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29 21:30:27作者：赵树中
——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密友赖体恭和罗思鲍
关于1958年对四川省高中三年级学生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课”，本是对当年的青少年身心的一种令人发指的摧残，我几次想提笔写出我在“课”中的悲惨遭遇，但几次又把笔放下了，笔尖是划在纸上的，血是流在路上的，而回忆是刻在心上的，人非草木，心是肉做，谁不怕痛，况且事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喋喋不休地向人诉说，自己给自己不断地平反，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和行将就木的个人究竟有多大意义？但话说回来若能把这段淹没半个世纪鲜为人知的悲苦真实地记录下来，也许能对我们的后人有所警戒，让他们在风譎云诡的人生路上分清是非善恶，做一个清醒正直的人，这也算是赠给未来的一份薄礼吧！于是我又提起了这无能为力的疼痛的笔……
1955年，我十七岁多点，纯洁如同白纸，善良得近乎呆傻，然而人生的许多圈套正是抛向这种幼稚的颈子的。——在此，为行文方便起见，我要先简叙一个发生在1954年自杀者的小故事，愿读者不要嫌我啰嗦。
凡是生活在农村的我的同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1954年农村统购统销的事情吧？那年，政府为防止奸商投机，囤积居奇，号召农民把吃不完的余粮卖给国家，应该说，这个政策原本不错，但各级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却往往提得过左，一些领导干部竟强迫农民卖了口粮而以萝卜、南瓜充饥（凡诚实者，决不会否定此事），我家斜对门的胡二爸甚至差点逼迫自杀。
记得那个夏天的黄昏，胡二爸的老伴胡二娘拉着根棍子，一路哭号着进了我家院子，对我父亲说：“老赵吔，不得了啦，我们老胡刚才在牛圈房里吊颈、幸亏我碰见了才把他取了下来，灌了半碗开水，总算救活了！”我爸问胡二爸吊颈自杀的原因，她说：“昨晚乡上开会叫卖余粮，我们老胡自报卖一石米，书记龚xx一听就火了。”他说：老胡，你的良心硬是叫狗吃了啊，共产党把你解放了，你就吃菌子忘了圪兜了，叫你卖点余粮，你心头就不安逸，就只卖一石米敷衍，卖个三石、五石米不行么？接着就‘呸呸呸’吐了我们老胡几泡口水，我们老胡又气又吓，就去吊颈——老赵也，你快借点米给我卖余粮吧！我爸沉呤了一下，说：“哎，借米卖余粮……既是‘借’，又怎么能称之为‘余’呢？”我家也挺困难的，说好说歹，借了五升米给胡二娘。
我的父亲是个转业回乡的军人，1955年参加灌县政协，当了政协委员，后又选为崇宁县人民代表。1957年共产党发动民主人士大鸣大放帮助整风，他就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农村中执行政策往往过左的情况善意地提了出来，他还以胡二爸上吊颈自杀的事情为例，说明一旦执行政策过左就会伤害党和群众的关系。
1958年3月，我所就读的四川省灌县中学校就像四川省别的学校那样，对高三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拒不解释什么叫“社会主义”，更不讲解进入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只是动员大家要针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大鸣大放、还说鸣放错了也不要紧，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影响升学。我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成天只知读书，能懂多少党的方针政策？因此绞尽脑汁也提不出几条压称的意见，要说稍显有份量的，大概要算是给班主任颜老师写的那张大字报了，内容是批评他身为班主任却不带头在校里除草，句子挺可笑的：“颜老师，干得好，只教书来不拔草……”这张大家报惹得同学们捧腹不止、连颜老师自己看了也笑起来，可这算得上有份量吗？不久负责组织学生进行鸣放的曾老师等，表扬了几个鸣放得很有成效的同学，其中一个是我的同桌罗思鲍。曾老师是我们最热爱的数学老师，人称“曾几何”，不知此时为何放下数学课不教，而偏要改行教政治了。
至于罗思鲍同学是个天资绝顶聪明的人，文理科乃至音体美的成绩都在全班领先，这次大鸣大放中也表现非凡，竟提出了些很有份量的意见。其奥妙，他不过是根据中学生的吃饭问题据理实说罢了，当时，政府配给中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2斤大米，但学校不准我们吃够这个定量，只准我们每天吃十一、十二两米（旧称，相当于现在的7两多米），在当年那种肉、油蛋等供应都相当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就只有饿着肚子上课。但学校又不准任何人说“饿”字，谁说谁就是对共产党的粮食政策不满。而现在罗思鲍同学硬是胆大包天，把这个“饿”字清清楚楚地说了个透。于是，他的鸣放引起了全校的重视并推到外校去鸣放，他成了最忠于党的好同学。班上的文娱委员乐xx便对我说：“你看人家罗思鲍同学鸣放得多扎实，人家对党多忠心——哎，未必你说找不出一件不顺心的事鸣放出来？”我说：“有”。什么事？“这次寒假中，我按学校指示，回家参加生产劳动，谁知我家所在那个生产队队长叫我担水浇油菜，我可从来就没有担过水呀，结果呢，水没从沟里担起来，人倒栽进沟里淹了个半死。这位乐文娱委员乐坏了，说：“这不就是党不关心青年吗？”我恍然大悟，第二天就在小组会上照此进行了鸣放，大家都说我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我便兴冲冲地等着老师表扬。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崇宁县的大鸣大放结束了，运动进入了大辩论阶段，我父亲因在几个月前鸣放关于执行粮食统购销政策不能极左的问题，受到了严厉的批驳，很多人都说他是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向党的粮食政策疯狂进攻。不久，学校里的鸣放也结束了，也像社会上那样展开了辩论与批判。班上原先几个一味怂勇别人鸣放而自己绝口不言的人，此时一反故态成了大批判的急先锋。他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义愤填膺振振有辞地对大胆鸣放的同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于是帽子高高地抛起来，棍子重重地打下来，罗思鲍等同学瞬间变成了心怀不轨的反党学生，后来被开除了团籍。
我星期六回家去，得知我父亲的问题并不像当初想像的那样轻松，他和很多缺乏鸣放技巧的“死脑筋”们被集中到崇宁县政府里接受教育和批判，又多次推到大街上进行“辩论”，但他错误地认为所谓“辩”者，乃各方各抒己见并互相争辩也，所以又把胡二爸自杀未遂以及我家另一邻居谢伯伯自杀身亡的事情提出来，作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中因极左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佐证（谢伯伯也是因某次会上挨了骂而自杀的），这就激起了群众强烈的愤怒，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
但我在学校里绝口不谈此事。崇宁县距灌县好几十里路呢，我不相信学校里有“顺风耳”能听见崇宁县那辩论的声音。但曾老师在政治课上的讲话是让人惊恐的，他说：“现在社会上正在开展反右派的伟大斗争，班上若有哪个同学的父亲或哥哥成了右派分子他就该站出来进行严肃的批判。”这句话是针对我而说的吗？不，也许班上还有谁的哥哥成了右派分子吧？我越这样安慰自己，却越是心虚，就越要回转头来偷察后排的同学们的脸色（我是坐在前排）——正巧后排也有两只眼光！那眼光阴多晴少，似恶非善，一看我就知道要“拐”，凭我的第六感官我就猜到他大体上已抓住了我的把柄。然而此时，他用他的麻脸和菲薄的嘴唇对我作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我也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掷过去，就急忙扭过头来假装听课。曾老师还在重复：“要是谁的父亲或哥哥……”——我已经成了落入陷阱的困兽，但仍在躲藏，挣扎，拒绝交待自己父亲的问题，父亲永远是我心中的偶像，我绝对相信他的人品和智慧，况且，胡二爸的事情是我亲身经历，谢伯伯吊死后，我还亲自去祭奠过。
于是第二天，教室内外贴满了我的大字报，内容全是说我在父亲的资产阶级影响下，与党离心离德，不符合一个新中国学生应有的作为；而乐文娱委员的大字报最有深度，说是正因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所以才如此仇恨共产党，乃至于大肆叫嚣“党不关心青年”。还有一篇大字报是漫画，画的是我正在吹喇叭：“的的哒，的的哒，我要孝道右派好爸爸！”看了这些大字报，我的神经很自然地牵连到了颜老师身上：因为我给他写过一篇大字报、所以他就趁机暗中动员大家写几十张大字报来报复我——这种逻辑应该是十分正确的！
绳索越来越勒紧了我的颈子。那天下晚自习后，我上厕所，乐文娱委员也跟我上厕所，我走出厕所，到校园池塘边的石头上坐下，他也随之而来坐在我的身边。他说：“你可不要跳水自杀啊！”其实，我本无自杀的念头，听他这么一点拨，反倒发现了自杀这条“宽敞”的出路，就愤愤地说：“自杀也比我现在的处境好呀！” 他说：“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你的问题并不严重嘛，明天在政治课上你谈谈对你父亲的认识，一切不就完了吗？”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生活的分分秒秒都是天真的，听他这么一解释，我顿时抖掉了全身的苦恼，竟嘻嘻地笑起来。
第二天的政治课上，我正想发言谈谈我对父亲右派言论的认识，乐文娱委员却抢先发言了，他义正辞严地指着我说：“他，不仅不愿和他的父亲划清界限，站到革命队伍一边来，反而想以跳水自杀来威胁老师和同学们！”天塌了，地陷了，我眼前直冒金花，灵魂悬在半空……
墙倒众人推，五月里的一天，全班同学支农割麦，农民见支农的学生多，无须自己亲自下田，就在田边对我们略作交待后回家去了。我们割完麦子回校，一切相安无事。第二天，黑板报上却登出了一篇文章，说我这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儿子，一贯看不起劳动人民、所以在昨天割麦的时候，不听农民伯伯的指教。文章落名是陈 xx，就是坐在后排的那个又高又瘦的女同学。我质问她：“昨天农民伯伯本来就没有指教我们，你这篇文章为什么要红口白牙乱说我的坏话？”她冷笑了一声，指着旁边几个看热闹的同学说：“你们大家都说说看，昨天农民伯伯究竟下田指教过我们没有？”大家竟异口同声地说：“指教过！”我于是不再说话了，因为我 “服”了、“服”了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服”了这段指鹿为马的历史。等四下无人的时候我对罗思鲍说：“我冷，太阳再大也冷！”罗思鲍说：“别说了，人家会听见的。”
以后的事情是在预料中的：政治课成绩优秀的人都考上了好的大学，乐文娱委员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同学陈xx考上了某大学的俄语系。我和罗思鲍等人却成了千古罪人，被发配到重庆钢铁公司进行“劳动锻炼”，实则变相劳改。在重钢我们舍生忘死地劳动却得不到社会的谅解。我们的花季才开始却已凋谢了；我们身背一口黑锅低声下气，从红颜到白发，从来不知真正的青春是什么样子。这个真实的故事到此似乎应该画上最末一个句号，然其袅袅之余音却让人深思不已……
1959年，我的父亲死于饥寒交迫之中。
1962年，我调到第五冶金建设公司成人学校教书，后因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而被撵出学校下工地当了钢筋工。1966年的一天，我正在成都钢铁厂的建设工地上劳动，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个女的，高高的瘦瘦的，嘿！这不就是陈xx吗？她以一种大姐姐对小弟弟的口吻说：时间真快，转眼八年了，你长得比我还高了！她的声音那样慈柔、亲切、甜美，让人感动。她仿佛想告诉我，她从来就对我并无恶意，所以她要以她现在这种关切的姿态来弥补她在八年前对我的损伤。我不知是喜还是悲，只是恍然大悟地说：“是啊，高，高，我能上就要爬高烟囱去了。”她似乎有些难为情，我又似乎有很多言语哽在喉头，只是不好明白地表达出来。而我说的全是实话，就在钢筋加工房旁边，砖工师傅们正在砌一座38米高的烟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必须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攀上那搭得稀稀垮垮的脚手架，去安置层层钢筋，倘一失手，就会摔下来跌个粉身碎骨，从而再用灵魂去续爬火葬场的高烟囱了。我当然无须向她描述我的悲惨处境，只向她：“你来成钢干什么？”“我来为厂里翻译一些俄文资料。”我顿时心花怒放，我的同窗学友已成了翻译人才，这怎么不叫我自豪？我争忙摸出饭票想请她吃午饭，她谢绝了，但显然很高兴。于是我们就一笑泯恩仇了——我因此对自己很满意我在苦难中学会了宽恕别人。
又过了三四年，猛听一位老同学说乐文娱委员死了——为男女关系不清而上吊自杀的。真使人骇然：三个自杀者胡二爸、我和乐文娱委员，前两个无辜者没死，后一个都死却死了。难道冥冥中真有所谓因果报应，那么我认为苍天对人的惩罚也是“极左”的：乐文娱委员固然整了人，但主要是时风使然，若非当时的政治气候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不断进行深耕细作，让满社会误认为整人便是对党的无限忠诚，而且还可以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那么他必不会做出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来；况且他当时也只有十八九岁，对于这种年龄的孩子，犯什么错误不可原谅呀？可惜苍天没有在惩罚他之前征求我的意见，否则我会这样向苍天建议：饶恕他吧，饶恕便是催人自新的开始！
又过了十多年，1985年7月，我因有事回到了阔别27年的灌县。鬼使神差地途经母校的门口，恰逢这儿正开毕业生返校座谈会。虽然这里是我青年时代的伤心之地，但它毕竟是我的母校啊，所以我仍怀着一片感恩之心踏进了校门。可惜没找到颜老师，据说他早在六十年代初就离开这儿了。这次座谈会的主讲人是曾老师，他从头到尾检讨了他在1958年灌中高三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课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部署”。他沉痛地地向所有受到打击的同学们道歉，连说了无数个对不起。就这样命运以其偶然的姿态向我显示了那次事件的真相，否则我会错怪颜老师一辈子！
但我无权责备曾老师，他也是个受害者！他本以为自己是驾驭理性，行善除恶，利党益民的弄潮儿，到头来，方知自己是被人愚弄的莽汉，混淆善恶的盲人。他教了一辈子数学却算不到自己的命；入党提干对他说来固然是人间美事，可惜内疚将伴他走尽余年。比较而言，我和罗思鮑比他幸福多了，罗思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拚搏和自我打造，成了五冶最受尊敬的高级技师之一，我也成了一个国家级重点中学里的一名受欢迎的教师。我们到底还是成了社会上值得信赖的人！而我们更大的幸福在于在整个一生中，我们不曾有一件佳作悬挂在那个“恶之花”的博览会上。而正由于我们饱尝了人世的不公与不平，所以才深知何谓是非善恶，才不致于以非为是，认恶为善，以致损人害己。我们虽然不可能全然作到“质本洁来还洁去，”但大体上能在最后离开人世时，归还大自然一缕清纯的气息。
2001年我有事又到灌县去，又碰上了一位姓陈的老同学，谈话中他为他当年参与了对我的批判而深表欠意。我说：你一定记错了，你并没有伤害过我们呀！“真的吗？”他惊喜地说，我笑着点头，和他共同挥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片阴云。
2003年，我回老家看见了胡二爸，他的眼睛已不好使了，经人一说，却还能清楚地记起我就是当年那个为农民说了几句硬话的人民代表的儿子。他不住地“哦，哦”地叹息，他是在叹息我父亲的遭遇吗？那么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应得到安息了。胡二爸是2005年过世的，享年95岁。至此，这个故事的几个自杀者中还剩一个没死，那是我！
关于1958年对四川省高中三年级学生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课”，本是对当年的青少年身心的一种令人发指的摧残，我几次想提笔写出我在“课”中的悲惨遭遇，但几次又把笔放下了，笔尖是划在纸上的，血是流在路上的，而回忆是刻在心上的，人非草木，心是肉做，谁不怕痛，况且事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喋喋不休地向人诉说，自己给自己不断地平反，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和行将就木的个人究竟有多大意义？但话说回来若能把这段淹没半个世纪鲜为人知的悲苦真实地记录下来，也许能对我们的后人有所警戒，让他们在风譎云诡的人生路上分清是非善恶，做一个清醒正直的人，这也算是赠给未来的一份薄礼吧！于是我又提起了这无能为力的疼痛的笔……
1955年，我十七岁多点，纯洁如同白纸，善良得近乎呆傻，然而人生的许多圈套正是抛向这种幼稚的颈子的。——在此，为行文方便起见，我要先简叙一个发生在1954年自杀者的小故事，愿读者不要嫌我啰嗦。
凡是生活在农村的我的同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1954年农村统购统销的事情吧？那年，政府为防止奸商投机，囤积居奇，号召农民把吃不完的余粮卖给国家，应该说，这个政策原本不错，但各级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却往往提得过左，一些领导干部竟强迫农民卖了口粮而以萝卜、南瓜充饥（凡诚实者，决不会否定此事），我家斜对门的胡二爸甚至差点逼迫自杀。
记得那个夏天的黄昏，胡二爸的老伴胡二娘拉着根棍子，一路哭号着进了我家院子，对我父亲说：“老赵吔，不得了啦，我们老胡刚才在牛圈房里吊颈、幸亏我碰见了才把他取了下来，灌了半碗开水，总算救活了！”我爸问胡二爸吊颈自杀的原因，她说：“昨晚乡上开会叫卖余粮，我们老胡自报卖一石米，书记龚xx一听就火了。”他说：老胡，你的良心硬是叫狗吃了啊，共产党把你解放了，你就吃菌子忘了圪兜了，叫你卖点余粮，你心头就不安逸，就只卖一石米敷衍，卖个三石、五石米不行么？接着就‘呸呸呸’吐了我们老胡几泡口水，我们老胡又气又吓，就去吊颈——老赵也，你快借点米给我卖余粮吧！我爸沉呤了一下，说：“哎，借米卖余粮……既是‘借’，又怎么能称之为‘余’呢？”我家也挺困难的，说好说歹，借了五升米给胡二娘。
我的父亲是个转业回乡的军人，1955年参加灌县政协，当了政协委员，后又选为崇宁县人民代表。1957年共产党发动民主人士大鸣大放帮助整风，他就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农村中执行政策往往过左的情况善意地提了出来，他还以胡二爸上吊颈自杀的事情为例，说明一旦执行政策过左就会伤害党和群众的关系。
1958年3月，我所就读的四川省灌县中学校就像四川省别的学校那样，对高三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拒不解释什么叫“社会主义”，更不讲解进入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只是动员大家要针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大鸣大放、还说鸣放错了也不要紧，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影响升学。我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成天只知读书，能懂多少党的方针政策？因此绞尽脑汁也提不出几条压称的意见，要说稍显有份量的，大概要算是给班主任颜老师写的那张大字报了，内容是批评他身为班主任却不带头在校里除草，句子挺可笑的：“颜老师，干得好，只教书来不拔草……”这张大家报惹得同学们捧腹不止、连颜老师自己看了也笑起来，可这算得上有份量吗？不久负责组织学生进行鸣放的曾老师等，表扬了几个鸣放得很有成效的同学，其中一个是我的同桌罗思鲍。曾老师是我们最热爱的数学老师，人称“曾几何”，不知此时为何放下数学课不教，而偏要改行教政治了。
至于罗思鲍同学是个天资绝顶聪明的人，文理科乃至音体美的成绩都在全班领先，这次大鸣大放中也表现非凡，竟提出了些很有份量的意见。其奥妙，他不过是根据中学生的吃饭问题据理实说罢了，当时，政府配给中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2斤大米，但学校不准我们吃够这个定量，只准我们每天吃十一、十二两米（旧称，相当于现在的7两多米），在当年那种肉、油蛋等供应都相当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就只有饿着肚子上课。但学校又不准任何人说“饿”字，谁说谁就是对共产党的粮食政策不满。而现在罗思鲍同学硬是胆大包天，把这个“饿”字清清楚楚地说了个透。于是，他的鸣放引起了全校的重视并推到外校去鸣放，他成了最忠于党的好同学。班上的文娱委员乐xx便对我说：“你看人家罗思鲍同学鸣放得多扎实，人家对党多忠心——哎，未必你说找不出一件不顺心的事鸣放出来？”我说：“有”。什么事？“这次寒假中，我按学校指示，回家参加生产劳动，谁知我家所在那个生产队队长叫我担水浇油菜，我可从来就没有担过水呀，结果呢，水没从沟里担起来，人倒栽进沟里淹了个半死。这位乐文娱委员乐坏了，说：“这不就是党不关心青年吗？”我恍然大悟，第二天就在小组会上照此进行了鸣放，大家都说我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我便兴冲冲地等着老师表扬。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崇宁县的大鸣大放结束了，运动进入了大辩论阶段，我父亲因在几个月前鸣放关于执行粮食统购销政策不能极左的问题，受到了严厉的批驳，很多人都说他是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向党的粮食政策疯狂进攻。不久，学校里的鸣放也结束了，也像社会上那样展开了辩论与批判。班上原先几个一味怂勇别人鸣放而自己绝口不言的人，此时一反故态成了大批判的急先锋。他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义愤填膺振振有辞地对大胆鸣放的同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于是帽子高高地抛起来，棍子重重地打下来，罗思鲍等同学瞬间变成了心怀不轨的反党学生，后来被开除了团籍。
我星期六回家去，得知我父亲的问题并不像当初想像的那样轻松，他和很多缺乏鸣放技巧的“死脑筋”们被集中到崇宁县政府里接受教育和批判，又多次推到大街上进行“辩论”，但他错误地认为所谓“辩”者，乃各方各抒己见并互相争辩也，所以又把胡二爸自杀未遂以及我家另一邻居谢伯伯自杀身亡的事情提出来，作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中因极左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佐证（谢伯伯也是因某次会上挨了骂而自杀的），这就激起了群众强烈的愤怒，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
但我在学校里绝口不谈此事。崇宁县距灌县好几十里路呢，我不相信学校里有“顺风耳”能听见崇宁县那辩论的声音。但曾老师在政治课上的讲话是让人惊恐的，他说：“现在社会上正在开展反右派的伟大斗争，班上若有哪个同学的父亲或哥哥成了右派分子他就该站出来进行严肃的批判。”这句话是针对我而说的吗？不，也许班上还有谁的哥哥成了右派分子吧？我越这样安慰自己，却越是心虚，就越要回转头来偷察后排的同学们的脸色（我是坐在前排）——正巧后排也有两只眼光！那眼光阴多晴少，似恶非善，一看我就知道要“拐”，凭我的第六感官我就猜到他大体上已抓住了我的把柄。然而此时，他用他的麻脸和菲薄的嘴唇对我作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我也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掷过去，就急忙扭过头来假装听课。曾老师还在重复：“要是谁的父亲或哥哥……”——我已经成了落入陷阱的困兽，但仍在躲藏，挣扎，拒绝交待自己父亲的问题，父亲永远是我心中的偶像，我绝对相信他的人品和智慧，况且，胡二爸的事情是我亲身经历，谢伯伯吊死后，我还亲自去祭奠过。
于是第二天，教室内外贴满了我的大字报，内容全是说我在父亲的资产阶级影响下，与党离心离德，不符合一个新中国学生应有的作为；而乐文娱委员的大字报最有深度，说是正因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所以才如此仇恨共产党，乃至于大肆叫嚣“党不关心青年”。还有一篇大字报是漫画，画的是我正在吹喇叭：“的的哒，的的哒，我要孝道右派好爸爸！”看了这些大字报，我的神经很自然地牵连到了颜老师身上：因为我给他写过一篇大字报、所以他就趁机暗中动员大家写几十张大字报来报复我——这种逻辑应该是十分正确的！
绳索越来越勒紧了我的颈子。那天下晚自习后，我上厕所，乐文娱委员也跟我上厕所，我走出厕所，到校园池塘边的石头上坐下，他也随之而来坐在我的身边。他说：“你可不要跳水自杀啊！”其实，我本无自杀的念头，听他这么一点拨，反倒发现了自杀这条“宽敞”的出路，就愤愤地说：“自杀也比我现在的处境好呀！” 他说：“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你的问题并不严重嘛，明天在政治课上你谈谈对你父亲的认识，一切不就完了吗？”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生活的分分秒秒都是天真的，听他这么一解释，我顿时抖掉了全身的苦恼，竟嘻嘻地笑起来。
第二天的政治课上，我正想发言谈谈我对父亲右派言论的认识，乐文娱委员却抢先发言了，他义正辞严地指着我说：“他，不仅不愿和他的父亲划清界限，站到革命队伍一边来，反而想以跳水自杀来威胁老师和同学们！”天塌了，地陷了，我眼前直冒金花，灵魂悬在半空……
墙倒众人推，五月里的一天，全班同学支农割麦，农民见支农的学生多，无须自己亲自下田，就在田边对我们略作交待后回家去了。我们割完麦子回校，一切相安无事。第二天，黑板报上却登出了一篇文章，说我这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儿子，一贯看不起劳动人民、所以在昨天割麦的时候，不听农民伯伯的指教。文章落名是陈 xx，就是坐在后排的那个又高又瘦的女同学。我质问她：“昨天农民伯伯本来就没有指教我们，你这篇文章为什么要红口白牙乱说我的坏话？”她冷笑了一声，指着旁边几个看热闹的同学说：“你们大家都说说看，昨天农民伯伯究竟下田指教过我们没有？”大家竟异口同声地说：“指教过！”我于是不再说话了，因为我 “服”了、“服”了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服”了这段指鹿为马的历史。等四下无人的时候我对罗思鲍说：“我冷，太阳再大也冷！”罗思鲍说：“别说了，人家会听见的。”
以后的事情是在预料中的：政治课成绩优秀的人都考上了好的大学，乐文娱委员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同学陈xx考上了某大学的俄语系。我和罗思鲍等人却成了千古罪人，被发配到重庆钢铁公司进行“劳动锻炼”，实则变相劳改。在重钢我们舍生忘死地劳动却得不到社会的谅解。我们的花季才开始却已凋谢了；我们身背一口黑锅低声下气，从红颜到白发，从来不知真正的青春是什么样子。这个真实的故事到此似乎应该画上最末一个句号，然其袅袅之余音却让人深思不已……
1959年，我的父亲死于饥寒交迫之中。
1962年，我调到第五冶金建设公司成人学校教书，后因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而被撵出学校下工地当了钢筋工。1966年的一天，我正在成都钢铁厂的建设工地上劳动，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个女的，高高的瘦瘦的，嘿！这不就是陈xx吗？她以一种大姐姐对小弟弟的口吻说：时间真快，转眼八年了，你长得比我还高了！她的声音那样慈柔、亲切、甜美，让人感动。她仿佛想告诉我，她从来就对我并无恶意，所以她要以她现在这种关切的姿态来弥补她在八年前对我的损伤。我不知是喜还是悲，只是恍然大悟地说：“是啊，高，高，我能上就要爬高烟囱去了。”她似乎有些难为情，我又似乎有很多言语哽在喉头，只是不好明白地表达出来。而我说的全是实话，就在钢筋加工房旁边，砖工师傅们正在砌一座38米高的烟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必须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攀上那搭得稀稀垮垮的脚手架，去安置层层钢筋，倘一失手，就会摔下来跌个粉身碎骨，从而再用灵魂去续爬火葬场的高烟囱了。我当然无须向她描述我的悲惨处境，只向她：“你来成钢干什么？”“我来为厂里翻译一些俄文资料。”我顿时心花怒放，我的同窗学友已成了翻译人才，这怎么不叫我自豪？我争忙摸出饭票想请她吃午饭，她谢绝了，但显然很高兴。于是我们就一笑泯恩仇了——我因此对自己很满意我在苦难中学会了宽恕别人。
又过了三四年，猛听一位老同学说乐文娱委员死了——为男女关系不清而上吊自杀的。真使人骇然：三个自杀者胡二爸、我和乐文娱委员，前两个无辜者没死，后一个都死却死了。难道冥冥中真有所谓因果报应，那么我认为苍天对人的惩罚也是“极左”的：乐文娱委员固然整了人，但主要是时风使然，若非当时的政治气候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不断进行深耕细作，让满社会误认为整人便是对党的无限忠诚，而且还可以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那么他必不会做出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来；况且他当时也只有十八九岁，对于这种年龄的孩子，犯什么错误不可原谅呀？可惜苍天没有在惩罚他之前征求我的意见，否则我会这样向苍天建议：饶恕他吧，饶恕便是催人自新的开始！
又过了十多年，1985年7月，我因有事回到了阔别27年的灌县。鬼使神差地途经母校的门口，恰逢这儿正开毕业生返校座谈会。虽然这里是我青年时代的伤心之地，但它毕竟是我的母校啊，所以我仍怀着一片感恩之心踏进了校门。可惜没找到颜老师，据说他早在六十年代初就离开这儿了。这次座谈会的主讲人是曾老师，他从头到尾检讨了他在1958年灌中高三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课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部署”。他沉痛地地向所有受到打击的同学们道歉，连说了无数个对不起。就这样命运以其偶然的姿态向我显示了那次事件的真相，否则我会错怪颜老师一辈子！
但我无权责备曾老师，他也是个受害者！他本以为自己是驾驭理性，行善除恶，利党益民的弄潮儿，到头来，方知自己是被人愚弄的莽汉，混淆善恶的盲人。他教了一辈子数学却算不到自己的命；入党提干对他说来固然是人间美事，可惜内疚将伴他走尽余年。比较而言，我和罗思鮑比他幸福多了，罗思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拚搏和自我打造，成了五冶最受尊敬的高级技师之一，我也成了一个国家级重点中学里的一名受欢迎的教师。我们到底还是成了社会上值得信赖的人！而我们更大的幸福在于在整个一生中，我们不曾有一件佳作悬挂在那个“恶之花”的博览会上。而正由于我们饱尝了人世的不公与不平，所以才深知何谓是非善恶，才不致于以非为是，认恶为善，以致损人害己。我们虽然不可能全然作到“质本洁来还洁去，”但大体上能在最后离开人世时，归还大自然一缕清纯的气息。
2001年我有事又到灌县去，又碰上了一位姓陈的老同学，谈话中他为他当年参与了对我的批判而深表欠意。我说：你一定记错了，你并没有伤害过我们呀！“真的吗？”他惊喜地说，我笑着点头，和他共同挥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片阴云。
2003年，我回老家看见了胡二爸，他的眼睛已不好使了，经人一说，却还能清楚地记起我就是当年那个为农民说了几句硬话的人民代表的儿子。他不住地“哦，哦”地叹息，他是在叹息我父亲的遭遇吗？那么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应得到安息了。胡二爸是2005年过世的，享年95岁。至此，这个故事的几个自杀者中还剩一个没死，那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