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26 10:53:29作者：樊慧强
（编者按）10月23日晚6点，墨尔本大纪元时报社在位于市中心的澳洲天主教大学(Aust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举办了又一场英文九评研讨会。原北京广播电台记者樊慧强先生是主讲嘉宾之一，他透过亲身经历讲述了大陆媒体作为中共的喉舌是如何愚弄国民和西方。以下是部份发言内容。
亲经中共媒体愚弄国民和西方
中国人形容新华社新闻报导时会说：“只有日期是真的。”当形容中央电视台节目时，会说：“只有‘动物世界’是真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虚假的新闻报导。人们把新闻部门比作党的一条狗，像民间的一首歌，唱到：“我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这是其中一些对中国媒体的形容。我在1975至1988年间作为电台记者在中国工作了13年，今天，我想谈一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媒体的，及其是否可以被信任。
中国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在中国，媒体是被共产党严格控制的。我去北广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告知：“我们的广播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因而是为宣传党和政府政策服务的。我们必须遵循党的路线。”报纸和电视台是一样的，都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
现在，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运作的。中国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如六四屠杀，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例如伊拉克战争，我们就会接到宣传部甚至更高官员的指示，规定以何种口径去报导。所有媒体，无一例外的会“沿着同一路线”走。例如，1976年4月5日，人们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周恩来，但是当局不喜欢这样，并命令以武力驱散。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姚文远来到当时的广播管理局下达指示，宣称聚众是反革命行为。因此所有隶属中央政府的媒体要遵循同一路线，这是中央政府级的指示。
对当地媒体，他们没有对那些重大事件编辑的权力，只可以从新华社转载。对于当地的重大事件，媒体从当地党组织的宣传部接受指示。他们只有一个编辑原则：宣传党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当党或政府明显犯了错误时，人们即被告知要相信党和政府。
党和政府决定人们读到、听到和看到什么，这种洗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进行着，人们已习惯了，并认为他们读听看到的都是真理。即使他们被冤屈，坐牢或进劳教所，被释放时，你和家人也要感激共产党的宽大。
中共竭力阻止中国人接触外部信息
为确保谎言不被戳穿，中共总是卡断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没有互联网时，他们干扰BBC，VOA和台湾电台，并称他们为敌台。被发现收听这些电台的人会被处罚。 1978年夏，我回上海看望父母。一天，我打开收音机收听北京电台的英文广播，因为屋里太热，我开大音量，以便从屋外可以听到。不久，居委会的一位女的走过，她听不懂，以为我在收听国外电台，并开始质询我内容。我给她解释说是我们自己的电台，她并不相信，直到节目里“东方红”的音乐响起，她才满意的离开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出现时，国外人认为中国人现在可以自由的接触信息，而他们却错了。他们用叫做“金盾”的防火墙筛选掉所谓敏感的话题。
在中国安装卫星接受器是非法的，违者个人将被罚款5000元，公司5万元。因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人们还在从互联网上读着党让他们读的东西，继续看着中央电视台。
洗脑式的宣传影响
我想，你们大都记得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我那时在澳洲广播电台工作，并无资格过多讨论屠杀本身，我只想告诉你们共产党的洗脑宣传多么的有效。所有从北京来的信都形容了他们看到和经历的屠杀。这些听众都指责共产党和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伤害他们的人民。一些听众生动的描述他们周围的人是如何被射杀的。事实上，北京电台俄语部的副主任就是在下班途中中弹身亡的。然而，中国其他地方的听众都相信中国媒体的说法，即无人死亡。在他们的信中，附上了很多当地剪报，谴责反革命分子的行为，并声称学生攻击了士兵。
这里有更多的中共操控新闻的例子。SARS在中国爆发时，中国媒体很长时间里掩盖事实，当实情掩盖不了了，才承认蔓延的事实。然后，策略很快转变为地毯式的掩盖，即党和政府如何的关心群众的安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SARS 会被控制，最后被消灭。
在现在灭绝法轮功的运动中，中共一方面动用所有媒体，编造谎言诬蔑法轮功，对人民进行狂轰乱炸，让人们害怕，来孤立法轮功修炼者。另一方面，毁掉所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让人们无从查证媒体说的对与错。因为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很多人都相信媒体所言。
近期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来澳访问使我想起了早期的一个教训。1988年初来澳时，同我的一个邻居聊天，其间，他提到了中国军队和警察殴打西藏人的事，我想都没想，毫不犹豫的说：“不，不可能是真的。”直到他领我去他家里看了从西方电视台录制的带子，我才相信这是真的。回想在中国，达赖喇嘛一直被形容为企图分离中国的分离分子，就是说，他是个坏人。而另一方面，中共媒体却告诉人们是如何好的统治西藏，中共军队对西藏人是多么的友善,而中国人不知道这位宗教领袖在世界上是多么受欢迎，还有他目标的正义性。
中共媒体总是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资本主义是堕落、腐败和必然灭亡的。
我出生在1949年中共执政之后，成长中接受洗脑式的教育，因此，我总是相信我所学到的是真理，从来不会怀疑中共告诉我们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后，所有的知识份子，包括老师和高校学生必须去所谓的干部学校进行劳动改造。1974年，我去了安徽封阳县的干部学校，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当我看到农民多么的贫穷，非常震惊。他们住的是土房，房子里没有我期望看到的正式家具，只有一张小桌子和自制的床。孩子衣着破烂，如果还算穿着衣服的话，他们靠红署为生，因为营养缺乏，肚子都很大。我们得知，粮食都交给了城里人，如果一年里能有一顿猪肉，就算好的了。最让人震惊的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荒，当地人靠吃树皮和草为生，这些吃完了，就开始吃土，最后，他们开始吃人。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这些，是很难相信的。中共把灾荒说成自然灾害，现在我们得知，那时的天气不成问题，而是政府的冷漠、空想和愚蠢导致了灾荒，死亡人数达4000万。
中共是怎样愚弄西方的
70 年代初，尼克松访问上海期间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是共产党执政后美国官员首次访华，为了留下好印象，组织了一次很大的运动。一位住在黄浦区(那里有有名的南京路)的朋友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她说居委会让她在特定时间，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南京路的某一段行走。所以尼克松来时，就会有很多衣冠楚楚的人在南京路上走，一片繁荣。当然，他们在那里是完成一项政治任务。然后，尼克松将去的商店也收到命令，准备完毕。他们为商店里所有的物品准备了一套新的价格标签，上面的价格被标低了。他们告诉商店的营业员，当某种音乐响起时，将标签都换成新的。这样，美国人会对中国便宜的物价印象深刻。那是一个复杂的运动，牵扯到成千上万的人和很多部门的协调，但是，中共很容易就搞定了。
现在想一想，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或是带美国外交官参观苏家囤医院，以证明那里没有器官移植的事情发生是多么容易的事，真是小菜一碟。
一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说的是真的。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我本人也参加过一次欺骗运动。1978年，美国NBC来了一个摄影组，拍摄中国教育系统的记录片，我是他们的翻译。在他们拍摄期间，要求拍下北京的菜市场。我们即通知了东四市场，告诉他们外国人要去那里拍记录片，让他们准备好。我必须在此解释一下，如果党或社会主义的形象遭到破坏，主方是要负责任的。我们去的那一天，我自己都惊诧了。本来贫瘠的市场充满了货物，有活的鸡鸭，活鱼，瘦猪肉，所有新鲜蔬菜和豆制品，如豆腐。当记录片在美国放映时，人们会认为，这就是中国典型的菜市场，而实际上却不是。
我们中国人有个说法：“家丑不可外扬”。中共把这句话用到了家，并创出了理论：“ 家事不外扬 ”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不好，只是认为作任何需要的事情让党有好的形象，不丢面子是我的职责。我想，让外国人给中国留下好印象是很重要的，党和政府在困难时，我们需要帮助“ 骗骗鬼佬”。可是这是中共惯用的说法。
中共会很快解体吗？
很多人不相信中共会很快解体。我仍然记得Monash大学经济系的一位前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是这样描述中共的：中共就像一个站在干柴堆上的人，中国只需要一个陈胜或吴广，或一个新的政党，来点燃木头，消灭它。他说，最好是让它退出政权，那样它还可能存在，否则，起义时，会危及党员的生命。这是他几年前的描述，现在，自九评发表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中共的本质，并退出中共及其所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这种趋势就是推动力，因此，我相信，中共会很快灭亡。
所有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可能会问，所有这些和你及澳洲有何关系。很多人去澳洲投资，很多购买中国的股票和产品。中国腐败的商业作法导致了外国投资者很大的经济损失。我个人的经验是，不能相信中共和与之有关的任何人。我诚心的希望，在中国投资之前要三思而后行。你的钱可能被用作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或被用作开发或购买高科技设备，来增强网络控制，发展武器，生产西方名牌产品的复制品，或最终会在某个腐败官员的海外帐户里。只有在中共灭亡后，重建中华传统文化，建立完善的商业和金融惯例，你才可以安全的进行生意往来，才能确信中国的产品经过合理的质量检验标准。让我们共同期盼那一天早日到来。
亲经中共媒体愚弄国民和西方
中国人形容新华社新闻报导时会说：“只有日期是真的。”当形容中央电视台节目时，会说：“只有‘动物世界’是真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虚假的新闻报导。人们把新闻部门比作党的一条狗，像民间的一首歌，唱到：“我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这是其中一些对中国媒体的形容。我在1975至1988年间作为电台记者在中国工作了13年，今天，我想谈一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媒体的，及其是否可以被信任。
中国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在中国，媒体是被共产党严格控制的。我去北广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告知：“我们的广播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因而是为宣传党和政府政策服务的。我们必须遵循党的路线。”报纸和电视台是一样的，都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
现在，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运作的。中国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如六四屠杀，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例如伊拉克战争，我们就会接到宣传部甚至更高官员的指示，规定以何种口径去报导。所有媒体，无一例外的会“沿着同一路线”走。例如，1976年4月5日，人们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周恩来，但是当局不喜欢这样，并命令以武力驱散。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委员姚文远来到当时的广播管理局下达指示，宣称聚众是反革命行为。因此所有隶属中央政府的媒体要遵循同一路线，这是中央政府级的指示。
对当地媒体，他们没有对那些重大事件编辑的权力，只可以从新华社转载。对于当地的重大事件，媒体从当地党组织的宣传部接受指示。他们只有一个编辑原则：宣传党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当党或政府明显犯了错误时，人们即被告知要相信党和政府。
党和政府决定人们读到、听到和看到什么，这种洗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进行着，人们已习惯了，并认为他们读听看到的都是真理。即使他们被冤屈，坐牢或进劳教所，被释放时，你和家人也要感激共产党的宽大。
中共竭力阻止中国人接触外部信息
为确保谎言不被戳穿，中共总是卡断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没有互联网时，他们干扰BBC，VOA和台湾电台，并称他们为敌台。被发现收听这些电台的人会被处罚。 1978年夏，我回上海看望父母。一天，我打开收音机收听北京电台的英文广播，因为屋里太热，我开大音量，以便从屋外可以听到。不久，居委会的一位女的走过，她听不懂，以为我在收听国外电台，并开始质询我内容。我给她解释说是我们自己的电台，她并不相信，直到节目里“东方红”的音乐响起，她才满意的离开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出现时，国外人认为中国人现在可以自由的接触信息，而他们却错了。他们用叫做“金盾”的防火墙筛选掉所谓敏感的话题。
在中国安装卫星接受器是非法的，违者个人将被罚款5000元，公司5万元。因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人们还在从互联网上读着党让他们读的东西，继续看着中央电视台。
洗脑式的宣传影响
我想，你们大都记得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我那时在澳洲广播电台工作，并无资格过多讨论屠杀本身，我只想告诉你们共产党的洗脑宣传多么的有效。所有从北京来的信都形容了他们看到和经历的屠杀。这些听众都指责共产党和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伤害他们的人民。一些听众生动的描述他们周围的人是如何被射杀的。事实上，北京电台俄语部的副主任就是在下班途中中弹身亡的。然而，中国其他地方的听众都相信中国媒体的说法，即无人死亡。在他们的信中，附上了很多当地剪报，谴责反革命分子的行为，并声称学生攻击了士兵。
这里有更多的中共操控新闻的例子。SARS在中国爆发时，中国媒体很长时间里掩盖事实，当实情掩盖不了了，才承认蔓延的事实。然后，策略很快转变为地毯式的掩盖，即党和政府如何的关心群众的安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SARS 会被控制，最后被消灭。
在现在灭绝法轮功的运动中，中共一方面动用所有媒体，编造谎言诬蔑法轮功，对人民进行狂轰乱炸，让人们害怕，来孤立法轮功修炼者。另一方面，毁掉所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让人们无从查证媒体说的对与错。因为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很多人都相信媒体所言。
近期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来澳访问使我想起了早期的一个教训。1988年初来澳时，同我的一个邻居聊天，其间，他提到了中国军队和警察殴打西藏人的事，我想都没想，毫不犹豫的说：“不，不可能是真的。”直到他领我去他家里看了从西方电视台录制的带子，我才相信这是真的。回想在中国，达赖喇嘛一直被形容为企图分离中国的分离分子，就是说，他是个坏人。而另一方面，中共媒体却告诉人们是如何好的统治西藏，中共军队对西藏人是多么的友善,而中国人不知道这位宗教领袖在世界上是多么受欢迎，还有他目标的正义性。
中共媒体总是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资本主义是堕落、腐败和必然灭亡的。
我出生在1949年中共执政之后，成长中接受洗脑式的教育，因此，我总是相信我所学到的是真理，从来不会怀疑中共告诉我们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后，所有的知识份子，包括老师和高校学生必须去所谓的干部学校进行劳动改造。1974年，我去了安徽封阳县的干部学校，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当我看到农民多么的贫穷，非常震惊。他们住的是土房，房子里没有我期望看到的正式家具，只有一张小桌子和自制的床。孩子衣着破烂，如果还算穿着衣服的话，他们靠红署为生，因为营养缺乏，肚子都很大。我们得知，粮食都交给了城里人，如果一年里能有一顿猪肉，就算好的了。最让人震惊的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荒，当地人靠吃树皮和草为生，这些吃完了，就开始吃土，最后，他们开始吃人。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这些，是很难相信的。中共把灾荒说成自然灾害，现在我们得知，那时的天气不成问题，而是政府的冷漠、空想和愚蠢导致了灾荒，死亡人数达4000万。
中共是怎样愚弄西方的
70 年代初，尼克松访问上海期间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是共产党执政后美国官员首次访华，为了留下好印象，组织了一次很大的运动。一位住在黄浦区(那里有有名的南京路)的朋友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她说居委会让她在特定时间，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南京路的某一段行走。所以尼克松来时，就会有很多衣冠楚楚的人在南京路上走，一片繁荣。当然，他们在那里是完成一项政治任务。然后，尼克松将去的商店也收到命令，准备完毕。他们为商店里所有的物品准备了一套新的价格标签，上面的价格被标低了。他们告诉商店的营业员，当某种音乐响起时，将标签都换成新的。这样，美国人会对中国便宜的物价印象深刻。那是一个复杂的运动，牵扯到成千上万的人和很多部门的协调，但是，中共很容易就搞定了。
现在想一想，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或是带美国外交官参观苏家囤医院，以证明那里没有器官移植的事情发生是多么容易的事，真是小菜一碟。
一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说的是真的。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我本人也参加过一次欺骗运动。1978年，美国NBC来了一个摄影组，拍摄中国教育系统的记录片，我是他们的翻译。在他们拍摄期间，要求拍下北京的菜市场。我们即通知了东四市场，告诉他们外国人要去那里拍记录片，让他们准备好。我必须在此解释一下，如果党或社会主义的形象遭到破坏，主方是要负责任的。我们去的那一天，我自己都惊诧了。本来贫瘠的市场充满了货物，有活的鸡鸭，活鱼，瘦猪肉，所有新鲜蔬菜和豆制品，如豆腐。当记录片在美国放映时，人们会认为，这就是中国典型的菜市场，而实际上却不是。
我们中国人有个说法：“家丑不可外扬”。中共把这句话用到了家，并创出了理论：“ 家事不外扬 ”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不好，只是认为作任何需要的事情让党有好的形象，不丢面子是我的职责。我想，让外国人给中国留下好印象是很重要的，党和政府在困难时，我们需要帮助“ 骗骗鬼佬”。可是这是中共惯用的说法。
中共会很快解体吗？
很多人不相信中共会很快解体。我仍然记得Monash大学经济系的一位前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是这样描述中共的：中共就像一个站在干柴堆上的人，中国只需要一个陈胜或吴广，或一个新的政党，来点燃木头，消灭它。他说，最好是让它退出政权，那样它还可能存在，否则，起义时，会危及党员的生命。这是他几年前的描述，现在，自九评发表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中共的本质，并退出中共及其所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这种趋势就是推动力，因此，我相信，中共会很快灭亡。
所有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可能会问，所有这些和你及澳洲有何关系。很多人去澳洲投资，很多购买中国的股票和产品。中国腐败的商业作法导致了外国投资者很大的经济损失。我个人的经验是，不能相信中共和与之有关的任何人。我诚心的希望，在中国投资之前要三思而后行。你的钱可能被用作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或被用作开发或购买高科技设备，来增强网络控制，发展武器，生产西方名牌产品的复制品，或最终会在某个腐败官员的海外帐户里。只有在中共灭亡后，重建中华传统文化，建立完善的商业和金融惯例，你才可以安全的进行生意往来，才能确信中国的产品经过合理的质量检验标准。让我们共同期盼那一天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