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默克尔会见了你？
我：默克尔？
友：德国总理！
我：会见我？
友：报上都登了！
我：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报？
友：8月28日的《金融时报》，默克尔还同时会见作家李洱。
于是启动电脑，上网，查《百度》，搜索关键词：“《金融时报》李洱沙叶新”。果然找到相关网页，标题是《中国承诺打击黑客》。打开一看，说的是德国默克尔总理来中国正式访问，8月28日和温家宝总理进行会谈。有趣的是这则新闻的最后两行写着：
默克尔定于今日与李洱和沙叶新等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会面，以突显她对中国新闻自由的担忧……
我很惊奇，28号没人会见我呀？最近只有台湾的某先生约我见面，但约定的是31号。中国正流行失忆症，难道我也被传染？不可能吧？今年反右50周年，官方媒体集体失忆，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以前我曾见过英国女皇，见过澳前总理，见过华国锋，见过江泽民……也都不曾忘记。难道我真的已入老境，昔日之事印象深刻，最近的事反而记忆失常？可我还不至于老到这个份儿上！
究竟如何？
难道这是一条假新闻？我去过德国，德国人非常认真负责，这篇译自德国媒体的新闻，不可能造假，况且制造这样的假新闻，毫无意义；如果是中国新闻，那就难免造假，前不久不是还出了“包子”的假新闻吗？
我认为这消息肯定是真的，但默克尔提出要见我的时候，中国政府会不会谎称我不在国内，以致她无法和我会见？这种可能性不大，我相信温家宝总理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同僚都是诚实的人。
最大的可能是默克尔在出发前或来华后，计划有所改变，不来上海了，只在北京会见李大同等四位新闻工作者；况且她去年5月来中国访问时，已经去过上海，见到了她想见到的人。
朋友勉强同意我以上的分析，但很为我遗憾。
我并不遗憾，过几天9月8号便是“世界新闻记者日”，在这当口，默克尔在北京会见李大同等四位因具有独立思想而受到当局打压的新闻工作者，说明她对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特别关注。这一关注，在她和温家宝和吴邦国会谈中以及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时，都已多次直率地表达过。默克尔与报人李大同等会见，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李大同等人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我这个作家更具有代表性。况且在当代中国，新闻自由远比作家的写作自由更急待解决，虽然写作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是基本人权的重要方面。
我不遗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并不太希望外国的领导人与我会见，我更希望中国的当政者会见我。
外国领导人和中国独立思想者的会见，是对被会见者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在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是对施压者的一种反压力。这种国际压力难以抵挡，在不得不打开国门正和国际接轨的中国，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积极效果。所以但凡中国领导人出访，或者外国领导人来访，当局都会释放一些中国的“政治人质”，做为“礼物”，送给外国元首。这虽然非常可笑、虚伪，也很可耻和悲哀，但从历史进程的发展来看，这也是一种被迫的进步。默克尔总理这次来访前，当局也送了“礼物”，正是畏惧这种国际压力而做出的积极回应。
因此这也大大地鼓励了如今的一些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外国元首，弄得他们个个都象白求恩似的，既没受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更没受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硬是把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并且也毫无利己的动机，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新国际主义精神。这种新国际主义是对超阶级的、非暴力的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实践，更加为全世界承认！
外国领导人在中国访问，和中国当政者会谈政治、经济等大事，只要一方不搞强欺弱的霸权，一方不搞红卫兵的外交，都会双赢，取得成果，会进一步地加强两国关系。外国领导人在中国的民间活动，如前往大学里演讲，和独立思想者会见，也定然会产生直接影响；就是他们在民间不经意的一言一行、很自然的行为举止也会产生良好的间接效应。
8月28日下午，默克尔来到南京，下榻索菲特银河酒店。她不住400多平方、三万多人民币一夜的总统套房，而住进70多平方、1,300元一夜的普通套间，令人感佩。而以往中国领导人出访，谁不住总统套房？有的甚至包下整个一层楼面！两相对比，谁优谁劣、谁荣谁耻，不言自明。
另据《扬子晚报》等南京媒体报导：
29日早餐时，默克尔谢绝去专门为其准备的私密性强的索菲特会所，坚持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到七楼西餐厅用餐。而且不进ＶＩＰ包间，和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道在大厅吃自助早餐。她也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
此时，发生了一件令工作人员感动的小插曲。在取一种燕麦面包时，默克尔不小心将一片面包落到了地上，按照惯例，酒店的工作人员会帮客人捡起来换一个，而默克尔却拒绝了服务人员，并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那片面包，放进自己的餐盘里。
默克尔总理的早餐很简单，煎鸡蛋卷、奶酪饼、西瓜、面包，也包括掉到地上的那片麦片面包。
这是默克尔作秀？不，只有中国的某些政客才作秀。陈良宇主政上海时，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有一次要为陈良宇设计“亲民形象”，起初的设计是让陈良宇探访拆迁户，后又担心会带来麻烦，难以脱身，便改为乘坐公交车，和乘客“亲切”交谈，以示“亲民”。陈良宇作秀完毕，当晚上海各电视台便做为头条新闻播出，但从此也再看不到敬爱的陈书记乘坐公交车“亲民”了，他忙呀，哪有时间，他晚上乘坐小轿车去“亲蜜（小蜜）”还来不及哩。
默克尔无需“亲民”。她不“亲民”，“民”反而“亲”她。据德国媒体报导，根据民意调查，默克尔的这次访华，获得了德国三分之二民众的支持。
默克尔不但获得德国民众的支持，她还获得中国民众的赞赏，仅仅默克尔捡面包这样不经意的小事，也引起中国民众的惊喜。在互联网上对默克尔更是好评如潮：
◆好总理！有这样的领导人是国家的福气。
◆感动，佩服，了不起，德国人民的骄傲。
◆默克尔我爱死你了。
◆这才是公仆的样子。
◆这才叫好总理，知道勤俭。
◆“在咱中国，村长也比默克尔总理牛十倍。
◆……
正因为有这些积极效果，所以我非常欢迎外国领导人访华，也不反对他们与我会见。默克尔今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政治家，排名第一，第二是中国的吴仪。我当然有会见这位“第一”的好奇心，况且她年轻时在东德生活过，对暴政下的人民痛苦有切肤之痛。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共同语言。尽管如此，但我还是更希望中国的当政者会见我。当然也不一定会见的必定是我，和其他的独立思想者会见也完全一样，甚至更好。这些独立思想者，在各阶层、各行各业中越来越多。就以党内来说，有李锐、谢韬、李普、蒋彦永等老前辈；就党外来说，有丁子霖、刘晓波、余杰、王怡等中青年，这的名单还可以开列举很长很长，都值得中国当政者一见，都值得与他们一谈。当8月28号默克尔会见李大同等人的时候，当去年5月11日布什在白宫会见余杰、王怡、李柏光三人的时候，我都曾想过，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就从没考虑过和他们会见呢？我不知道中国领导人得知布什和默克尔会见这些中国人的时候，心中有何感觉：惊讶？不满？观望？愤怒？不论如何，心里总是酸楚楚、很无奈、不好受、百味杂陈吧？既然如此，为何自己不主动去会见他们呢？人民不是主人吗？官员不是公仆吗？为何总是外国的公仆主动会见我们中国的主人，而中国的公仆总还是一副父母官的架子没放下呢？
中国领导人不会见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独立思想者，总是让外国领导人去会见他们，这非常滑稽，也很没面子。不论中国领导人要不要面子，可我做为中国人，我很要面子，既为自己争面子，也想为中国领导人争面子。还因为中国人和中国人对话，无隔靴搔痒之弊，有感同身受之利。于是去年5月25日，吃饱了撑的，突发忧思，书生气十足地给政治局某常委写了封信，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关心中国前途、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当中国又面临诸多重大问题或者说重大危机的时候，我想到了您，想和您能够再象以前那样坦诚地交谈一次，不知您是否愿意和是否有时间。”
“如果您愿意，也可以邀集更多的知识分子（五到十人）与您座谈，我可以提供一个供你参考的座谈者的名单。我希望这样的座谈是民主的、平等的、坦诚的，更应是建设性的，这样的座谈才有益……
“我5月5日曾在北京，并就与您对话座谈之事征求过一些著名知识分子朋友的意见，他们极为赞同，都说以往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面对面地交换意见是个很好的传统，现在应该重启这种对话的渠道，共同为克服改革难题而做出贡献。”
这封信写了一年多了，至今还在我手里没发出，因为我一直想找个适当的时机，但时机总不成熟，并且气候越来越恶劣，气压越来越低沉。在公共知识分子一再遭到打压的情况之下，我很担心当政者是否真有诚意和知识分子进行平等对话。也许他们认为只需要在上海看望一下巴金，在北京看望一下季羡林，就足矣，就等于和所有知识分子会见和对话了。
真正的对话需要思想交锋，巴金连话都不能说了，如何思想？怎么交锋？陈良宇们在医院探望他的时候，居然在电视上只出现探望者满脸堆笑的镜头，而始终看不到被探望者巴金病入膏肓的画面。病到已经不能露面了，可为了树立敬老的标本，为了完成关怀知识分子的“形象工程”，还硬要带着一班人去打扰他，使他临死都得不到安宁，这人道嘛！如果真的敬重巴金，只要完成巴金提出多年而一直未了的心愿，把“文革纪念馆”建成，这就比看望他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更能显示对他的敬重。
尽管天上不时刮起沙尘暴，我还是期盼清明时节，我还是真诚希望实现当政者和知识分子的平等对话。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的独立思想者，或者说是异见者。异见，并不可怕，说出来可供参考，可供选择；即便不采纳，也可求同存异。为什么非要找知识分子中的独立思想者、异见者对话？因为民主从来就是对独立的宽容，对异见的尊重，对反对的保护，对“非我族类”的捍卫！允许人说话，从来就是允许人说不同的话；言论自由，从来就是不同言论的自由。如果不找独立者、异见者对话，那去会见干嘛？去鼓掌、抬轿、拍马呀！
我真诚希望对话。不要年年都开宣传工作会议，应该年年开个知识分子会议。
我真诚希望当政者不要把独立思想者关进牢房，要把他们请进客厅！
我真诚希望当政者对异见分子要面对面对地倾听，不要背靠背的窃听！
我还真诚希望当政者除了和知识分子对话外，还应该和民间的维权者、拆迁户、打工者、老右派，非主流的宗教人士、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等等各界异见人士对话。我再说一遍：异见并不可怕，对话更不可怕！布什去年在一次演讲中就自称是“异见总统”，默克尔也有人称她是“异见总理”，但他们不但受到本国大部分人民的欢迎，更无人把他们排斥到国际社会之外，而且还频频希望与他们对话。此次温家宝不是与“异见总理”对话了？胡锦涛这次在APEC会上不也是和“异见总统”对话了？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和自己国内的异见分子对话呢？
只要中国的异见人士不违背宪法，不从事分裂和恐怖活动，都应该有权利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倘能如此，就不会丧失民心，就不会社会动荡，就不会危机四伏，就不会到处灭火，就不会监狱里人满为患，就不会当政者如坐针毡。倘能如此，方显得当政者的智慧、自信、宽容、雅量，方显得当政者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绝非谎言，方显得和谐正在逐步实现！
按我个人意愿，我并不希望会见当政者；但为中华、为苍生计，有时也不得不偶尔与之沟通，真诚对话，同商国事，共创和谐。兹录我一诗，以示心迹：
常抱童心观小品，绝无俗趣见高官。
若非吾土吾民念，似我钢腰岂一弯！
（2007-09-07上海善作剧楼）(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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