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3-07 05:27:57作者：党治国
文章摘要: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二月份的王家园水库上，忽然涌来了寒流，狂风怒号，我的双脚都冻肿了。于是想起了枕头下还压着一只棉鞋。能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在这个很自然的想法支配下，我也就很自然地右脚穿着棉鞋，左脚穿着单鞋，我们家乡称作“差巴乎鞋”，旁若无人地继续自己配料和制作试块的工作。民工们没有人注意我的穿着，他们一般都穿得单薄，有人腰间系一根草绳，有人用水泥袋子的牛皮纸塞在鞋子里御寒。喊号子的老徐，穿一件小棉袄，除了打夯、搅拌混凝土，总是一刻不歇地一会干干这，一会干干那，从不休息。当我劝他烤烤火休息一下时，他说：“一停下来身上就冷，不如干着活还暖和一些。”我才明白了他采用的是活动取暖的方法。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这一句话把我噎了回去，我无言以对，忍气对他怒目而视。他说：“你还不服气？”我说什么呢？只能一腔委屈往肚子里咽。
刘先生却还不依不饶，他认为我顶撞了他，竟敢于对他怒目而视，他要找一个比他更有力的后台。于是他向何慧贞做了汇报。何慧贞找我谈话了。
何慧贞看着我的鞋说：“刘某某批评你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他批评得没错呀。”我说：“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冻坏两只脚要好。”她问：“你为什么不买一双棉皮鞋呢？”我说：“我倒是想买一双旧棉鞋，可是我的钱不够。”她说：“那你也不能一只脚穿棉鞋，一只脚穿单鞋。刘某某批评你歪风邪气，我认为批评得对。可是你对人家的态度还不好。”
我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于是向何慧贞正式提出我考虑很久的想法说：“我刚回到学校那天，就向组织提出，既然我还没有改造好，就让我回到煤矿上继续改造。我现在通过你，再次向组织提出要求，我希望回到煤矿上去。”何慧贞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盯着我看了半晌，说： “党治国，你现在的态度还是不老实。你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还想要和党较量。1957年你们和党较量，党对你实行了宽大处理。你现在继续和党较量，可是没有好下场的。你好好想一想，下去写一份检讨书，看你的态度再做决定。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刚转过身，她又把我叫回来说：“你搬过来住吧，和学校的人住到一起，接受群众的监督。今天就搬。”我说：“下午我要回学校测试块强度去。”她说：“回来后立即搬过来。”
没有退路了！
我当时正在读两本小说，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当安娜和沃伦斯基的爱情已经弄得沸沸扬扬，迫使她必须在旧生活和新生活，也就是在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沃伦斯基中间做出抉择时，卡列宁向安娜表示出了自己的宽大：只要她回到家里，就仍然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安娜知道，回到原地的路是用奴隶的锁链铺成的。一旦接受了丈夫的宽大，安娜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丈夫的奴隶。她过去的“错误”将变成一条狠毒的鞭子，会被用来严酷地从心灵上惩罚她任何越界的行为；而丈夫对她的宽大，则使她在道义上永远蛰居下风。我已经接受了 “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一卡列宁式的恩典，以后就必须永远服服帖帖，不但不能有任何出轨的行为，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否则，就是“继续和党较量”，就是“恩将仇报”，道德上、精神上、心灵上，永远应受地狱之火的熬炼。如果我确实错了，我决心通过吃苦受罪，奉还这一宗恩典，就像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那样。
《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写一个美国社会下层的青年工人，如何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通过自我奋斗，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跻身于上层社会。从底层奋斗出来的高尔基和杰克·伦敦，是我敬佩和效法的榜样。我如今败落到了比他们还要深的社会底层，如不靠自己艰苦奋斗，自爱自怜、自暴自弃，只能是慢性自杀，是断无出路的。我想，高尔基也好，杰克·伦敦也好，他们能做到的，我党治国也应该能做到。几年前我就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身体，培养意志性格，现在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处在地狱的入口处，需要记住但丁的诗句：“在这里必须抛弃一切的犹豫，在这里任何的怯懦都将无济于事。”
在出走之前，我去了一趟木城涧煤矿，看看李都华、陆功一等右派朋友们，也和我的师傅作一个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的悲惨的告别。我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陆功一，他听后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说：“我虽然比你只小一岁，但我老认为你比我成熟得多。我不能对你的决定做出判断，不过我想，你既然这么决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只能给你说一句话：前途保重！如果世上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你！”李都华正在住院，我和陆功一去看他。他穿着病号的衣服，看上去很瘦弱。他患肺结核，还有其他疾病。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打算，只说是抽空来看看他。但李都华的心思何等缜密，而我又是一个不善于隐藏自己情绪和想法的人，他似乎看出来一些什么，却没有过多地追问，彼此之间的强笑都化作苦笑，就这样含糊过去。岂知这一次见面，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临别时，单纯的陆功一告诉我郑州几个他亲戚的地址，嘱咐我万一需要时可以去找他们。在这个至亲都卑怯地与右派“划清界线”的时候，我连自己的亲戚也不会去找，更不必说朋友的亲戚了。但我仍然感谢他的一片苦心。陆功一含泪向我挥手告别。
我再没有回学校，直接到永定门车站买了去西安的慢车票。火车开动，一阵恐惧袭来，我觉得“他们”会来追捕我。于是我在石家庄下车，改乘经太原的火车。到了潼关，下车步行到黄河边，坐看滔滔河水向东流去。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想要在黄河的浪涛里结束这屈辱的生命。我给在西安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以决绝的口气说明了我的想法。我在黄河边逡巡了两天，困扰于“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千古的难题。鲁迅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主要指的是物质的困苦和生命的没有保障。但我独自坐在黄河边，对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却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奴隶是一种身份，但不是奴隶主的敌人，更不是社会公敌。而身为右派，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关于敌人，“无产阶级文豪” 高尔基说过一句话：“假如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右派的命运，就是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欺凌和消灭的对象；而所谓“投降”，就是要你污秽自己的心灵，精神上完全接受奴役的宿命。身为“敌人”，才真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啊！
人在生死的分界线上，独能勘透许多世俗的事情，一些长期捆绑心灵的复杂关系，也都容易理清了。1959年春节，我接到邮电所一个汇款通知。到邮电所，收到一张父亲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2元。两块钱也值得一汇吗？我感到丢人，没有给任何朋友说起。此刻忽然想起这件事，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极端的可耻。李商隐诗曰：“贫贱夫妻百事哀”。普遍的事实却是：“贫贱家庭百事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悲剧不只是一个穷字。中国人素有“贫且益坚”、“穷则思变”的传统。最可怕的是这个“贱”字了得，压垮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唐太宗李世民说：“吾欲富贵吾民。”但是过了1400年，邓小平先生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一个“贵”字丢到了东洋大海。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对于社会来说，波澜不兴，微尘不起，最伤心的却是自己的父母。父亲1955年肃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一年后平反。母亲年轻时曾患淋巴结核，近年来又患肺结核。他们的生活固然贫穷，仍然想着矿井中更加贫穷的儿子。春节寄我的两元钱，是从他们的牙缝里抠出来的。他们接到我一心想要自杀的信，不知会如何难过？而远在家乡韩城，更有皤然白发的外婆，说什么也不相信她的外孙会“反对八路军”。听到外孙的噩耗，她不知会怎样伤心呢！我这不是正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吗？于是恍然大悟，矍然而起，大踏步地向火车站走去！
回到西安市许士庙街15号父母那简陋的居室，叫一声爸、妈。父亲突然紧抱我，失声痛哭起来，一面还在问：“这不是做梦吧？”母亲已经难受得卧床不起，眼泪流湿了半条枕巾。她见是我，只说了一句话：“载渭，你的心怎么这么硬呢？”接着泪水又像小溪一样流在枕头上。
从此，我离开了体制，下沉到了社会的底层，开始了艰难困苦但却思虑无碍的别样人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刘力群先生是西安人。有一次，他对我的学生李智英说：“党先生是体制内的不同政见者。”李智英反驳说：“党老师从来都在体制外。”其实他们二人说得都不对。第一，我不是一个“不同政见者”，而仅仅是一个独立思想者。第二，我也不是从来都在体制外。但是不论在体制外或者体制内，也不论我的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从来既不迎合、也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者体制的权威，当然更不会专门和体制作对。就我个人而言，出走清华园这艰难的一步，完成了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虽然付出了艰苦生活和厄运重重的代价，却获得了一颗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许多错事，经历了许多事后懊悔的事情，独有出走清华园这一件事，可以说是九死无悔。正是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为我自己。
余 韵
回到西安后不久，接到陆功一的信，说李都华知道了我出走的事情后，很不以为然。李都华的意见，我早就预料到了。但我既不能向他说明白，自然更不反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只能向陆功一写信说：“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但自私的我这时只想到自己，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危险正在一步步向李都华逼来。两年以后，我重返北京，见到了陆功一，那时他已经回石油学院继续自己的学业了。使我惊骇莫名的消息，是李都华返校后，于1961年冬季跳北海自杀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23岁时，他的一篇关于煤矿采空区水力冲填的论文，就被翻译到波兰的一个学报上。他比我长三岁，却与我最为莫逆，相知最深。我能理解他回到学校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嫉妒，比我更深，也更不堪，但他的身体瘦弱，作不出我那样决绝的选择。在体制内，他遇到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于是他别无选择，只剩下自戕一条路。人常说：“除了死路，剩下的都是活路。”但对于都华，除了死路，剩下的活路一条也没有。他是南方人，水性很好。听说会水的人投水自杀是很痛苦的，但他竟然选择了这一条路。
我找到都华的家，见到了他的母亲，一位六十来岁的孤寡老人。我说我是都华最要好的朋友，从西安来，专门看望她老人家，顺便问一问都华的情况。都华的妹妹们显然没有对老人说起哥哥的噩耗，只告诉她，都华被送到东北某地“劳教”去了。这个假消息，她们要瞒她一辈子。我能对这位母亲说什么呢？在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像她一样善良而可怜的母亲，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却还不知道何等悲惨的命运已经如何降临到她们母子的身上。甘肃省夹边沟劳教农场，三千名右派，此时已经饿死了两千人。但他们的母亲们却还望眼欲穿地倚门等待着儿子们的归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99.99%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但“反右运动”本身据说还是正确的。我们水94班的同学，大都对何慧贞他们几个党支部成员啧有烦言，把过错推到个人身上。因为我这多年有了更多的体验和思考，重视体制方面的问题，对有关个人并不坚持什么成见。 1980年，我到上海出差，给何慧贞打了个电话，约时间去看她。距相见的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在外滩闲逛，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党治国！”我想不到在上海这个地方会有人叫我，没有回头，也没有答应。但接着又听到一声更响亮的喊叫：“党治国！”我回头一看，不由得叫了起来：“何慧贞！”多么奇怪，在这数百万人的大上海，我竟会“碰”到她，特别是相别20年后，她竟能从背后认出我来。我说离相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准备逛逛街，再到她家里去。她说，她正上街买菜，既然碰见了，就和她一块回去。她爱人可以陪我说说话。
相别20载，我们多了共同的语言，原来她的丈夫在“文革”中也挨了整。何慧贞亲自做了丰盛的饭菜，我们彼此之间谈了许多，就是没有说王家园水库那一段往事。我想，对她来说，那一切都是无意的，甚至是自然的，并非刻意要伤害于我。伤害人的是我们这个体制、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而这些才是最可怕的。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无意之间不经意地就对别人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不自知，最终也使自己受到伤害。“相见一笑泯恩仇”，我和何慧贞他们倒是消除了心中的龃龉，但是，这个利益分立的体制和专制文化的毒素，却会使下一代把上一代的错误和悲剧复制下去。
以后我和何慧贞在校庆时还见过几次面，但再没有深谈过。我一直在继续着自己的思考，和同学们可以交谈的却越来越少。大部分同学都已进入老年的退休的状态，不再关心世事。独有我，还像一个愣头青年，向着人生和社会的深处掘进着。
我在《外婆》里写的那个刘景坤，1957年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公安部工作。他给我写信，约我到公安部找他。在我的非右派同学中，他是惟一的不把我当作右派，却又不回避右派话题的兄长和朋友。
在“孤立右派”的学校环境中，没有人和我说话，更不用说交谈了。景坤那里成为我周末惟一的去处。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和我无所不谈。有时晚上我就住在公安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说：“有人希望你灰溜溜，抬不起头。你偏不那样。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还要干得更好。你不要在乎别人怎样说你，怎样看你。你如此这般，就把他们的肚子气破。”和景坤的交往，成为我当时惟一的力量源泉。
1987年，当我那用共有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理论观点，获得全国的名声时，在家乡见到了景坤。他感慨地说：“看来，那一年离开清华大学，是你人生最关键也最正确的一步啊！”景坤从头到尾，都对我最了解，我一直尊他为我的良师益友和兄长。
在“孤立右派”的声浪中，始终不服从这项权力命令的，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何天恩。他能写一笔好字，比我长一岁，却低两级，1956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北医和清华相距不远，我们经常来往。打成右派后，他照样时常到学校看我，我也抽空到他那里去。我们之间说的话都很平淡，但是却很亲切。
我到矿上劳动考查时，他的来信是父母和徐启明之外惟一的来信。逢年过节，照例都要来信说一些问候话和他的情况。
我回到西安，他的信也寄到西安；1960年底我回到农村，他的信又写到农村。照例是逢年过节的问候，没有任何出格的议论和骇世的观点。1963年我到铜川煤矿当工人，他的信也跟到煤矿。但我入狱后，就再没有接到他的信。他不知道我进了监狱。
70年代他到坦桑尼亚参加“援外”，给我寄了一本英文本的鲁迅的《野草》，并附了一封信说：“好久没有治国的消息。在书店看到一本鲁迅英文版的《野草》，给治国买了一本。我知道，治国一向最爱读鲁迅的作品。”从语气看，他似乎已经觉察到我遭遇了不测，但未必知道详情。 1985年，我打听到他在合阳县医院当医生，见了一面。他的女儿何霞，也在医院工作，她的名字还是我1956年给取的，却一直使用至今。但等不到我们相约的第二次见面，他就病逝了，可叹天不假年。何天恩是一位忠厚长者，从来没有人云亦云地把我当作右派。他虽然离开我已经20多年，却是我心中永远的朋友。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二月份的王家园水库上，忽然涌来了寒流，狂风怒号，我的双脚都冻肿了。于是想起了枕头下还压着一只棉鞋。能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在这个很自然的想法支配下，我也就很自然地右脚穿着棉鞋，左脚穿着单鞋，我们家乡称作“差巴乎鞋”，旁若无人地继续自己配料和制作试块的工作。民工们没有人注意我的穿着，他们一般都穿得单薄，有人腰间系一根草绳，有人用水泥袋子的牛皮纸塞在鞋子里御寒。喊号子的老徐，穿一件小棉袄，除了打夯、搅拌混凝土，总是一刻不歇地一会干干这，一会干干那，从不休息。当我劝他烤烤火休息一下时，他说：“一停下来身上就冷，不如干着活还暖和一些。”我才明白了他采用的是活动取暖的方法。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这一句话把我噎了回去，我无言以对，忍气对他怒目而视。他说：“你还不服气？”我说什么呢？只能一腔委屈往肚子里咽。
刘先生却还不依不饶，他认为我顶撞了他，竟敢于对他怒目而视，他要找一个比他更有力的后台。于是他向何慧贞做了汇报。何慧贞找我谈话了。
何慧贞看着我的鞋说：“刘某某批评你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他批评得没错呀。”我说：“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冻坏两只脚要好。”她问：“你为什么不买一双棉皮鞋呢？”我说：“我倒是想买一双旧棉鞋，可是我的钱不够。”她说：“那你也不能一只脚穿棉鞋，一只脚穿单鞋。刘某某批评你歪风邪气，我认为批评得对。可是你对人家的态度还不好。”
我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于是向何慧贞正式提出我考虑很久的想法说：“我刚回到学校那天，就向组织提出，既然我还没有改造好，就让我回到煤矿上继续改造。我现在通过你，再次向组织提出要求，我希望回到煤矿上去。”何慧贞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盯着我看了半晌，说： “党治国，你现在的态度还是不老实。你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还想要和党较量。1957年你们和党较量，党对你实行了宽大处理。你现在继续和党较量，可是没有好下场的。你好好想一想，下去写一份检讨书，看你的态度再做决定。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刚转过身，她又把我叫回来说：“你搬过来住吧，和学校的人住到一起，接受群众的监督。今天就搬。”我说：“下午我要回学校测试块强度去。”她说：“回来后立即搬过来。”
没有退路了！
我当时正在读两本小说，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当安娜和沃伦斯基的爱情已经弄得沸沸扬扬，迫使她必须在旧生活和新生活，也就是在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沃伦斯基中间做出抉择时，卡列宁向安娜表示出了自己的宽大：只要她回到家里，就仍然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安娜知道，回到原地的路是用奴隶的锁链铺成的。一旦接受了丈夫的宽大，安娜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丈夫的奴隶。她过去的“错误”将变成一条狠毒的鞭子，会被用来严酷地从心灵上惩罚她任何越界的行为；而丈夫对她的宽大，则使她在道义上永远蛰居下风。我已经接受了 “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一卡列宁式的恩典，以后就必须永远服服帖帖，不但不能有任何出轨的行为，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否则，就是“继续和党较量”，就是“恩将仇报”，道德上、精神上、心灵上，永远应受地狱之火的熬炼。如果我确实错了，我决心通过吃苦受罪，奉还这一宗恩典，就像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那样。
《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写一个美国社会下层的青年工人，如何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通过自我奋斗，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跻身于上层社会。从底层奋斗出来的高尔基和杰克·伦敦，是我敬佩和效法的榜样。我如今败落到了比他们还要深的社会底层，如不靠自己艰苦奋斗，自爱自怜、自暴自弃，只能是慢性自杀，是断无出路的。我想，高尔基也好，杰克·伦敦也好，他们能做到的，我党治国也应该能做到。几年前我就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身体，培养意志性格，现在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处在地狱的入口处，需要记住但丁的诗句：“在这里必须抛弃一切的犹豫，在这里任何的怯懦都将无济于事。”
在出走之前，我去了一趟木城涧煤矿，看看李都华、陆功一等右派朋友们，也和我的师傅作一个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的悲惨的告别。我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陆功一，他听后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说：“我虽然比你只小一岁，但我老认为你比我成熟得多。我不能对你的决定做出判断，不过我想，你既然这么决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只能给你说一句话：前途保重！如果世上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你！”李都华正在住院，我和陆功一去看他。他穿着病号的衣服，看上去很瘦弱。他患肺结核，还有其他疾病。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打算，只说是抽空来看看他。但李都华的心思何等缜密，而我又是一个不善于隐藏自己情绪和想法的人，他似乎看出来一些什么，却没有过多地追问，彼此之间的强笑都化作苦笑，就这样含糊过去。岂知这一次见面，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临别时，单纯的陆功一告诉我郑州几个他亲戚的地址，嘱咐我万一需要时可以去找他们。在这个至亲都卑怯地与右派“划清界线”的时候，我连自己的亲戚也不会去找，更不必说朋友的亲戚了。但我仍然感谢他的一片苦心。陆功一含泪向我挥手告别。
我再没有回学校，直接到永定门车站买了去西安的慢车票。火车开动，一阵恐惧袭来，我觉得“他们”会来追捕我。于是我在石家庄下车，改乘经太原的火车。到了潼关，下车步行到黄河边，坐看滔滔河水向东流去。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想要在黄河的浪涛里结束这屈辱的生命。我给在西安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以决绝的口气说明了我的想法。我在黄河边逡巡了两天，困扰于“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千古的难题。鲁迅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主要指的是物质的困苦和生命的没有保障。但我独自坐在黄河边，对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却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奴隶是一种身份，但不是奴隶主的敌人，更不是社会公敌。而身为右派，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关于敌人，“无产阶级文豪” 高尔基说过一句话：“假如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右派的命运，就是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欺凌和消灭的对象；而所谓“投降”，就是要你污秽自己的心灵，精神上完全接受奴役的宿命。身为“敌人”，才真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啊！
人在生死的分界线上，独能勘透许多世俗的事情，一些长期捆绑心灵的复杂关系，也都容易理清了。1959年春节，我接到邮电所一个汇款通知。到邮电所，收到一张父亲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2元。两块钱也值得一汇吗？我感到丢人，没有给任何朋友说起。此刻忽然想起这件事，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极端的可耻。李商隐诗曰：“贫贱夫妻百事哀”。普遍的事实却是：“贫贱家庭百事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悲剧不只是一个穷字。中国人素有“贫且益坚”、“穷则思变”的传统。最可怕的是这个“贱”字了得，压垮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唐太宗李世民说：“吾欲富贵吾民。”但是过了1400年，邓小平先生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一个“贵”字丢到了东洋大海。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对于社会来说，波澜不兴，微尘不起，最伤心的却是自己的父母。父亲1955年肃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一年后平反。母亲年轻时曾患淋巴结核，近年来又患肺结核。他们的生活固然贫穷，仍然想着矿井中更加贫穷的儿子。春节寄我的两元钱，是从他们的牙缝里抠出来的。他们接到我一心想要自杀的信，不知会如何难过？而远在家乡韩城，更有皤然白发的外婆，说什么也不相信她的外孙会“反对八路军”。听到外孙的噩耗，她不知会怎样伤心呢！我这不是正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吗？于是恍然大悟，矍然而起，大踏步地向火车站走去！
回到西安市许士庙街15号父母那简陋的居室，叫一声爸、妈。父亲突然紧抱我，失声痛哭起来，一面还在问：“这不是做梦吧？”母亲已经难受得卧床不起，眼泪流湿了半条枕巾。她见是我，只说了一句话：“载渭，你的心怎么这么硬呢？”接着泪水又像小溪一样流在枕头上。
从此，我离开了体制，下沉到了社会的底层，开始了艰难困苦但却思虑无碍的别样人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刘力群先生是西安人。有一次，他对我的学生李智英说：“党先生是体制内的不同政见者。”李智英反驳说：“党老师从来都在体制外。”其实他们二人说得都不对。第一，我不是一个“不同政见者”，而仅仅是一个独立思想者。第二，我也不是从来都在体制外。但是不论在体制外或者体制内，也不论我的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从来既不迎合、也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者体制的权威，当然更不会专门和体制作对。就我个人而言，出走清华园这艰难的一步，完成了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虽然付出了艰苦生活和厄运重重的代价，却获得了一颗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许多错事，经历了许多事后懊悔的事情，独有出走清华园这一件事，可以说是九死无悔。正是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为我自己。
余 韵
回到西安后不久，接到陆功一的信，说李都华知道了我出走的事情后，很不以为然。李都华的意见，我早就预料到了。但我既不能向他说明白，自然更不反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只能向陆功一写信说：“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但自私的我这时只想到自己，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危险正在一步步向李都华逼来。两年以后，我重返北京，见到了陆功一，那时他已经回石油学院继续自己的学业了。使我惊骇莫名的消息，是李都华返校后，于1961年冬季跳北海自杀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23岁时，他的一篇关于煤矿采空区水力冲填的论文，就被翻译到波兰的一个学报上。他比我长三岁，却与我最为莫逆，相知最深。我能理解他回到学校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嫉妒，比我更深，也更不堪，但他的身体瘦弱，作不出我那样决绝的选择。在体制内，他遇到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于是他别无选择，只剩下自戕一条路。人常说：“除了死路，剩下的都是活路。”但对于都华，除了死路，剩下的活路一条也没有。他是南方人，水性很好。听说会水的人投水自杀是很痛苦的，但他竟然选择了这一条路。
我找到都华的家，见到了他的母亲，一位六十来岁的孤寡老人。我说我是都华最要好的朋友，从西安来，专门看望她老人家，顺便问一问都华的情况。都华的妹妹们显然没有对老人说起哥哥的噩耗，只告诉她，都华被送到东北某地“劳教”去了。这个假消息，她们要瞒她一辈子。我能对这位母亲说什么呢？在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像她一样善良而可怜的母亲，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却还不知道何等悲惨的命运已经如何降临到她们母子的身上。甘肃省夹边沟劳教农场，三千名右派，此时已经饿死了两千人。但他们的母亲们却还望眼欲穿地倚门等待着儿子们的归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99.99%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但“反右运动”本身据说还是正确的。我们水94班的同学，大都对何慧贞他们几个党支部成员啧有烦言，把过错推到个人身上。因为我这多年有了更多的体验和思考，重视体制方面的问题，对有关个人并不坚持什么成见。 1980年，我到上海出差，给何慧贞打了个电话，约时间去看她。距相见的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在外滩闲逛，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党治国！”我想不到在上海这个地方会有人叫我，没有回头，也没有答应。但接着又听到一声更响亮的喊叫：“党治国！”我回头一看，不由得叫了起来：“何慧贞！”多么奇怪，在这数百万人的大上海，我竟会“碰”到她，特别是相别20年后，她竟能从背后认出我来。我说离相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准备逛逛街，再到她家里去。她说，她正上街买菜，既然碰见了，就和她一块回去。她爱人可以陪我说说话。
相别20载，我们多了共同的语言，原来她的丈夫在“文革”中也挨了整。何慧贞亲自做了丰盛的饭菜，我们彼此之间谈了许多，就是没有说王家园水库那一段往事。我想，对她来说，那一切都是无意的，甚至是自然的，并非刻意要伤害于我。伤害人的是我们这个体制、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而这些才是最可怕的。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无意之间不经意地就对别人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不自知，最终也使自己受到伤害。“相见一笑泯恩仇”，我和何慧贞他们倒是消除了心中的龃龉，但是，这个利益分立的体制和专制文化的毒素，却会使下一代把上一代的错误和悲剧复制下去。
以后我和何慧贞在校庆时还见过几次面，但再没有深谈过。我一直在继续着自己的思考，和同学们可以交谈的却越来越少。大部分同学都已进入老年的退休的状态，不再关心世事。独有我，还像一个愣头青年，向着人生和社会的深处掘进着。
我在《外婆》里写的那个刘景坤，1957年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公安部工作。他给我写信，约我到公安部找他。在我的非右派同学中，他是惟一的不把我当作右派，却又不回避右派话题的兄长和朋友。
在“孤立右派”的学校环境中，没有人和我说话，更不用说交谈了。景坤那里成为我周末惟一的去处。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和我无所不谈。有时晚上我就住在公安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说：“有人希望你灰溜溜，抬不起头。你偏不那样。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还要干得更好。你不要在乎别人怎样说你，怎样看你。你如此这般，就把他们的肚子气破。”和景坤的交往，成为我当时惟一的力量源泉。
1987年，当我那用共有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理论观点，获得全国的名声时，在家乡见到了景坤。他感慨地说：“看来，那一年离开清华大学，是你人生最关键也最正确的一步啊！”景坤从头到尾，都对我最了解，我一直尊他为我的良师益友和兄长。
在“孤立右派”的声浪中，始终不服从这项权力命令的，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何天恩。他能写一笔好字，比我长一岁，却低两级，1956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北医和清华相距不远，我们经常来往。打成右派后，他照样时常到学校看我，我也抽空到他那里去。我们之间说的话都很平淡，但是却很亲切。
我到矿上劳动考查时，他的来信是父母和徐启明之外惟一的来信。逢年过节，照例都要来信说一些问候话和他的情况。
我回到西安，他的信也寄到西安；1960年底我回到农村，他的信又写到农村。照例是逢年过节的问候，没有任何出格的议论和骇世的观点。1963年我到铜川煤矿当工人，他的信也跟到煤矿。但我入狱后，就再没有接到他的信。他不知道我进了监狱。
70年代他到坦桑尼亚参加“援外”，给我寄了一本英文本的鲁迅的《野草》，并附了一封信说：“好久没有治国的消息。在书店看到一本鲁迅英文版的《野草》，给治国买了一本。我知道，治国一向最爱读鲁迅的作品。”从语气看，他似乎已经觉察到我遭遇了不测，但未必知道详情。 1985年，我打听到他在合阳县医院当医生，见了一面。他的女儿何霞，也在医院工作，她的名字还是我1956年给取的，却一直使用至今。但等不到我们相约的第二次见面，他就病逝了，可叹天不假年。何天恩是一位忠厚长者，从来没有人云亦云地把我当作右派。他虽然离开我已经20多年，却是我心中永远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