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20 07:01:45作者：
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在中共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怎样和林彪翻脸，和林彪儿子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五十二章 ——“和林彪翻脸”的第一部分。
在中共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林彪在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大会上讲话时，不经他同意就把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向会议宣布。林讲完话后，毛的大总管、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慷慨激昂地发言支持林，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汪东兴明知毛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可他还是反其意而行之。这样一个毛把生命都托付给他的人，居然把林的话看得比毛的重要。
汪东兴这样做有他的苦衷，要生存不能不讨好林彪。他看到，同样是毛的亲信的罗瑞卿、杨成武，在得罪了林彪后的下场。而且这次在庐山，毛又准备为了林而牺牲另一个他倚重的人：中共第七号人物张春桥。
五十三岁的张春桥是文革开始后，毛越级从上海提拔到最高层来的，看中他善于给毛的所作所为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包装。让人们以为毛搞文革真是为了什么“理论”什么“主义”，张春桥功不可没。
张春桥戴眼镜，不苟言笑，目光叫人莫测高深。林彪一帮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蛇”。他跟林彪保持距离。爱在下属中挑事的毛又曾对林说过，林年纪大了，张春桥可能来接班。林更视张为仇敌，不时把手下人收集的告张春桥状的材料送给毛。这次在开幕大会上讲话前，林告诉毛他想批张，毛点了头。林讲完话后，到会的人纷纷声讨张春桥。
毛感到了林的权势有失去控制的可能。即使得到毛的欢心的人，要想不倒台还得靠上林。毛不寒而栗。
他马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在会上宣布不设国家主席，制止对张春桥的攻击，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毛把他从前的秘书、第五号人物陈伯达抛出来做替罪羊，软禁后投入监狱。陈跟林彪靠得太紧，失去了毛的信任。
毛要林在中共高层“表一个态”说他受了陈伯达的骗。毛这是要林做检讨。林婉拒了。毛并不意外，他曾说：“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此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毛也从来没有逼过他。现在毛感到不逼他不行了，可是林彪非常固执，不肯让步。在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之后，毛林搭档开始散架。
这次庐山会议在九月六日不圆不满地结束后，毛采取了连串步骤削减林的权力。他把林圈外的将领调来执掌北京的军权，并插入军委领导班子。毛的女友中跟林家沾边的，被清除出中南海。
毛开始时并不希望跟林彪彻底决裂，新当权者多是林彪班子选拔的人。对林削权而不清洗，毛行事得格外小心。无穷无尽的谋画消耗了毛的大量精力。这年冬天，他得了肺炎，年届七十七岁的毛突然老了，从此疾病缠身。
要削弱林的权势，关键是要林当众做检讨，林就是不做。林明白一意孤行的结果是什么。一向孤独的他如今更加沉默寡言，极少会客，也不谈天，独自在室内踱步，有时看点电影。他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意思是毛不能清洗他，文革的成果得靠他巩固。在叶群的坚持下，这封信没有发出。毛是不能容忍有人威胁他的。
林有条出路：逃往海外。毛从前的整肃对象在面临刀俎之灾时，逃亡的不乏其人：张国焘三十年代投向国民党，王明五十年代避难苏联。林彪握有空军，出走是不难的。最明显的目的地是苏联，他在那里前后住过四年，叶群能说点俄文，从前还有个情夫是位苏联军官。但是林彪显然对共产党政权缺乏信心，他把苏联只定为后备之路，第一选择是英国殖民地香港。
林的计划是先飞靠近香港的广州，那里的将领们对他绝对忠诚。跟这些人联络，踩熟这条路线，林仰仗儿子立果。一九七。年十一月，庐山会议毛林失和后不久，林立果就开始见广州军区、民航的人。他的好友时常来到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搞小型武器、通讯设备、汽车，学驾直升飞机。林立果的哥儿们都对他很仗义，搞这一系列活动，没有人告密。
二十多岁的林立果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不像一般高干子弟，他对参加红卫兵很不积极，只是在同学劝说下才勉强加入，但很快就离开了。他没有狂热，对打人、整人没有兴趣。爸爸妈妈视他为心头肉，妈妈更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选美”，要给宝贝儿子挑个完美的妻子。最后林立果选中了一位既美丽性感、又聪明有胆识的姑娘张宁。他同她一起听他热爱的西洋摇滚音乐，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听西洋音乐只是林立果作为林彪儿子享有的无数特权之一。他能看到进口的西方科技刊物，看得爱不释手，对西方发达的科技十分倾心。他本人喜欢发明设计军事设备，颇有些成果。最重要的，一些只有林彪、叶群才有资格读到的高层绝密文件，他也能够看到，这使他讯息广泛，了解内情，思想难得的开放。
有了不受禁锢的头脑，林立果看透了毛的暴政。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和三个朋友凑在一起，把他们的思想倾泻在纸上。他们这样写到中国的现状：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一一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些话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部分，“五七一”这个名字是林立果取的，因为它跟“武起义”同音，代表了他的愿望，就是搞武装政变，推翻毛的暴政。这几个年轻人要跟毛政权对着干，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们谴责毛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 “法西斯主义”“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之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可惜林立果没有看出“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是共产党，共产主义。林立果还给毛取了个外号：“B--52”轰炸机，说毛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坏主意，一个主意就是一颗炸弹，掉下来能炸死一大片人。
林立果和朋友们讨论了如何刺杀毛。林立果是中国的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一九四四年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但他和朋友们的主意都只是空想，如“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了这些武器。毛对武器的控制和部队的调动，以及个人的保卫措施，都无懈可击。另外，正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林立果的父亲造成的。)结果，这几个年轻人不敢把他们的计划透露给掌管军队的林的亲信，对其他朋友也绝口不提。林立果给了林彪和叶群一份，他们似乎没有给他出什么主意，但也没有提出非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决定召开有一百来人参加的会，听林彪管军队的几员大将做检讨。毛派周恩来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要林参加会议，“讲几句话”。周恩来劝了林两天，差不多到了求林的地步，林不冷不热地拒绝了。这对毛的权威无异是极大的蔑视，毛大动肝火。四月二十九日，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受命做总结，说军委领导“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走错了路线”。
林彪也火了，以他独特的方式反击。两天后是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们得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谁不露面就表明出了麻烦。可是，那天晚上看烟火时，林彪连影子也没有。毛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与夫人坐在一桌，对面林彪的位子在那里空着。周恩来紧张地盯着空位子，不时起身打电话去催林彪。焰火开始好长时间了，林才姗姗而至，沉着脸，慢腾腾走到桌前落坐。
摄影师杜修贤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我看到林彪坐下来，手脚快，先来了一张，根本不准备发表的，想等他们俩[毛和林)讲话。但他俩谁也不理谁。我们电影电视对着，等着他们讲话。林彪起来了，走了。我以为他到厕所去了。等他半小时还不来。我想林上厕所怎么上这么长时间？其实他早走了。我们全愣了。会一散，周恩来问杜修贤，你给林拍照了没有？杜修贤说他坐了不到一会儿就走了，我说只拍了一张。周又说：电影电视呢？杜修贤说我不清楚。周恩来把电影电视记者都叫来，训得一塌糊涂。训得这些记者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林彪坐了“不到一分钟”，跟谁也没打招呼，看也没看毛一眼。
林当然知道毛不会饶了他。就在那个月，林立果到广州查看去香港的路线。他到了罗湖桥头，离香港近到随行人怕港英警察开枪。
六月，林彪又再度同毛发生抵触。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伉俪来访，毛通知林彪参加会见。林彪说他“在出汗”，不肯去。叶群大哭起来，给他下跪，他才勉强去了。坐了不久，听见毛话里有话，旁敲侧击地刺他，他就起身离开接见大厅，坐到外面椅子上耷拉着头，弄得工作人员不知怎么回事，都很害怕。这之后，林立果再去广州，乘直升飞机飞绕香港边界。
在中共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林彪在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大会上讲话时，不经他同意就把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向会议宣布。林讲完话后，毛的大总管、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慷慨激昂地发言支持林，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汪东兴明知毛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可他还是反其意而行之。这样一个毛把生命都托付给他的人，居然把林的话看得比毛的重要。
汪东兴这样做有他的苦衷，要生存不能不讨好林彪。他看到，同样是毛的亲信的罗瑞卿、杨成武，在得罪了林彪后的下场。而且这次在庐山，毛又准备为了林而牺牲另一个他倚重的人：中共第七号人物张春桥。
五十三岁的张春桥是文革开始后，毛越级从上海提拔到最高层来的，看中他善于给毛的所作所为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包装。让人们以为毛搞文革真是为了什么“理论”什么“主义”，张春桥功不可没。
张春桥戴眼镜，不苟言笑，目光叫人莫测高深。林彪一帮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蛇”。他跟林彪保持距离。爱在下属中挑事的毛又曾对林说过，林年纪大了，张春桥可能来接班。林更视张为仇敌，不时把手下人收集的告张春桥状的材料送给毛。这次在开幕大会上讲话前，林告诉毛他想批张，毛点了头。林讲完话后，到会的人纷纷声讨张春桥。
毛感到了林的权势有失去控制的可能。即使得到毛的欢心的人，要想不倒台还得靠上林。毛不寒而栗。
他马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在会上宣布不设国家主席，制止对张春桥的攻击，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毛把他从前的秘书、第五号人物陈伯达抛出来做替罪羊，软禁后投入监狱。陈跟林彪靠得太紧，失去了毛的信任。
毛要林在中共高层“表一个态”说他受了陈伯达的骗。毛这是要林做检讨。林婉拒了。毛并不意外，他曾说：“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此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毛也从来没有逼过他。现在毛感到不逼他不行了，可是林彪非常固执，不肯让步。在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之后，毛林搭档开始散架。
这次庐山会议在九月六日不圆不满地结束后，毛采取了连串步骤削减林的权力。他把林圈外的将领调来执掌北京的军权，并插入军委领导班子。毛的女友中跟林家沾边的，被清除出中南海。
毛开始时并不希望跟林彪彻底决裂，新当权者多是林彪班子选拔的人。对林削权而不清洗，毛行事得格外小心。无穷无尽的谋画消耗了毛的大量精力。这年冬天，他得了肺炎，年届七十七岁的毛突然老了，从此疾病缠身。
要削弱林的权势，关键是要林当众做检讨，林就是不做。林明白一意孤行的结果是什么。一向孤独的他如今更加沉默寡言，极少会客，也不谈天，独自在室内踱步，有时看点电影。他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意思是毛不能清洗他，文革的成果得靠他巩固。在叶群的坚持下，这封信没有发出。毛是不能容忍有人威胁他的。
林有条出路：逃往海外。毛从前的整肃对象在面临刀俎之灾时，逃亡的不乏其人：张国焘三十年代投向国民党，王明五十年代避难苏联。林彪握有空军，出走是不难的。最明显的目的地是苏联，他在那里前后住过四年，叶群能说点俄文，从前还有个情夫是位苏联军官。但是林彪显然对共产党政权缺乏信心，他把苏联只定为后备之路，第一选择是英国殖民地香港。
林的计划是先飞靠近香港的广州，那里的将领们对他绝对忠诚。跟这些人联络，踩熟这条路线，林仰仗儿子立果。一九七。年十一月，庐山会议毛林失和后不久，林立果就开始见广州军区、民航的人。他的好友时常来到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搞小型武器、通讯设备、汽车，学驾直升飞机。林立果的哥儿们都对他很仗义，搞这一系列活动，没有人告密。
二十多岁的林立果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不像一般高干子弟，他对参加红卫兵很不积极，只是在同学劝说下才勉强加入，但很快就离开了。他没有狂热，对打人、整人没有兴趣。爸爸妈妈视他为心头肉，妈妈更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选美”，要给宝贝儿子挑个完美的妻子。最后林立果选中了一位既美丽性感、又聪明有胆识的姑娘张宁。他同她一起听他热爱的西洋摇滚音乐，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听西洋音乐只是林立果作为林彪儿子享有的无数特权之一。他能看到进口的西方科技刊物，看得爱不释手，对西方发达的科技十分倾心。他本人喜欢发明设计军事设备，颇有些成果。最重要的，一些只有林彪、叶群才有资格读到的高层绝密文件，他也能够看到，这使他讯息广泛，了解内情，思想难得的开放。
有了不受禁锢的头脑，林立果看透了毛的暴政。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和三个朋友凑在一起，把他们的思想倾泻在纸上。他们这样写到中国的现状：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一一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些话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部分，“五七一”这个名字是林立果取的，因为它跟“武起义”同音，代表了他的愿望，就是搞武装政变，推翻毛的暴政。这几个年轻人要跟毛政权对着干，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们谴责毛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 “法西斯主义”“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之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可惜林立果没有看出“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是共产党，共产主义。林立果还给毛取了个外号：“B--52”轰炸机，说毛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坏主意，一个主意就是一颗炸弹，掉下来能炸死一大片人。
林立果和朋友们讨论了如何刺杀毛。林立果是中国的克劳斯．冯．施道芬堡，一九四四年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但他和朋友们的主意都只是空想，如“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了这些武器。毛对武器的控制和部队的调动，以及个人的保卫措施，都无懈可击。另外，正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林立果的父亲造成的。)结果，这几个年轻人不敢把他们的计划透露给掌管军队的林的亲信，对其他朋友也绝口不提。林立果给了林彪和叶群一份，他们似乎没有给他出什么主意，但也没有提出非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决定召开有一百来人参加的会，听林彪管军队的几员大将做检讨。毛派周恩来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要林参加会议，“讲几句话”。周恩来劝了林两天，差不多到了求林的地步，林不冷不热地拒绝了。这对毛的权威无异是极大的蔑视，毛大动肝火。四月二十九日，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受命做总结，说军委领导“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走错了路线”。
林彪也火了，以他独特的方式反击。两天后是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们得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谁不露面就表明出了麻烦。可是，那天晚上看烟火时，林彪连影子也没有。毛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与夫人坐在一桌，对面林彪的位子在那里空着。周恩来紧张地盯着空位子，不时起身打电话去催林彪。焰火开始好长时间了，林才姗姗而至，沉着脸，慢腾腾走到桌前落坐。
摄影师杜修贤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我看到林彪坐下来，手脚快，先来了一张，根本不准备发表的，想等他们俩[毛和林)讲话。但他俩谁也不理谁。我们电影电视对着，等着他们讲话。林彪起来了，走了。我以为他到厕所去了。等他半小时还不来。我想林上厕所怎么上这么长时间？其实他早走了。我们全愣了。会一散，周恩来问杜修贤，你给林拍照了没有？杜修贤说他坐了不到一会儿就走了，我说只拍了一张。周又说：电影电视呢？杜修贤说我不清楚。周恩来把电影电视记者都叫来，训得一塌糊涂。训得这些记者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林彪坐了“不到一分钟”，跟谁也没打招呼，看也没看毛一眼。
林当然知道毛不会饶了他。就在那个月，林立果到广州查看去香港的路线。他到了罗湖桥头，离香港近到随行人怕港英警察开枪。
六月，林彪又再度同毛发生抵触。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伉俪来访，毛通知林彪参加会见。林彪说他“在出汗”，不肯去。叶群大哭起来，给他下跪，他才勉强去了。坐了不久，听见毛话里有话，旁敲侧击地刺他，他就起身离开接见大厅，坐到外面椅子上耷拉着头，弄得工作人员不知怎么回事，都很害怕。这之后，林立果再去广州，乘直升飞机飞绕香港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