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告预测，中国将持续带动奢侈商品及服务的需求。10年后，中国富裕族的奢侈品消费额将由2006年的190亿美元飙升至440余亿美元，而且年轻富裕族对奢侈品需求的增幅比年长富裕族要高出许多。这与几天前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个人金融服务调查”结果几乎不谋而合。
在全球精品销售额不断下降之时，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却以每年20％至30%的速度增长。业界人士预测，以这样的速度，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荣登“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宝座（日本目前排名第一）。而上海与北京也有望成为继纽约、巴黎、香港、伦敦、悉尼这五大名城之后世界第六和第七大奢侈品朝圣地。
从风靡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的“顶级私人物品展”，到各地媒体频频曝出的富豪们“斗富式”消费闹剧；从超过六成接受调查的高收入者“乐于使用金融信贷服务”到多数80后一代的“月光式”消费方式，这不仅表明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正随日益增长的财富悄悄走出传统节俭的窠臼，而更趋同于现代西方的“消费主义”观念；也警示当局：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将面临着来自于社会深层文化、个人价值观念等诸多新挑战。
换言之，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如何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如何在提升社会平均消费水准的前提中满足个人特殊消费要求、如何做到在社会财富快速累增中不浪费资源，实际上已不是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能否成功转型，当局不可小视。
也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国富人的“奢华消费”行为与年轻一代的“提前消费”意愿，以及当局制定的“鼓励消费”政策的含混不清甚至前后矛盾，备受外界争议与诟病。不少人担心，崇尚消费与豪华消费风气不仅使中国步入“未富先奢”泥沼，更令当局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目标成为一句空话。
尽管在市场经济机制中，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取向与行为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收入状况和支付能力等市场因素。但这决不意味着个人消费兴趣与行为可将社会规范与政府的公共政策抛之脑后，个人消费必须纳入社会规范中：即一个人的消费所消耗的资源不应妨碍公众对社会资源的共享，更不应造成资源浪费之恶果。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仑1899年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一书就将美国当时的富人消费称为“炫耀性消费”。在他看来，为了赢得社会尊重，有闲阶级的成员总想通过生活上的炫耀来显示自己的阔绰和与众不同的身份。在他们的带动以及商家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社会浮躁之气弥漫、攀比之风盛行，甚至影响到低收入成员的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
这种炫耀式消费其实是创造了一种“虚假需求(False need)”（马尔库塞语），就是诱发了社会各阶层的物欲崇拜，试图通过购买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带来一种虚假的满足，其结果是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与超过2100万贫困人口、3500余万低收入人群数据相比，目前已达150余万人的中国富裕人口（麦肯锡的调查数据）尚属少数，即便按照每年15％的速度增长，10年后富人在总体人口中的占比也只有10％，然而，这个少数派的社会示范效应极大，所诱发的消费浪潮不可低估。
中国人口众多，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经济快速发展已经造成各类资源消耗大增。因而炫富消费也好、奢侈消费也罢均不应为中国所取。本报以为，在中国社会面临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时，为持续发展计，当局宜正确引导先富阶层的消费，媒体切勿跟风渲染。中国崇尚节俭、反对炫富的传统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依然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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