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生活在城里的人与土改本没有直接干系，原可以不知道。无奈共产党看重政治宣传，看重“亿万人民同心同德”。于是，报章杂志、电影歌舞轮番轰炸之外，还有无孔不入的系统与部门的传达，终于把“这场伟大的运动”弄到无人不知的地步。但正因为是宣传，也可以说，反而没有人知道土改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是农业大国，毛泽东就是靠土改起家的。没有1920年代末他和他的同志们手执土枪梭标“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 ，不可能有后来的“红色政权”的得以生存。当然接下来土地政策在共产党手里一直变来变去，细细揣摩其脉络，似乎主要取决于在当时的局势下，“红色政权”是只须赤贫者效命(富裕者抢了过后杀掉就算了)，还是须拉上地主富农们一同效力（如抗击日寇）。邓小平1970年代末归位之后，所烧起的三把漂亮大火之一，也是土地政策——还农民以对其所耕种的土地的有限使用权——以此奠定了他垂暮之年的霸主地位。
这些都是主题以外的话，这里说的，是共产党大范围掌权之始，即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的那场最著名的土改。
那可是一场火热的运动，用官方史家的话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一个巨大的胜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亿万翻身农民劲头空前高涨” 。这话从那时就说，一直说到了今天——当然先是党报说，于是大家也就跟着说。但是，有没有人不说，或者说出一番别的景象、别的道理呢?
不知是意拉拢还是吓唬，抑或是有恃无恐，当然也可能出于极为天真的骄傲，当政的党似乎没有想将土改遮掩。只看当时留在大陆代表“言论、思想与良知”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徒有其名的政客——民主人士们，几乎无一遗漏地被送下乡参加(或称见习)土改，就是明证。他们回来也都真诚而得体地以此题材创作，无法创作的，就具名写下心得与感受，于是土改也由此民主地定了调。无由恭逢其盛的我们这一代，也即到了文革才登上舞台抒发豪情的这一茬子人，虽说依旧张扬地发挥着土改余威，但除了油画《一件血衣》或群雕《收租院》，对土改实毫无认识。
直到1996年——“伟大的土改运动”之后大约半个世纪——我才从新近出版的两本薄薄的小书里，见到一丝土改之端倪。这是两位同为本世纪20年代初出生的女作家，在中国成吨的土改报导、土改文学里，她们的叙述只可称沧海一粟，但仅这寥寥数言的描述，已使我震秫不已。这就是过世不久的张爱玲和尚辗转于病榻的韦君宜。
在中国，直到80年代中，50岁以下的人里边，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张爱玲。然而，1989年之后，与相当一部分或被冷落、或被封存的三、四十年代作家一道，张爱玲悄然流布。这当然首先得益于读者目睹坦克而后的信念崩溃，甚于任何时期的思想控制也出了大力。
就是在这时，我才第一次读张爱玲。
这位还没有长大就已经成熟老到得让人发怵的前辈作家令我倾倒。这，在我刚一碰《金锁记》、碰《姑姑语录》等散文，就知道了。但这边出版的多是选本，各式各样，就算把1990年的《草炉饼》、把《张爱玲苏青对谈》都收了进去的“文集”，也未将作品收全。但我一不是专家，二对张爱玲还没有迷到只言片字都要找来捉摸一番的地步，对“全集”也就没有过什么渴望。加之这边的研究者，包括被认为相当非官方、且对张怀着亲切的念想的人士，都无一例外地贬抑她到了香港之后的作品，说是“坏作品”，是“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更有甚者，一名为她作传的人竟指称它们“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是命题作文”(?!) 。但《秧歌》和《赤地之恋》最终还是在她所述故事的发生地出现了——出现于大陆那场突然暴出的短暂的张爱玲热的当口。
这“热”当然是始自惊闻她离世的噩耗之后，波及了不下几十家报章、杂志和出版社。但是，不但明白标出“全集”，且真的把这两部作品也印出来并且从从容容地卖了出去的，只有两家：大连出版社和内蒙人民出版社——只是后者对原文略略作了修改，如将张爱玲秉笔直书的陈毅二字改为□□等。
《赤地之恋》讲的是城里的干部的故事，只涉及到土改；《秧歌》则完全是土改后的农村。她说的是一个距上海不远的江浙一带乡下丰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金根是一个在张的笔下相当少见的美好青年：勤劳、诚实、果敢、好学、友爱、克制，恪守旧道德的同时勇于接受新事物，人也是健壮俊美。他是翻身农民，不但分了地还分了浮财，其生产力也被“极大地解放”着——他是劳动模范，地里的收成是“九担谷”。他的人生愿望非常简单：供养妻子，使她不致离家远赴上海帮佣。而供养的标准，就是吃上干的饭而已。（九担谷是900斤，对于金根这个三口之家，每天应有2斤半米好吃了）这一愿望在书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妻在离别两年之后返家； 一次是新出阁的妹妹归省。这第二回，他以自己的名义对妻要求：
“今天我要吃一顿好好的饭，不要那稀里光当的东西，”他低声向她说，“煮得硬一点，我要那米一颗颗的数得出来。”(p.104)
他的妻子漫应之，结果端上桌的“仍旧是每天吃的那种薄粥，薄得发青；绳子似的野菜切成一段段，在里面漂浮着”。她不是与小姑没有感情，她怕小姑婆家以为他们有得吃。
即使这样的饭，五岁的小女儿也总是缠着要吃；吃不上，就去偷看下乡创作电影的“城里同志”吃，而为此一次次挨打。最后，到了故事的高潮，农民们不但要将收成的一半交公粮、要按国家派定的价格卖余粮、要忍受低价收购的蚕丝、茶叶、麻，要自贴材料和功夫做军鞋，要交钱买飞机大炮……到了他们盼着或许能吃上一口像样的饭的新年的时候，新的摊派又来了：
农会里通过一项决议，各村都要去给四乡的军属拜年，送年礼。每家摊派半只猪、四十斤年糕，上面挂着红绿彩绸，由秧歌队带头，吹吹打打送上门去。(p.109)
这么作的理由是:
我们要把这件事当做一个任务来完成它。这实在是一个政治任务，有政治意义的。人民解放军的家属，我们应该照顾的。没有人民解放军，你哪里来的田地? 从前的军队专门害老百姓，现在两样了，现在的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军民一家人!
但“人民的军队”距喝着稀粥的村民们实在太远了，局面于是变成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交纳得起。“农会主任和他的妻——也就是妇联主任——分别召集大会，又去挨家访问，个别说服，但仍旧毫无效力。王同志不得不一家家去催。(p.109)。这王同志是国家政权在这个村子的代表，打出的是“爱国”、“对政府的态度”等等吓人的名头。但“劳动模范”金根仍一口咬定没钱也没粮:
“王同志”，他大声喊起来，“你出去问问大家，我们每天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米汤里连一点米花都看不见! 饶这么着，我们的米都已经快没有了。眼看着就要过年了，心里就像滚油煎的一样。” (p.110)
但王同志何等角色，钱最终还是被挤了出来，仅有的口粮也变作了慰问年糕。到了日子，金根挑着磨好蒸就的年糕，随着大队村民，朝村公所走去，而饿得舍不得离开年糕担子的小姑娘紧跟在父亲身后。就在那里，事情发生了：看秤的王同志，不知是余怒未熄还是实情就是如此，刚说了句“斤两不足”，金根就嚷起来，别人也都跟着嚷——翻身农民不仅劳动有“劲头”，他们的愤怒也“空前高涨”了。
接下来的是，饥饿的农民喊着“借米过年”“什么借不借，是我们自己的粮食! ”拥到就设在村中的政府粮库。忠于职守的王同志高喊着“人民财产动不得”，在混乱中被打了一扁担，情急之下（也许是训练有素地）成了第一个向人群实弹射击的人。几个村民丧命，金根受伤，他的小女儿在混乱中被踩死。
故事的结局是：知道绝无活路的金根自裁。而王同志则敏感地察觉出这或许是桩间谍案。就在他对乡民动刑，以期挤出一套可信的口供时，粮库失火了：
民兵们挥动着红缨枪在那红光里冲过。内中有一个民兵坚持着说刚起火的时候，他曾经看见一个女人在黑影里奔跑，被他追着，一直把她赶到火里去了。 (p.163)
不用解说，没有读者会不知道，这就是金根年轻的妻。小说没有写王同志后来究竟是得到了提升还是遭了裁撤，但读者知道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嗜血恶魔，也不是一颗笃定的没有思索能力的螺丝钉。作为一名执政党党员、一名站在第一线为共和国的钢铁厂、原子弹，或许还包括披挂着政治大义的堂馆和别宫搜刮资金的斗士，王同志对自己的政权也是有点小小的腹诽的：
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p.75)
而就在他子弹出膛、眼见人倒下去、血流出来之后：
“我们失败了，”他沉重地说。然后他又重复了一句，就像是他还是第一次说这话，“我们失败了。”
“我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开枪。”王同志惘惘地说。 (p.139)
虽然这枪不是开在天安门广场，不是开在全世界记者的摄像镜头前。
与《金锁记》比，《秧歌》或许不是张爱玲最为得心应手之作。她自己就说过：“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乡下的人和事对她说来是陌生的，写起来当然艰难。比如，她显然没有弄懂村里的民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但艰难之下，为什么还要作呢，何不依旧只在上海灯火迷朦的老公馆里倘佯? 在《秧歌》的〈跋〉中，她对此其实已经有了交代: “里边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她相信她看到和听到的这些事，因为她相信人，相信“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我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说谎的习惯，也没有说谎的理由”。不仅相信，明摆在那里的饥荒和对明摆着的事实撒谎，还有为什么会有饥饿与为什么会撒谎，着实令她不安。因为，这桩桩琐事与她得自大场合、大渠道的大声音、大解说是太不同了，不由得使她“无法忘记，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并逼着她细细揣度她置身其中的新政权的本性。这一切在心中“潜伏浸润”久了，无由排遣，终于写出。
张爱玲是一个对大而无当的政治理念相当疏离的人，这从她对她的两任丈夫的政治倾向几乎持视而不见的态度即可证之。她注重的只是各种各样理念的行为结果，即真的发生了什么，以及人们出于人的本性对周边发生的一切的反应。然而，再疏离，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从这名以细腻和鞭辟入里而见长的小说家身上失掉——或曰整风整掉或交心交掉——，诸如对美与丑的鉴别，对幼弱的同情，对恶势力的憎恶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想骗她、或者让她假装天真地为政治大义哪怕稍微捧捧场，怕都没那么容易，拿政协常委或者人大副委员长做饵也不成。
对《秧歌》和《赤地之恋》艺术成就（或非成就）的讨论可以暂置一旁。问题是，另一种声音终于发出来了，虽然迟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
《秧歌》毕竟是小说。通过小说了解人生、了解历史，只能是间接的、感性的。更何况还是一家之言，这一家又是从未到过乡下的大小姐。不错，张爱玲无法与土生土长的浩然比，也无法与带了任务走下去、本身就是“同志”、可以尽情调阅资料的丁玲、周立波一干人比，当然更不能与喉舌们比。我们尽可以多听听，然后在心里对他们诸家做个比较。还好，就在文人与文学只能“紧紧地围绕在党的周围”，使得不甘与不擅围绕者，就到一边去弄风月，于是“常使读者带笑(嘲笑)看”的今天，终于有学者走出来了。于是，科学地分析土地改革运动，分析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已成为可能。最近已有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镶《日记摘编》于今年发表(《史学理论》96—2期)，其主要部分，就是他的土改日记。此外，正有严肃热诚，且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在有条不紊地就土改进行系列调查，立志将真实材料抢救出来。我们不必惋叹《秧歌》的贡献有限，尤其是，张爱玲若能读到这批资料，当不会太感寂寞——在她的一颗种子被风吹开去，在陌生的坚土上摸索着扎根的时候。
由于篇幅所限，这篇小文已不可能细述另一位作家韦君宜在她的《露沙的路》中对土改惊心动魄的描述。与张不同，韦是“老党员”、“老革命”，在中国的文坛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研究者与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她的《洗礼》和《母与子》，但不知有没有人指出过，在1995年出版的那本集谀词之大全的《怀念乔木同志》中，她是唯一一个说了一句“我在有些方面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两个小地方是，在《秧歌》里，张爱玲给一个最最不堪、最最面目可憎者取的名字是李得胜——这是“伟大领袖”1947年机智无畏地与胡宗南在陕北捉迷藏的时候给自己取的化名，后来他的妻、女、侄的名字也都是缘着这个姓取的(李进、李敏、李纳、李实)。笔者倾向于《秧歌》的作者并不知这一切，坏蛋与伟人名字相同，碰巧罢了。但还有一处，即这本《秧歌》出版的审批问题：谁都知道，这小书不卖犹可，只要一上市，接着来的，只能是遭批、遭禁、遭追究乃至惩处。谁来负责，或者说，谁来顶雷呢? 作者如今已安坐天国兴致盎然地在注视着，只好找编者。翻开书找找——责任编辑：李鹏。这回，再说“碰巧”，恐怕就太巧了吧!
行文至此，想到《秧歌》的种种好处，决定再买两本送朋友。踱到街上，向书摊小贩打问，被问到的不是一脸茫然就是一脸惶然，当然诡秘者也有。我当即决定，赶快回家把我的两本密藏起来。走着走着，忽然又想到，这书从上市到今天，也快有半年了吧，怎么一点火药味也没有闻到呢，冷枪也未见放——如对付《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那样。
或许，正如策划者当初所料：托了编者李鹏先生的大福？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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