不能效法西方的新闻自由。否则，中国的官员们个个都得约束自己的人欲、金钱欲，哪能象如今这样放纵享乐而不用担心选举时丑闻曝光？况且，媒体掌握在自己手中，想怎样为自己立牌坊都行。
而中国的左派们对于本国正被这帮窃国者把持假装不知，每天忙于声讨强势集团中的弱势者――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将公众眼光吸引往其它地方，也真算得上一种大诈似忠的以笔助孽之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