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说，六四之前邓小平暗自和一批党内的元老，包括邓颖超、彭真、陈云私下碰头以后，决定调动50万野战军包围北京，不惜以血腥镇压来换取共产党政权的巩固，这个做法当时是不敢告诉百姓的，甚至是瞒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
邓小平的计划是在军队进城的当晚5月16号，召开一次形式上的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关于军队进城实现戒严的命令，形式上背书一下军队进城的行动。邓没有料到赵紫阳并不赞成这个做法，尽管赵紫阳事前不知道。赵在5月16日时的态度，包括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候对当时学生运动的态度，使邓小平觉得赵紫阳可能使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实行戒严无法按计划进行。结果5月16号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没有敢开，而拖到了5月17号。
这也是后来军队进城以后，在1989年5月19日，杨尚昆在接见军以上干部讲话时泄露的天机。杨尚昆说，军队是按照邓小平下达的军委作战命令包围和进入北京，由于5月16日当晚没有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以通过戒严令，在没有戒严令的情况下，我们当时进城是非常被动的。
程晓农接着说，5月16号军队进城是在政治局常委毫不知情，无戒严令情况下非法进城。按照党指挥枪这个原则，邓擅自调动几十万军队包围首都，事先不通知政治局，不通知常委会，这本身是违宪，而且几乎就是一场军事政变。所以杨尚昆讲话所说的被动实际意思是我们实际上是违反了宪法。 5 月19日邓小平通过逼赵紫阳辞职，勉强通过了所谓的戒严令。这件事情表明是把共产党调动军队包围首都这个政变合法化了，但是它埋下了很大的伏笔，就是这件事情做过以后，中共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基本被毁，所以中共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让他们感到可以采纳的办法就是把赵紫阳诬陷成外国特务。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这场军事政变的性质就可以被掩盖起来，说成军队是为了挽救外国干涉而采取行动。
程晓农198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1989年起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在美国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
2005年1月29日，赵紫阳葬礼在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在沿线大力监控出席的各界人士。
程晓农
大纪元：以赵紫阳对中共的认识，他是否会预料到反对武力镇压会有生命危险？
程晓农：如果当时公安部按照李鹏和王震指使不顾一切地编造下去，如果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不做报导，或者George Soros不追究这件事情，向邓小平说明逼着邓小平放弃这件事情，赵紫阳就有可能被中共作为外国间谍进一步逮捕，审讯，甚至被判处极刑，这些可能都是存在的，因为在中共和苏共历史上，对他们党的领导人用特务、卖国贼这类罪名整治的已经屡见不鲜。
赵紫阳应该想像得到他反对邓小平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决定，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他不仅仅可能被彻底的剥夺一切，而且可能有生命危险。这一点他想到了，他不会幼稚到认为中共可以对他的反对毫不在意。
大纪元：这样看来，天平一头是良知，另一头是赵紫阳本人和他家族的荣华富贵，甚至加上赵本人的生命。赵选择了良知，坚守到近16年非法软禁的最终。这是否可以解读为在赵紫阳在公开反对武力镇压时，他已经告别中共？
程晓农：从现实上讲，确实自从他在99年5月17日晚在邓小平家的会议上反对武力镇压并且辞职，事实上他已经与中共的统治阶层决裂了。是否赵紫阳明确的宣布和中共划清界限，现在看来不是很重要，因为他反对的是武力镇压，他并不反对他自已在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期间积极推动的经济体制和倡导的政治改革。
原来共产党里面有过一些力量希望通过中共领导下的改革，把中国引向一个和平的稳定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转轨。但是在中共党的体制内，在大批保守势力的包围下，赵紫阳为首的这种力量太弱了，没有办法独立支撑整个局面。这种力量被打压被驱逐甚至被基本上压制下去，在中共的这种政治体制和结构下是必然的。
大纪元：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反对武力镇压是自然，正常正确的选择。而在六四中，在高层领导人中只有赵一人公开反对，随即受到这样的迫害。这是否说明中共政权是不正常和反人性的？
程晓农：毫无疑问，中共的政治体制用中共自己的语言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暴力和镇压来维持的政权。与苏联相比，比赫鲁晓夫以后的政权更加暴虐，更加没有人性。根子是中国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群农民造反。是李自成，洪秀全造反夺江山后，把自己加上了包装。多年以来，它们不在乎法制和选举，他和民主和现代政治是不沾边的。王震在六四前说，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要拿多少万人头来换。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最高的。这个政权不是人民政府，不过是一个寡头政权，与之相对应是法西斯军政府和独裁专制政权。
大纪元：如果当年没有屠杀，而是成功转型，现在大陆会怎样？
程晓农：这是一个完全假设的问题。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走入它的最后阶段，80年代末期共产党那些早年参加革命，反动造反的这批人仍然还在，他们，包括邓小平，对军队的控制，军队对共产党少数领导人的个人效忠这套制度仍然存在，所以中国政治的落后面导致了中国在80年代末期不可能走上像苏联那样和平转轨的道路，必然会出现血腥镇压。
这个假设最主要的前提，是对中国政治结构做一个与事实不同的改变。比方讲中国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在 80年代初就完全死完了，他们对军队的有效控制已经不存在，在这个情况下，一个文人政府，如果是由赵紫阳这种有改革意愿的人来领导的话，中国可能可以在和平的轨道上逐渐逐渐地完成经济的改革和政治的民主化，其结果可能会比苏联的情况更好一些，那样的话，中国才会在世界上成为一个真正大家尊重的国家，中国老百姓也不至于经受现在这样两极分化，社会乱象越来越严重的这么一个令人悲观的局面。
专访程晓农：赵紫阳被诬美间谍未遂始末
大构陷前的小构陷 关于赵紫阳说明邓小平垂帘听政
程表示，六四当时邓小平的身份是军委主席，尽管他实际上有太上皇的实际控制力，但在名分上只不过是军委主席，而按照中国的党制和宪法，军队必须由党来领导，换句话讲，党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负责人，至少名义上对外面是这样的。
程晓农说，当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5月访问北京，第一天见了邓小平，邓对他说我跟你今天的会见代表了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见，这句话让戈尔巴乔夫非常不理解，当时表示了一些诧异。这个态度让邓小平感觉出来，所以邓小平的女儿当天晚上给赵紫阳打电话，要赵在第二天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专门说明邓实际上在中国领导人当中有最高的权威，他的话才是最后有决定权的，以便证实邓小平不是在说谎。后来邓的亲信与邓家的子女，把赵紫阳按照他们的授意、要求向戈尔巴乔夫解释邓小平垂帘听政的地位，说成是赵要把六四屠杀市民和学生的责任推卸给邓小平，这个本身就是构陷。
为使军事政变合法化 构陷赵是美间谍
程晓农说，六四之前邓小平暗自和一批党内的元老，包括邓颖超、彭真、陈云私下碰头以后，决定调动50万野战军包围北京，不惜以血腥镇压来换取共产党政权的巩固，这个做法当时是不敢告诉百姓的，甚至是瞒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
邓小平的计划是在军队进城的当晚5月16号，召开一次形式上的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关于军队进城实现戒严的命令，形式上背书一下军队进城的行动。邓没有料到赵紫阳并不赞成这个做法，尽管赵紫阳事前不知道。赵在5月16日时的态度，包括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候对当时学生运动的态度，使邓小平觉得赵紫阳可能使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实行戒严无法按计划进行。结果5月16号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没有敢开，而拖到了5月17号。
这也是后来军队进城以后，在1989年5月19日，杨尚昆在接见军以上干部讲话时泄露的天机。杨尚昆说，军队是按照邓小平下达的军委作战命令包围和进入北京，由于5月16日当晚没有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以通过戒严令，在没有戒严令的情况下，我们当时进城是非常被动的。
程晓农接着说，5月16号军队进城是在政治局常委毫不知情，无戒严令情况下非法进城。按照党指挥枪这个原则，邓擅自调动几十万军队包围首都，事先不通知政治局，不通知常委会，这本身是违宪，而且几乎就是一场军事政变。所以杨尚昆讲话所说的被动实际意思是我们实际上是违反了宪法。
5 月19日邓小平通过逼赵紫阳辞职，勉强通过了所谓的戒严令。这件事情表明是把共产党调动军队包围首都这个政变合法化了，但是它埋下了很大的伏笔，就是这件事情做过以后，中共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基本被毁，所以中共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让他们感到可以采纳的办法就是把赵紫阳诬陷成外国特务。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这场军事政变的性质就可以被掩盖起来，说成军队是为了挽救外国干涉而采取行动。
构陷赵是美间谍未遂 因为索罗斯要公布真相
程晓农讲叙，1989年7月上旬，当时公安部部长王芳在一个传达到省市负责人的内部高层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基本内容是：据调查赵紫阳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根据是赵紫阳通过我所工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美国的富商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中国开设的“改革开放基金会”联络，联络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秘书鲍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曾经和“改革开放基金会”有一些合作项目，包括接受“改革开放基金会”的资助到匈牙利和日本考察。王芳说George Soros的基金会本身是中央情报局的机构，因此赵紫阳是通过鲍彤，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所，通过Soros在中国开设的“改革开放基金会”，与Soros联络挂钩。因为Soros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所以赵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程晓农说，“当时共产党并没有证据，因为本来就是胡扯、瞎编的，但对共产党而言，这些诬陷是家常便饭，他们也并不在乎。为此我这个所一共有十几位同仁被逮捕，关在秦城监狱，目的是准备从他们口供当中找到不利于赵紫阳的证词，然后设法编造构陷赵紫阳的证据。”
这件事情最后被Soros本人给破解了。王芳的这个秘密讲话泄露出来以后传到了海外，89年7月中旬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华裔记者得到了这个消息，进行了查证后，把这条消息在华盛顿邮报上披露出来。
这条消息让George Soros非常震惊和愤怒，他写信给邓小平明确地说明，第一，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政府部门，从来只有像他这样的商人、金融家纳税来养活政府机构，他不可能从政府领取薪水来替政府工作，说他是中央情报局的干员非常荒谬。另外，George Soros说得非常明确，他的“改革开放基金会”设在中国，这个基金会本来就已经被中国安全部所控制，因为这个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就是当时中共安全部退休的副部长凌云。如果说这个基金会是中央情报局的机构，那无疑是说中共的国家安全部是在替中央情报局工作，我可以公布真相。
这封信转给邓小平以后，中共发现这个故事实在是荒唐，继续编下去只会让共产党丢更大的脸，后来把这件事情悄悄地摁下去了，赵紫阳也因此摆脱了一场无妄之灾。
程晓农总结说，中共在对待党内高层领导人拒绝服从的情况下，常常会用一种构陷的办法，栽赃、陷害，残酷打击高层领导人，这在共产党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所谓党内的多少次路线斗争，每次都是这样，赵紫阳这次也不例外。
大纪元记者询问程博士赵紫阳是否会料到他有生命危险，程博士说：“赵紫阳应该想像得到他反对邓小平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决定，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他不仅仅可能被彻底的剥夺一切，而且可能有生命危险。”
他解释说：“如果当时公安部按照李鹏和王震指使不顾一切地编造下去，如果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不做报导，或者George Soros不追究这件事情，向邓小平说明逼着邓小平放弃这件事情，赵紫阳就有可能被中共作为外国间谍进一步逮捕，审讯，甚至被判处极刑，这些可能都是存在的，因为在中共和苏共历史上，对他们党的领导人用特务、卖国贼这类罪名整治的已经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