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在可见的官方和民间资料来看，我们无法得知毛泽东上学时数学课学得怎么样，但他后来喜欢用数字说明问题甚至处理事务的特点却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在1949年以后尤其突出，翻开1977年隆重推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各种比例数字比比皆是。比如：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一文中说“应执行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大约不过十分之一”；在1952年的《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一文中断定“在北京五万工商户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 在1955年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中谈到“农业合作化的进度”时规定1956年下半年“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入“初级社”，到1957年应有“占农户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入“高级社”；在1957年的《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文中判断“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持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
毛泽东以数字处理国事最著名的是在1957年“反右派”中，当时他说全中国“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其中“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是百分之十”，据此就“划”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当时许多单位为了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下发的“反右任务”，就把“右派指标”分解到各部门，以致出现了开会“选右派”的荒诞场面，有些在“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中一句话也没说的人也被“光荣”地“选”成了“右派”。这五十多万“右派”此后就成为中国的“贱民”，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运动中，毛泽东对数字游戏的痴迷达到了高潮，他提出许多“激动人心”的数字口号，像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啦，“十五年超英赶美”啦，等等。他还亲自决定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1070万吨，比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正好翻一番！这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尤其是许多地方农村的壮劳力都被派去弄“土高炉”，地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大量腐烂，为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创造了条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地也纷纷玩起了数字游戏，亩产粮食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的“高产卫星”接二连三“飞”上了“天”，好一派“社会主义高潮”，闹出了人类史上空前的、让中国人痛入骨髓的大笑话。
在毛泽东的数字化游戏中，最符合“辩证法规律”的当属“三七开”理论。就现在可见的资料看，这个“理论”最早似乎出现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是用来评价斯大林的，说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它被移用来评价或总结毛泽东领导的某个政治运动或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错误和成绩三七开”，这几乎成了毛泽东的口头禅，成了毛式“辩证法”的铁律。后来，毛泽东又把这“理论”进行了“发展”，总结出“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的“辩证理论”，进一步断言他领导的工作中“成绩”总是“九个指头”，“缺点”总只是“一个指头”。从此，不管在运动中发生多大偏差或问题，只要来个“三七开”或者谈谈“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就一切万事大吉了：不论是“大跃进”造成多大损失，还是“三年”中饿死了多少人，或者是“文革”中天下多么大乱，亦或是林彪事件给了毛多大打击，毛泽东都如此对待。而上行下效，各省、市、区、县、乡、镇乃至各基层单位干部总结各自的工作时都会套用毛泽东的“三七开”或“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理论，颇有全国干部皆“数字辩证”之概。
应该说，毛泽东喜欢在言谈文章中使用数字，在一定情况下的确能增加具体、形象、生动之趣，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数字游戏”玩过火了，玩成了不容批评、一贯正确的强辩，乃至玩到了对国家事务的处理中，其危害则大矣哉。国家经济政治事务是错综复杂的，不是某个人用几个数字就能涵盖和处理的，在这方面，即使“英明伟大”如毛泽东者也概莫能外。后人读历史，也许会对那种“数字游戏”感到好笑，但不知能否从那可笑中体会到我们国家和民族难掩的伤痛。
2006.7.2
标签: 历史(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KD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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