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02 11:58:56作者：天人
据大陆《新华网》4月2日报道：记者近日在宁夏、河南、广东等省区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调查中发现，各地根据本省区实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户籍改革，对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进步，加快城市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产业支撑，教育、社保、医保、退伍军人安置等诸多配套政策难以到位，使得群众产生“换汤不换药”的感觉，引发诸多社会新矛盾。
在宁夏银川市摆水果摊的董林自主经营快十年了，他家在永宁县农村。做小生意这么多年，赚了些钱，在银川市买了营业房，但是银川市放宽户口限制已两年，小两口却没有去办理迁户手续。董林说：“我没有迁户的动力，我打听过了，换了银川市户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低保享受不了，医保享受不了，除了孩子上学外，没什么实惠。社会生活方面照样受歧视，还是“换汤不换药”，我为什么要迁户口？”
像银川市一样，大陆许多城市户籍改革都放宽了入户条件，如买房子、直系亲属投靠、经商务工有固定住所和拥有稳定收入均可入户。但是却没有在配套政策上跟进，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业、教育等等方面还是区别对待，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入户的积极性。
河南省鹤壁市居民张汉其由农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后发现，只是名称上的不同，计生、医疗、低保等政策还是按农村政策办，城市政策只有孩子上学用的上，其它并无变化。鹤壁市建设局副局长彭树勇介绍说，户籍制度改革，农民的积极性是关键。可是，据调查，鹤壁市有８４％以上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对换户口没有积极性。相当多的人进了城也不愿迁户口，迁了户就不能享受农村合作医疗、两免一补等优惠政策，而城市的优惠政策一时又享受不到。很多打工、做买卖的人也没有迁户口的动力。鹤壁市卫生局副局长王玉峰介绍说，虽然“户改”了，但是目前的政策是农民迁户后，暂时不能享受城市医保，允许５年内继续享受农村合作医疗，由城市卫生部门指定卫生医疗点就医。
记者随后在河南郑州、银川、新乡、鹤壁和广东佛山、东莞等城市采访中发现，群众对户籍改革存在不满情绪。宁夏固原市许多农转非的群众由于长年未能享受城市待遇，反而失去了退耕还林、两免一补等农村优惠措施，纷纷要求非转农，在户口上呈现返乡潮。这些率先推动“户改”的城市虽然在户口形式上都统一为“居民户口”，但一到落实具体政策和福利时，差别常常就浮现出来。城乡户口差别背后隐含的社会不公还有很多，诸如社会地位、收入标准、子女入学、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保、福利、高考、升职、培训等等。为了消除户口歧视，许多城市放低了入户门槛，并在称谓上亲切的称农转非的群众为“新市民”，但在具体待遇上却不能实现“新旧同等待遇”，造成了城市新二元结构。此外，还有“同命不同价”的现象。比如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是在同一起事故中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受害人的户籍身份不同，农村居民所得到的赔偿金额往往与城镇居民相差几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古人云：兴一利，不如除一弊。既然政府想取消城乡二元结构，何不彻底废除城镇和农业户口的称谓，让它俩彻底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众所周知，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了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大陆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共匪篡国以后，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户口登记制度、户口迁移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无疑，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历史上曾为共匪“名正言顺”地剥夺人民的自由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其功能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被强化、放大，这种做法的弊端尤其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日益显现：以供应城镇居民定量粮为标准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实行二元户口管理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户口迁移过死，难以满足公民正常迁移的需要。
其实，早在1992年，大陆就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但是，由于大陆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城市社会综合承受能力不足，为避免影响社会稳定，户籍改革总体进展较慢，改革目标也远未实现。
本来，户籍改革并不复杂也不神秘，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不研究解决好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难以稳步推进。
比如，河南省鹤壁市有关部门预测：放宽准入后鹤壁市受冲击最大的是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和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如对社会保障资金额很大，每增加一名参保人员需增加管理成本21.65元/年。而在城市低保方面，需要资金26460万元，净增加财政支出23500万元。如果上级不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鹤壁市资金缺口太大，无法实现应保尽保。一些专家也指出，如果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能承载过多人口，新进城的人就有很多相关利益享受不到，这也就是农民们对“进城”不太“感冒”的真正原因。
在大陆的城市近郊和周边地区，你会发现：由于靠近城市，赚钱的机会比较多，这些农村的“大款”比例和拥有私家车的比例都比城市要高，至于住房条件自不必说，当然要宽敞多了，即便是最穷的村民也跟城里的穷人没多少差距。但他们再穷，至少还有块地，只要是肯花力气耕种，吃喝还是不愁的。而城里的穷人则不同了，他们就算是拥有私人房产，也不过是买了个“壳子”而已。保不齐“老爷”们哪天要是看上，连个立锥之地都不“赏”你。而且城里的生活成本怎么省也比农村高，动一下都得花钱。所以，如今的农民再好“糊弄”，这点帐他们还是算得过来的。有句相声台词说得好：现在找个傻子比登天都难。
由此看来，户籍改革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份变化和名称改变问题，而是对社会公共资源要让全体公民共同享有。不分地域、不论身份和职业，实行权利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对等，这才叫“以人为本”！但共匪向来叫嚣“稳定压倒一切”，让农民进城“分一杯羹”，赏个“名号”还可以，但是要给他们贴钱好似抽它们的血，这是经济原因。而最主要的还是政治原因。因为共匪知道，中国从来就不缺陈胜和吴广。城乡一旦“合流”，统治难度肯定要大大增加，政治风险也不可预测。所以说，“匪警部”３月２９日召开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其目的只不过是敷衍一下多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诉求，充其量又是一项“愚民政策”而已。
总之，“换汤不换药”的户籍改革还不如不改。谁都知道，农民在大陆就是天生的“二等公民”，拜托请不要再刻意强调他们的“地位”了。
在宁夏银川市摆水果摊的董林自主经营快十年了，他家在永宁县农村。做小生意这么多年，赚了些钱，在银川市买了营业房，但是银川市放宽户口限制已两年，小两口却没有去办理迁户手续。董林说：“我没有迁户的动力，我打听过了，换了银川市户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低保享受不了，医保享受不了，除了孩子上学外，没什么实惠。社会生活方面照样受歧视，还是“换汤不换药”，我为什么要迁户口？”
像银川市一样，大陆许多城市户籍改革都放宽了入户条件，如买房子、直系亲属投靠、经商务工有固定住所和拥有稳定收入均可入户。但是却没有在配套政策上跟进，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业、教育等等方面还是区别对待，这严重影响了农民入户的积极性。
河南省鹤壁市居民张汉其由农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后发现，只是名称上的不同，计生、医疗、低保等政策还是按农村政策办，城市政策只有孩子上学用的上，其它并无变化。鹤壁市建设局副局长彭树勇介绍说，户籍制度改革，农民的积极性是关键。可是，据调查，鹤壁市有８４％以上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对换户口没有积极性。相当多的人进了城也不愿迁户口，迁了户就不能享受农村合作医疗、两免一补等优惠政策，而城市的优惠政策一时又享受不到。很多打工、做买卖的人也没有迁户口的动力。鹤壁市卫生局副局长王玉峰介绍说，虽然“户改”了，但是目前的政策是农民迁户后，暂时不能享受城市医保，允许５年内继续享受农村合作医疗，由城市卫生部门指定卫生医疗点就医。
记者随后在河南郑州、银川、新乡、鹤壁和广东佛山、东莞等城市采访中发现，群众对户籍改革存在不满情绪。宁夏固原市许多农转非的群众由于长年未能享受城市待遇，反而失去了退耕还林、两免一补等农村优惠措施，纷纷要求非转农，在户口上呈现返乡潮。这些率先推动“户改”的城市虽然在户口形式上都统一为“居民户口”，但一到落实具体政策和福利时，差别常常就浮现出来。城乡户口差别背后隐含的社会不公还有很多，诸如社会地位、收入标准、子女入学、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保、福利、高考、升职、培训等等。为了消除户口歧视，许多城市放低了入户门槛，并在称谓上亲切的称农转非的群众为“新市民”，但在具体待遇上却不能实现“新旧同等待遇”，造成了城市新二元结构。此外，还有“同命不同价”的现象。比如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使是在同一起事故中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受害人的户籍身份不同，农村居民所得到的赔偿金额往往与城镇居民相差几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古人云：兴一利，不如除一弊。既然政府想取消城乡二元结构，何不彻底废除城镇和农业户口的称谓，让它俩彻底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众所周知，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了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大陆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共匪篡国以后，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户口登记制度、户口迁移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无疑，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历史上曾为共匪“名正言顺”地剥夺人民的自由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其功能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被强化、放大，这种做法的弊端尤其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日益显现：以供应城镇居民定量粮为标准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实行二元户口管理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户口迁移过死，难以满足公民正常迁移的需要。
其实，早在1992年，大陆就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但是，由于大陆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城市社会综合承受能力不足，为避免影响社会稳定，户籍改革总体进展较慢，改革目标也远未实现。
本来，户籍改革并不复杂也不神秘，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不研究解决好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难以稳步推进。
比如，河南省鹤壁市有关部门预测：放宽准入后鹤壁市受冲击最大的是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和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如对社会保障资金额很大，每增加一名参保人员需增加管理成本21.65元/年。而在城市低保方面，需要资金26460万元，净增加财政支出23500万元。如果上级不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鹤壁市资金缺口太大，无法实现应保尽保。一些专家也指出，如果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不能承载过多人口，新进城的人就有很多相关利益享受不到，这也就是农民们对“进城”不太“感冒”的真正原因。
在大陆的城市近郊和周边地区，你会发现：由于靠近城市，赚钱的机会比较多，这些农村的“大款”比例和拥有私家车的比例都比城市要高，至于住房条件自不必说，当然要宽敞多了，即便是最穷的村民也跟城里的穷人没多少差距。但他们再穷，至少还有块地，只要是肯花力气耕种，吃喝还是不愁的。而城里的穷人则不同了，他们就算是拥有私人房产，也不过是买了个“壳子”而已。保不齐“老爷”们哪天要是看上，连个立锥之地都不“赏”你。而且城里的生活成本怎么省也比农村高，动一下都得花钱。所以，如今的农民再好“糊弄”，这点帐他们还是算得过来的。有句相声台词说得好：现在找个傻子比登天都难。
由此看来，户籍改革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份变化和名称改变问题，而是对社会公共资源要让全体公民共同享有。不分地域、不论身份和职业，实行权利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对等，这才叫“以人为本”！但共匪向来叫嚣“稳定压倒一切”，让农民进城“分一杯羹”，赏个“名号”还可以，但是要给他们贴钱好似抽它们的血，这是经济原因。而最主要的还是政治原因。因为共匪知道，中国从来就不缺陈胜和吴广。城乡一旦“合流”，统治难度肯定要大大增加，政治风险也不可预测。所以说，“匪警部”３月２９日召开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其目的只不过是敷衍一下多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诉求，充其量又是一项“愚民政策”而已。
总之，“换汤不换药”的户籍改革还不如不改。谁都知道，农民在大陆就是天生的“二等公民”，拜托请不要再刻意强调他们的“地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