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28 02:55:51作者:张鹤慈
一个非民主的组织,为了内部的凝聚,需要制造敌人。所有集权国家,都会在内外树敌。
49 年以后的中国,内部的敌人就是地,富,反,坏,右;这些人可以算是人,而不是民。实质上这些分子也不被看作为人,连人的最起码的一点点尊严也不给。
地,富,反,坏,右的所谓黑五类,应该只是三类。地,富的区别,除了在土改镇压时,枪毙的基本是地主外,以后的待遇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应该只算作一类。
右派是特定时期的反革命,所以也不应该单算一类。
至于第三类的坏分子,除了一部分是民事犯或触犯了道德的人,很大的程度仍然是针对的反革命,是对反革命的一种羞辱的称呼。同样的问题对革命者就只是小节,对一般群众就只是生活问题,而对反革命,就是戴坏分子帽子的惩处。
黑五类中,命运最悲惨的就是地主,富农。命运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子女。犹太人的子女仍然是犹太人,这是生物上的联系,地主,富农的子女,在他们的土地没有被剥夺以前,作为继承人,有可能会仍然成为地主,富农。而在土地已经被剥夺后,已经没有可被继承土地的情况下,为什么仍然被视为地主,富农?仍然在农村被视为专政对象?
黑五类中,对集权统治最有效用的,对被统治者最有威慑力的,就是反革命。地,富是土改特殊时期的产物。是为专制政权树立的对立面,和其他四类一样,是所有问题,灾难,事故的替罪羊。但反革命不只是在镇反,肃反时的产物,因为除了老反革命,还有不断出现的新生反革命。
法西斯德国拿犹太人做替罪羊,但日尔曼人不会变成犹太人,最多是日尔曼人会因为同情犹太人而被迫害。但反革命的威胁是每一个人头上悬挂的剑。连国家主席都可能成为反革命。
所谓的帽子,地,富,反,坏,右都是帽子,但也不是都戴,还有所谓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坏分子。地狱一定要十八层。帽子不像犹太人衣服上的六角星的标志,帽子是无形的。但在档案制度,群众专政的威力下,五类分子的标志是刻在心上的烙印。记得一个右派的诗:"少年不知佛事艰,误带金箍第一圈。"帽子是共产党对专制对象的紧箍咒。
地,富,反,坏,右中,除了右派这个称呼,是正式的通过政府的嘴,而消失的。除了反右被政府正式宣布为扩大化,给这些右派摘帽;其他的四类分子的帽子,都是糊里糊涂的消失的。
五类分子的帽子的消失,地,富和其子女,虽然是受迫害最深,但他们的声音最微弱。很少有人会为他们说话,在今天,就是所谓的民主的追求者,不少仍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理论的阴影,从法制的角度看待土改的声音仍然很微弱。特别是今天高调提倡造反有理,杀富济贫的人,仍然是当年斗地主的心态。
文革后的平反风,大体上否定了 49年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也就基本上否定了历次运动中祭出的帽子。但是平反风没有刮到土改;地主,富农的问题并没有被提到日程。
地富帽子的消失,除了农村的翻天复地的变化,人民公社的灭亡,连合作社都没有保住。农村不需要和没有可能再保持地富这样的特殊群体。另一个原因是地,富的帽子,搭上了反革命帽子消失的便车。
反革命的帽子的消失,应该归功于文化大革命。 63 年,我成为反革命。当时人的态度,就象我得了萨斯病,而文革后,对我这个反革命,人们的态度,象我只是得了感冒。对反革命,从谈虎变色到熟视无睹,是因为文革中的反革命的大普及,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成为了反革命,在不同的时期,走马灯似的,你上我下的轮流当反革命,让反革命贬值了。正像过去,因为人人都可能变成反革命,所以反革命的帽子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一样,当人人真的都已经当了反革命,或反革命的亲属后,反革命的威慑力反而消失了。
我的朋友于基,做了十几年的反革命。他的妻子顶者单位和社会的巨大的压力,没有能够划清界线;做了十几年的反革命家属。在四人帮倒台后,总算吐出了一口气;我不会忘记当年她的幽默:"毛泽东也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对中共集权统治最有力的工具:粮票制,【粮票制基本是变相的奴隶制;政府管着每一个人的生存权。】没有政治局的决定,人大的表决,没有政府的公告;也同样没有反对派的游行,示威,写公开信。就这么水到渠成的消失了。
同样地,富,反,坏,右这个黑五类的消失,也不是中共政府的刻意行为,【当然,以生产取代阶级斗争的改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是中国发展的副产品,形势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能够遂意支配的,想随心所欲的统治,对中共越来越难了。
从短时期看,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民主,但经济的发展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会促进民主化。
承认不承认中国今天的变化,承认不承认中国今天的变化中的积极因素,承认不承认这些积极因素可能会导向民主。这些就是今天我和一些人的分歧所在。
地富反坏右帽子的消失,我认为就是中国今天的一个积极,正面的变化。对过去历史不什么清楚的年青人可以去问问,这些当年的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
我们对中国,做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不是说,过去的中国比今天更黑暗,就可以漠视,姑息今天中共的恶行。而是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喜欢和不喜欢,睁着眼睛或是闭着眼睛,都仍然是同一个现实。
而现实难道就真的就那么让人绝望?今天的中国,对一个追求民主化的人,应该可以从变化中找到自信。
把今天的中国说成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号召人民去拼死一博,悲壮倒是悲壮,可惜不是拍电视剧。
只有人们看到希望,大声的说出希望所在,才有可能出现浩浩荡荡的人群。
让我们从地,富,风,坏,右的糊里糊涂的消失中,找到一些启发。
27。 10。 07 。 墨尔本
49 年以后的中国,内部的敌人就是地,富,反,坏,右;这些人可以算是人,而不是民。实质上这些分子也不被看作为人,连人的最起码的一点点尊严也不给。
地,富,反,坏,右的所谓黑五类,应该只是三类。地,富的区别,除了在土改镇压时,枪毙的基本是地主外,以后的待遇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应该只算作一类。
右派是特定时期的反革命,所以也不应该单算一类。
至于第三类的坏分子,除了一部分是民事犯或触犯了道德的人,很大的程度仍然是针对的反革命,是对反革命的一种羞辱的称呼。同样的问题对革命者就只是小节,对一般群众就只是生活问题,而对反革命,就是戴坏分子帽子的惩处。
黑五类中,命运最悲惨的就是地主,富农。命运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子女。犹太人的子女仍然是犹太人,这是生物上的联系,地主,富农的子女,在他们的土地没有被剥夺以前,作为继承人,有可能会仍然成为地主,富农。而在土地已经被剥夺后,已经没有可被继承土地的情况下,为什么仍然被视为地主,富农?仍然在农村被视为专政对象?
黑五类中,对集权统治最有效用的,对被统治者最有威慑力的,就是反革命。地,富是土改特殊时期的产物。是为专制政权树立的对立面,和其他四类一样,是所有问题,灾难,事故的替罪羊。但反革命不只是在镇反,肃反时的产物,因为除了老反革命,还有不断出现的新生反革命。
法西斯德国拿犹太人做替罪羊,但日尔曼人不会变成犹太人,最多是日尔曼人会因为同情犹太人而被迫害。但反革命的威胁是每一个人头上悬挂的剑。连国家主席都可能成为反革命。
所谓的帽子,地,富,反,坏,右都是帽子,但也不是都戴,还有所谓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坏分子。地狱一定要十八层。帽子不像犹太人衣服上的六角星的标志,帽子是无形的。但在档案制度,群众专政的威力下,五类分子的标志是刻在心上的烙印。记得一个右派的诗:"少年不知佛事艰,误带金箍第一圈。"帽子是共产党对专制对象的紧箍咒。
地,富,反,坏,右中,除了右派这个称呼,是正式的通过政府的嘴,而消失的。除了反右被政府正式宣布为扩大化,给这些右派摘帽;其他的四类分子的帽子,都是糊里糊涂的消失的。
五类分子的帽子的消失,地,富和其子女,虽然是受迫害最深,但他们的声音最微弱。很少有人会为他们说话,在今天,就是所谓的民主的追求者,不少仍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理论的阴影,从法制的角度看待土改的声音仍然很微弱。特别是今天高调提倡造反有理,杀富济贫的人,仍然是当年斗地主的心态。
文革后的平反风,大体上否定了 49年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也就基本上否定了历次运动中祭出的帽子。但是平反风没有刮到土改;地主,富农的问题并没有被提到日程。
地富帽子的消失,除了农村的翻天复地的变化,人民公社的灭亡,连合作社都没有保住。农村不需要和没有可能再保持地富这样的特殊群体。另一个原因是地,富的帽子,搭上了反革命帽子消失的便车。
反革命的帽子的消失,应该归功于文化大革命。 63 年,我成为反革命。当时人的态度,就象我得了萨斯病,而文革后,对我这个反革命,人们的态度,象我只是得了感冒。对反革命,从谈虎变色到熟视无睹,是因为文革中的反革命的大普及,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成为了反革命,在不同的时期,走马灯似的,你上我下的轮流当反革命,让反革命贬值了。正像过去,因为人人都可能变成反革命,所以反革命的帽子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一样,当人人真的都已经当了反革命,或反革命的亲属后,反革命的威慑力反而消失了。
我的朋友于基,做了十几年的反革命。他的妻子顶者单位和社会的巨大的压力,没有能够划清界线;做了十几年的反革命家属。在四人帮倒台后,总算吐出了一口气;我不会忘记当年她的幽默:"毛泽东也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对中共集权统治最有力的工具:粮票制,【粮票制基本是变相的奴隶制;政府管着每一个人的生存权。】没有政治局的决定,人大的表决,没有政府的公告;也同样没有反对派的游行,示威,写公开信。就这么水到渠成的消失了。
同样地,富,反,坏,右这个黑五类的消失,也不是中共政府的刻意行为,【当然,以生产取代阶级斗争的改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是中国发展的副产品,形势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能够遂意支配的,想随心所欲的统治,对中共越来越难了。
从短时期看,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民主,但经济的发展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会促进民主化。
承认不承认中国今天的变化,承认不承认中国今天的变化中的积极因素,承认不承认这些积极因素可能会导向民主。这些就是今天我和一些人的分歧所在。
地富反坏右帽子的消失,我认为就是中国今天的一个积极,正面的变化。对过去历史不什么清楚的年青人可以去问问,这些当年的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
我们对中国,做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不是说,过去的中国比今天更黑暗,就可以漠视,姑息今天中共的恶行。而是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喜欢和不喜欢,睁着眼睛或是闭着眼睛,都仍然是同一个现实。
而现实难道就真的就那么让人绝望?今天的中国,对一个追求民主化的人,应该可以从变化中找到自信。
把今天的中国说成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号召人民去拼死一博,悲壮倒是悲壮,可惜不是拍电视剧。
只有人们看到希望,大声的说出希望所在,才有可能出现浩浩荡荡的人群。
让我们从地,富,风,坏,右的糊里糊涂的消失中,找到一些启发。
27。 10。 07 。 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