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论山西黑窑事件时，北京的作家兼编辑笑蜀先生的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笑蜀说：他毕业后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才知道，原来中国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导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导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祇要地方政府拖得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笑蜀提到他的一个朋友鼓励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这个农民工花掉了几乎半年的收入打官司，结果毫无所获，反而使得自己的处境更恶劣。笑蜀说，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可能把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劝他们早收手，早回家，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
笑蜀这段话告诉我们，在今日中国，面对权力与资本的侵犯，普通民众要维护他们的权益，获得公正的待遇，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而成功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民众不会选择维权抗争，而是会选择逆来顺受，然后再想各种办法自谋生路。比方两个下岗工人，一个不甘心不服气，坚持上访、请愿，打官司，街头抗议，一年下来，挨打挨骂不说，什么也没得到，倒把原来那点遣散费给化光了，全家的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另一个则忍气吞声，拿着那点遣散费赶快摆小摊，打小工，或者趁着还有一点精力，赶快去卖苦力或者卖淫。一年下来，经济状况总会有点好转，起码也比那个坚持抗争的人家好很多。如果仅仅从经济方面着眼，从创造GDP的方面着眼，那个坚持维权抗争的下岗工人对于GDP是毫无贡献的，而那个放弃抗争，另外寻求生财之道的人，多少总是增加了一点点GDP.因此，一个国家越是专制，越是蛮不讲理，普通民众越是得不到公道，因而就越是迫使绝大多数民众放弃维权抗争而不得不另外寻找挣钱谋生的办法，那么，这个国家反而越是有可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那些比较民主，比较重视人权的国家，民众遇到这样的事，更多的会采取种种手段参加维权抗争，讨还公道，这种抗争必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不会增加任何产值。
一年前有个印度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发现，底层中国人追求财富的冲动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屈不挠。相比之下，印度底层社会的很多穷人则整日忙于发宣言，开大会，奔走呼号，要求政府公平分配，呼吁富人解囊相助。印度代表团的人感慨说，怪不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快，怪不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这么强大的竞争力。
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大奥秘。正像清华大学教授秦辉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在于，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这就是说，在今日中国，高压下的不公正反倒成了促进经济的力量。一般人祇知道社会不公式中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他们不知道那更是中国式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这样的经济发展会促进公正呢？一个靠着野蛮的反人权手段而获得经济发展的国家，它的所谓成功祇能意味着野蛮的成功，意味着对人权价值的更大否定。一切关心人权、民主价值的人们，切切不可对此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