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共豫西南六分区武装工作队。48年10月南阳解放后，我们100多人的队伍开进了城市。那时候百废待兴，到处都缺少人需要人。南阳市副市长兼酒精厂厂长邰士芳和我认识，把我调到了酒精厂。上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西峡运来两车火纸，再卖到社旗，赚点钱去买粮食制曲。后来我一直在工厂生产技术科上班，1957年反右刚开始时，厂里的锅炉坏了，我到省工业厅去请技师来修锅炉，那时候郑州已经开始反右派。本来我家庭出身不好，平常说话做事都很谨慎。我看到这个风头后，回来更胆小更老实了。组织号召提意见，我啥话也不说，可以说没有一点言论。可后来为啥子被打成右派？就因为上级给酒精厂分派了10多个右派指标，特派员袁世定抓反右运动，他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关起门来编造材料，写上张某某说，共产党不好，现在吃不饱。当时也确实吃不饱，可这话我根本就没说，自然不承认。你不承认，领导就白天黑夜召集积极分子批斗你。你还不承认，领导就逼供诱供，说你承认吧，承认了包你没事，保你过关。咱相信领导的话，就违心承认了。这一被迫承认不打紧，马上就被监督劳动。等上边报批后，就全副武装把我们这10多个右派押送到农村劳动。1957年五一之前，我被押送到方城县独树公社下曹村劳动改造，老婆和4个孩子被赶回社旗农村老家。
我到农村后，就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农民为人忠厚淳朴，也没有歧视我，对我还很关照。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大炼钢铁吃食堂，我和一个社员每天去放树。干部说已经快实现共产主义了，谁家的树都可以锯，村里村外碗口粗的树都放光了。放倒的树去烧木炭，再拉到小高炉当燃料炼钢铁。1958年初冬，我又被指使去修鸭河水库。干了3个月，上级又让右派回南阳集中学习。学习时听说要给右派平反，大家暗自高兴。后来又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扬言给右派平反他就不干了。过后，不让右派们学习了，在几个村庄轮流劳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整人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卷烟厂的和柴油机厂的反右运动特派员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也成了右派分子。那时候还在吃食堂，就是发几个蒸红薯。卷烟厂的特派员也是右派分子苏文华吃红薯时把红薯皮揭扔了，革命群众看到后一涌而上，开现场会批斗他。后来食堂连红薯也没有了，只是喝菜汤。菜汤里有菜叶萝卜，吃饭时一人一瓢，撑得肚子大，一撒尿肚子又空了，人人都饿的身上浮肿。幸运的是我劳动的地方是市郊菜队，没粮食多少有菜，虽然饿还没饿死人。我老家社旗大冯营前营村就惨了，1960年前后，一个村两个生产队饿死54人。我那4个孩子饿得在床上起不来，我老婆去打水，关系好的乡邻在食堂做饭，不吭声偷偷扔到水桶里两疙瘩芝麻叶。我老婆回家后，让几个孩子吃了，几个人才缓过口气。1961年初，组织允许我回家看看，家里一贫如洗，地上铺了些干草当床，盖的破被子露着棉花套子。老婆孩子见到我，抱头哭成一团。
（张某某之子插话：父亲被打成右派被集中劳动改造，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去时，我那年才4岁。1958年开始吃食堂，也就是粗茶淡饭，起初还能吃饱。大家敞开肚子吃，很快生产队就被吃空了家底。大炼钢铁又耽误了秋收，后来就开始喝稀汤。1959年，一天一人三两八钱的定量，干部多吃多占，群众还吃不到这个量。1960年三两八钱的定量也没了，人们稀汤也喝不上了，吃糠、吃野菜，吃牛粪，吃大雁屎，把玉米芯用石磙碾碎吃，到酒精厂挑酒糟吃，人们都饿极了，只要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往嘴里咽。你问吃树皮没有？树木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连树皮也没得吃。家里人饿极了吃牛粪，牛拉粪了都去抢，回来后家里也没锅，铁锅在大炼钢铁时都砸了当原料了，食堂解散后铁锅也买不到。我妈就用个破洗脸盆子，把牛粪拍成饼状，放在洗脸盆里用火烧烧，填肚里充饥。我爷爷抗不住饿死了，死时皮包骨头，顶多几十斤，我妈和我们几个饿的都动不了，乡邻帮忙才把爷爷埋了。）
苦日子一直熬到四人帮倒台后，才给右派改正，我一家老小才能挺起腰杆做人。那个年代真是不愿想，想起来就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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