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个国家领袖人物不是靠权者的结论，更不是传媒的文过饰非，而是他在生时到底为国家民族做了些什么事？人民得到的是幸福还是灾难？毛泽东统治中国长达二十八年（1949年—1976年），不说他在“土改”、“三反”、“五反”、“胡风案件”、“反右斗争”中整了多少好人？杀了多少无辜？仅就三年“升虚火，发高烧”的“大跃进”（1958年至1962年），便活活饿死了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人的事并不是不知道，是知道而为之，这就更令人发指！作为一国之君，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对善良的子民能这样残暴无情吗？
“三年大跃进”到底饿死了多少中国人？这是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是非的一个重要史实。对这一史实，中共至今秘而不宣，严密封锁，惟恐外泄。一九八三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在这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每个年度的人口变化的数字。该数字一公布，立即引起全球的注意，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突出报道了一九六〇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一千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接着一九九一年八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以无可争议的权威事实指出：“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仅为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实际产量四千亿斤减少六百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五千四百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的一九五八年产量五千亿斤增加百分之八（其实也未经过核实）。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亿斤，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八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一九六〇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又减少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一九六〇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百分之十九点四，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点七。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百分之七十。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大于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一九六〇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一九六〇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来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见该书第368至369页）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三千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二〇〇五年第一期，后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二〇〇五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数为基础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能取得这样的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地方志修撰编纂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列表数字建立在对一千四百六十二个县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1958年——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统计表
（人口单位：万
据此表数字可以看出，四年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三千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人。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佔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佔2.9％，而浙江只佔0.5％,江西略高,也只佔1.1％，区域内的差距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佔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佔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佔灾前人口总数4.7％，广东只占 1.71％。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2％，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区，甘肃佔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 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这种差异与各省第一书记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凡是大跃进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胜，四川的李井泉，贵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
有些城市年青人认为，如果饿死三千万，按当时人口算，差不多每二十个人里就有一个饿死，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他们不知道，毛泽东的政策是牺牲农村保城市的，在一些重灾区的城市，如郑州、成都、重庆、兰洲等，仍有大量饿死人的情况。由于他们未经历饥饿，在自己周围的亲友中也未发现有饿死人的现象，就认为全国没有饿死人。以为中国是一遍笙歌，花香鸟语的安详图画，忽略了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饿死人的这种极大的不平衡性。另外，当时饿死人的消息全被封锁，纵是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也不清楚，别说是一个省了。再加上执政的中共又三缄其口，从不正面回应此事，总以沉默来掩盖历史事买，使得中国的不少老百姓，竟然不知道历史上有此大灾大难！
二〇〇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这个数字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说明民间学者的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并无跨大抹黑之意；官方数字是以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稍高于民间统计数字，说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实事求是的，无文过饰非之心。
据专家统计：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陈玉霞、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开特征》）而毛泽东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活活饿死中国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道路的错误。所谓阶级斗争、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理论路线所致。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是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瞎指挥、瞎折腾的结果，必须徹底揭露、否定、批判！
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的中国人？
毛泽东是个空想的共产主义者，又是个极其残酷的偏执狂，拒谏从非，纵用小人，视百姓为仇敌，玩权力于指间，好大喜功，梦求世霸，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实为千古一暴！
要追溯饿死人的原因，应始于“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他为了学习苏联，走“组织起来”的集体化道路，卡住国人脖子，管住人民肚皮，从1953年起就在全国实行粮、棉、油及其它副食品的统购统销，取缔消灭了中国数千年来藏粮于民，积谷防饥的传统。在这之前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有储备粮食，屯满缸溢，纵是天旱三年也锇不死人，平常一日三餐怎么吃都由主妇们决定。
1953年的统购统销工作，实行的是高指标的征购，抬高田亩实际产量压低口粮标淮方法，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搞得精光光。当时我是成都市郊站东乡（现已撤销建制）的工作组长，为了完成任务，就曾带领武装（农村民兵）搜查农家存粮。统购统销后不足半年，川西农村普遍发生缺粮，大批农民踊进城市抢购干粮（当时买糖果饼干还不要粮票），以饱饥腹。此后，广大农民再未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大毒草” 《向党反映》小文对此有所表述。
统购统销后不久，全国农村工作重心，立即转向建立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把千千万万农户手脚全捆绑起来，使土地与农民脱离关系，成为没有丁点自由的农奴。接着，不仅将生产资料划归集体所有，连生活资料也成为“一大二公”的公社财产。更损的是不准农户开伙，一律到公社食堂吃饭，砸锅毁灶，断烟灭火，取消自留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宁愿老百姓饿死，也不给一点出路。在饥饿遍及村村社社的时候，还不准老百姓外出逃荒，视逃荒者为“盲流”，轻则批斗，重则丢监，使千千万万农民喝着“大锅清水汤”而死。
1958年，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既无干旱又无涝灾，可是农业生产却大面积减产。其原因是毛泽东为了“超英赶美”，下达死命令：全国必须完成钢铁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1957年全国钢铁产量为五百三十五万吨）。甚而说：一吨不少，一斤不短！“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了完成这个根本完不成的任务，才掀起“土法上马”，“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大批农村丁壮抽出来去深山采矿（有资料显示，高达一亿人），高炉添料，至使熟透的庄稼烂在田里，没有人去收割。一位伤残的老红军在给彭德怀的信中写道：“谷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本来收成锐减，但浮夸风却吹破牛皮，粮食亩产不足五六百斤，抬高到几千斤和上万斤。河南省1958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却虚报为四百五十亿斤，结果将当年实际产量的七十五亿斤上交了国家，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减产的情况下，国家仍多征购农村粮食一百七十三亿斤，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八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农村怎么不饿死人？
1953年共产主义霸主斯大林去逝后，毛泽东自视未来的共产主义领袖非他莫属，不惜国力财力，更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投出大批物力去收卖落后国家的领导人。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对外援助为十三亿七千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为二十三亿六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十八亿七千万元，援助非洲国家部分为五亿元。他所期望的是能成为新的一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买他的帐。在中苏论战公开化后，毛泽东为使越共主席胡志明听他指挥，一次承诺给越南提供二百亿人民币的援助。这二百亿在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九六三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
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毛泽东为了称霸世界，自不量力搞军备竞赛，为了把原子弹送上天，竟不顾人民死活坚持粮食出口换取黄金和外汇。一九五九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三百四十三亿斤，折合一千七百一十五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三千万吨（六百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决定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换取黄金、美元，出口量相当于粮食储备的百分之二十四。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了为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一九六〇年全国缺少二千四百万人的口粮，按每人每年三百二十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合七十六亿八千万市斤，三百八十四万吨。如果不出口那四百一十九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饥馑。
中共应向人民谢罪
由于毛泽东的罪行未被彻底揭露，又由于中共仍喋喋不休地宣传他的“伟大”、“英明”，不少中国人至今蒙在鼓里，特别一些未经过三年人祸的中年人和年轻人，还对他十分迷信，崇拜至极，这是件十分可怕的事情。笔者认为，中国不批判毛泽东，无民主自由可言；天安门城楼上不把毛泽东的头像取下来，中共永远不会放弃一党独裁；人民广场不把毛泽东腐尸清走，人民决没有言论自由！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新近中共召开的十七次代表会上，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先生，还在重复历史谎言，说什么：“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如果我们国家仍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视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法宝，中国和中华民族就彻底完了，说不定哪天再来个“三年人祸”，又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条鲜活的生命成为祭品。
不要忘记历史，不要掩盖历史，历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酷君、恶君，中共应为他向全中国人民谢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