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两位学者的成名，乃起自中共中央电视台的2001年开播的《百家讲坛》节目，这原本是一个曲高和寡、收视率倒数的学术性节目，随时有著被淘汰的危机；但是到了2004年5月，却因为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带来大逆转，收视率一飞冲天。
这个节目形式的改变，从2003年开始，央视引入代表市场竞争机制的「末位淘汰法」，在迎面而来的市场收视率和生存压力下，《百家讲坛》开始认真研究观众和市场的需求，进行改革，尽管节目制作单位，不断声称他们达成另一种文化复兴，他们提倡人文科学应该与身心修养、生活实践相结合，而且主张文化传播要贴近受众。
然而《百家讲坛》节目的改革，依循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导向新闻学」的走向，遵守的是商业化的经济逻辑，透过电视制作流程的工厂装配方式生产文化产品，以扩大利润为目标，但是这样的文化工业产制逻辑，却引发一些负面效应，包括：「学者偶像化」、「知识娱乐化」与「知识商品化」。
「学者偶像化」的操作，是该节目的一大特色，中国大陆出版界已有「要打造一个畅销作家，就先让他上百家讲坛」的说法。「明星发射台」、「学术明星」、「国学超女」等名词，再加上记者会造势活动，似乎将学者创造成另一个偶像艺人。近来有匿名信揭露《百家讲坛》甚至出现，类似台湾的「SOGO─微风条款」，该文指责《百家讲坛》制片人，强迫各主讲人「讲座＋出书」捆绑出卖给央视，被称为「霸王条款」。
「知识娱乐化」的表现，在于《百家讲坛》，完全依照大众流行文化的口味，而非正统学术传承的观点。该节目大量运用「说书桥段」与「电视剧剪接技巧」，改良深奥难懂的古书典籍的内容，但是就在节目越来越受欢迎后，节目选材逐渐只侧重受欢迎的题材，搭线上正在播出电视剧的顺风车，如谈：《汉武大帝》、和□纪晓岚、庄妃和多尔衮，以提高收视率。
更甚而有之，2006年央视《百家讲坛》同时获得中共「年度电视节目」和「最佳人文科教节目」，制片人也成为「十大创新电视人」之一。制片人曾说明，在工作实践中，制作单位渐渐摸索到了3张王牌：悬念牌、名家牌和顺势牌，然而这些体会与做法，全然是资本主义商业体制下的电视节目产制逻辑，将知识透过娱乐化的产制模式，使得学术走向群众，成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使得节目获得了商业化的价值。
然而《百家讲坛》创造了一个由传播者（偶像说书人）+通俗文本（经典史集的庸俗化）+收视率（迷哥迷姐们）的产制公式，央视坐收「知识商品化」的利润，但是商业化制度最终势必反扑学术知识领域，此种符合大量生产利润的电视工业产制逻辑，必然使得节目在「大众化选材」与「明星化学者」需求之间，作出重大妥协与牺牲，因此，《百家讲坛》究竟是在弘扬经典上作出了贡献，还是透过「商品化」的方式，歪曲经典？这是一个相当值得关切的面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中央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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