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11 05:52:27作者：
现在又有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抨击中国的行政管理开支高昂，把这个海内外诟病已久的老问题拿出来说事。但是却将原因，归于近年来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豪华办公大楼、会议过多、能源资源消耗过高、政绩工程浪费等“名目繁多，花样不断创新的政府浪费”云云。
其实不论什么专家，在中国大地任何一个省、市、县，现在甚至在区和乡镇，都可以看到堂皇的政府办公大楼，和同级的中共党委办公大楼互相辉映。不管使用何种统计方法分析中国行政体系的成本，只要不是视而不见或者有意遮掩，就无法回避中国同时存在党、政两套官僚系统的现实。
因此，即使假设中国的行政系统并不过分臃肿，那么中国的纳税人供养的官僚，已经是实际需要的将近两倍。加上230万人民解放军至今还是共产党的“党军”，从连以上各级，均由指挥官和人数相仿的同级政工军官组成。中国的纳税人供养的军官，也比实际需要足足多出一倍。
此外，北京党政官僚系统的一大特色，是各级副职泛滥。上至人大十来二十个副委员长，下至一个乡七八个正副乡长、乡党委书记，早已是见怪不怪。即使编制最严格的军队，连级也有正副连长和正副政治指导员，共4人之多。而世界各国军队的指挥位置，一般都不设副职，更遑论政工军官了。
正是如此党国不分的两套体系，导致北京政权的官僚机构超过中国历朝历代和当代世界任何国家，成为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庞然大物。例如湖南祁阳县在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县政府编制只有64人，即县长1人，秘书2人，科长7人，会计主任1人，技术、技佐和统计员各1人，县政指导员4人，督学3 人，合作指导员2人，科员16人，事务员和其他雇员25人。(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而今天的祁阳县，人口100万多一点，仅县政府就有委、办、局级机构21个。其中占三分之一，有编制人数可考的7个机构，便有吃“皇粮”者1051人。如果以此为标准，假定另外三分之二的机构共有2000多人，全县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系统人员至少有3000多人。
1949年10月祁阳县公安局成立时，只有3个科室共16人。现在则有下属机构44个，在编人员485人，比1949年时膨胀了50多倍。但该县人口58年来，绝不可能增加50倍。请注意，上述数字还不包括与之并存，人数不会少的太多，也要由纳税人供养的中共县委系统官员，以及表面不吃“皇粮”，实则依靠摊派苛捐杂税养活的一大批乡镇官员。
据一年多前的估计，中国各级党政系统和乡镇县基层政权机构，靠吃“皇粮”和上述摊派方式养活的人，总共超过7000万人。可见无数冗员和尸位素餐者混迹其中的一党专政政治体制，才是行政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根源。
行政学院的精英专家不会不清楚，真正的解决之道首先就是党政分离，彻底解决两个系统问题。中共作为在宪法之下活动的政党，其党务人员的薪水和一切福利开支，均由党自行解决，不得由纳税人负担。其次军队从党军回归国家化，取消中共的政工军官。这两条做到，行政开支立即可以减少一半。北京当局如果不敢或不愿向这个方向努力，今后就不必再侈谈什么提高行政效率。
其实不论什么专家，在中国大地任何一个省、市、县，现在甚至在区和乡镇，都可以看到堂皇的政府办公大楼，和同级的中共党委办公大楼互相辉映。不管使用何种统计方法分析中国行政体系的成本，只要不是视而不见或者有意遮掩，就无法回避中国同时存在党、政两套官僚系统的现实。
因此，即使假设中国的行政系统并不过分臃肿，那么中国的纳税人供养的官僚，已经是实际需要的将近两倍。加上230万人民解放军至今还是共产党的“党军”，从连以上各级，均由指挥官和人数相仿的同级政工军官组成。中国的纳税人供养的军官，也比实际需要足足多出一倍。
此外，北京党政官僚系统的一大特色，是各级副职泛滥。上至人大十来二十个副委员长，下至一个乡七八个正副乡长、乡党委书记，早已是见怪不怪。即使编制最严格的军队，连级也有正副连长和正副政治指导员，共4人之多。而世界各国军队的指挥位置，一般都不设副职，更遑论政工军官了。
正是如此党国不分的两套体系，导致北京政权的官僚机构超过中国历朝历代和当代世界任何国家，成为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庞然大物。例如湖南祁阳县在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县政府编制只有64人，即县长1人，秘书2人，科长7人，会计主任1人，技术、技佐和统计员各1人，县政指导员4人，督学3 人，合作指导员2人，科员16人，事务员和其他雇员25人。(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而今天的祁阳县，人口100万多一点，仅县政府就有委、办、局级机构21个。其中占三分之一，有编制人数可考的7个机构，便有吃“皇粮”者1051人。如果以此为标准，假定另外三分之二的机构共有2000多人，全县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系统人员至少有3000多人。
1949年10月祁阳县公安局成立时，只有3个科室共16人。现在则有下属机构44个，在编人员485人，比1949年时膨胀了50多倍。但该县人口58年来，绝不可能增加50倍。请注意，上述数字还不包括与之并存，人数不会少的太多，也要由纳税人供养的中共县委系统官员，以及表面不吃“皇粮”，实则依靠摊派苛捐杂税养活的一大批乡镇官员。
据一年多前的估计，中国各级党政系统和乡镇县基层政权机构，靠吃“皇粮”和上述摊派方式养活的人，总共超过7000万人。可见无数冗员和尸位素餐者混迹其中的一党专政政治体制，才是行政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根源。
行政学院的精英专家不会不清楚，真正的解决之道首先就是党政分离，彻底解决两个系统问题。中共作为在宪法之下活动的政党，其党务人员的薪水和一切福利开支，均由党自行解决，不得由纳税人负担。其次军队从党军回归国家化，取消中共的政工军官。这两条做到，行政开支立即可以减少一半。北京当局如果不敢或不愿向这个方向努力，今后就不必再侈谈什么提高行政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