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15 14:45:40作者：辛灏年
一苏俄指使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
犹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要诱因绝不是来自本国，而是来自列宁和斯大林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东方战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功后，鉴于它与新专制俄国“万古常青”的兄弟友谊，曾对苏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挥供认不讳。即便是在俄中两党发生内讧恶斗，直至悖墙开打之后，中共的御用历史学家们虽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却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由苏俄扶植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本相。
第一、中国大陆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历史教材“中国现代史”仍承认：“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津斯基来华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维津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共产党组织便在各地出现。”
第二、因维津斯基来华而开始在中国各地出现的共产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产主义信徒创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马林就此便留在中国，开始直接领导刚刚坠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国际召回。在此期间，马林不仅要审查中共的建党工作报告、组织发展计划和活动经费预算，并且申明“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同时发放了第一批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02从此，中共中央的一应事权必须由他直接过问。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获得了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致使中共在建党之初就不得不服从第三国际、实际就是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进而更在苏俄的指示之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召开的“二大”上发表宣言称：“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第三、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由于它在经济上要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它又成了一个不得不接受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和指挥的党。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机关支出一七六五五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一六六六五圆，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圆。”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圆。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圆以上。诚然，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党就一直在苏俄的命令下，并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和颠覆本国政府而尽心尽力，也就“理所当然”。
第四、中共在建党之初，因国中信三民主义的多，信共产主义的少；信国民党的多，信共产党的少；羽毛既难丰，力量又太小，革命经验更无从谈起；因而，苏俄才会从自身的革命经验、即“背叛与夺权”的经验出发，在孙中山不同意将国民党改名为共产党，并拒绝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之后（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遂从命令部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到命令全体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至“参加”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奋斗了近四十年的国民革命。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这是苏俄之所以能够夺取俄国政权的宝贵经验，更不明白这与苏俄指使欧洲各国共产党组织纷纷加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工会，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甚至为自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却要参加“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而颇感委屈。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称：“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但是，中共“二大”之后不久，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党外统一战线的想法，一再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不仅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力量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农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并且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除掉给中共送来四月训令，又称“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以外，“三大”召开时，马林又以威胁的口吻说：“陈先生（独秀）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中共“三大”遂决定全体加入国民党，同时决定“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以成为国民革命中一个强大的左翼”。是年十一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并为马林解释和向中共交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07至此，必须服从苏俄领导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苏俄与第三国际命令中共全体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底牌。中共不仅全面遵命执行，而且在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迅速地开始了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的阴谋，即所谓“借国民党之躯壳，以发展其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更由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对于国民党党权和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迫切篡夺和全面篡夺，亟欲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迅速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成为俄式共产革命，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
第五、中国共产党终于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进了中国国民党，苏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进一步获得了指挥中国共产党直至指挥国民党的权力。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苏俄就派来了大批的俄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更借重廖仲凯的幼稚病，而打进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和最高部门（参见上卷第三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只因苏俄顾问鲍罗廷掌有“俄援”，又只对新沙皇斯大林一个人负责，因而，他才在国民党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最高权力，成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广州竟有“一登鲍门即身价百倍”之语。一如中共领袖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鲍罗廷是一个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均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四不象，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一个人的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
犹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要诱因绝不是来自本国，而是来自列宁和斯大林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东方战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功后，鉴于它与新专制俄国“万古常青”的兄弟友谊，曾对苏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挥供认不讳。即便是在俄中两党发生内讧恶斗，直至悖墙开打之后，中共的御用历史学家们虽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却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由苏俄扶植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本相。
第一、中国大陆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历史教材“中国现代史”仍承认：“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津斯基来华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维津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共产党组织便在各地出现。”
第二、因维津斯基来华而开始在中国各地出现的共产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产主义信徒创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马林就此便留在中国，开始直接领导刚刚坠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国际召回。在此期间，马林不仅要审查中共的建党工作报告、组织发展计划和活动经费预算，并且申明“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同时发放了第一批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02从此，中共中央的一应事权必须由他直接过问。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获得了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致使中共在建党之初就不得不服从第三国际、实际就是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进而更在苏俄的指示之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召开的“二大”上发表宣言称：“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第三、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由于它在经济上要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它又成了一个不得不接受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和指挥的党。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机关支出一七六五五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一六六六五圆，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圆。”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圆。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圆以上。诚然，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中共自建党就一直在苏俄的命令下，并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和颠覆本国政府而尽心尽力，也就“理所当然”。
第四、中共在建党之初，因国中信三民主义的多，信共产主义的少；信国民党的多，信共产党的少；羽毛既难丰，力量又太小，革命经验更无从谈起；因而，苏俄才会从自身的革命经验、即“背叛与夺权”的经验出发，在孙中山不同意将国民党改名为共产党，并拒绝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之后（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遂从命令部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到命令全体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至“参加”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奋斗了近四十年的国民革命。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这是苏俄之所以能够夺取俄国政权的宝贵经验，更不明白这与苏俄指使欧洲各国共产党组织纷纷加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工会，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甚至为自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却要参加“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而颇感委屈。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在它的“二大”宣言中称：“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但是，中共“二大”之后不久，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党外统一战线的想法，一再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不仅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力量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农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并且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除掉给中共送来四月训令，又称“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以外，“三大”召开时，马林又以威胁的口吻说：“陈先生（独秀）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中共“三大”遂决定全体加入国民党，同时决定“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以成为国民革命中一个强大的左翼”。是年十一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并为马林解释和向中共交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07至此，必须服从苏俄领导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苏俄与第三国际命令中共全体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底牌。中共不仅全面遵命执行，而且在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迅速地开始了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的阴谋，即所谓“借国民党之躯壳，以发展其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更由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对于国民党党权和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迫切篡夺和全面篡夺，亟欲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迅速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成为俄式共产革命，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
第五、中国共产党终于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进了中国国民党，苏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进一步获得了指挥中国共产党直至指挥国民党的权力。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苏俄就派来了大批的俄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更借重廖仲凯的幼稚病，而打进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和最高部门（参见上卷第三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只因苏俄顾问鲍罗廷掌有“俄援”，又只对新沙皇斯大林一个人负责，因而，他才在国民党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患者的大力配合下，劫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最高权力，成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广州竟有“一登鲍门即身价百倍”之语。一如中共领袖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鲍罗廷是一个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均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四不象，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一个人的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