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
说右派先说我的父亲，他不是右派，原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官办的出版史不会提到他的名字，可是历史应该记住真实的情况。在反右之前，1955 年他在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案中作为嫌疑犯突然被逮捕，后来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三年饥荒中在提篮桥监狱饿死，二十八年后平反。我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是，那天半夜我被嘈杂声音吵醒，看见满屋的警察翻箱倒柜，纸片狼藉，母亲告诉我，父亲被警察逮捕了。我望着墙上那一面父亲获得的奖旗"人民翻译家"发愣。不过在反右时期，他的案子还一直没有判决。我的大哥秋槐听信了毛泽东信誓旦旦的谎言，决心以团员靠拢党组织的姿态参与党的整风。大哥是一个热爱音乐和诗歌的人。初中时代就在学校里出墙报，批评国民党的时政。当时他未必明白什么时政，但是社会风气如此，可见国民党统治时期言论自由的痕迹还确实存在。解放军进驻上海，他就读的上海麦伦中学是一所法国教会学校，师生中多有地下共产党的骨干，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这些师生便露出真相，宣传共产党的政策。1949年夏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大哥就在父亲令他誊抄的翻译稿中夹入了一张纸条：爸爸、妈妈：我参加革命了。不要到队伍里来追我。还特地改了个名字叫秋槐。这时他才刚刚十六岁。参军以后，他随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前往福建，后来驻扎在浙江、福建沿海地区，既是部队的文化教员，也是战士演出队的演员。转眼八年过去，大哥转业回到上海。刚刚来到上海育婴堂小学当音乐教师。反右运动开始了。第一轮反右没有轮上他，后来整风补课的时候，名额不足，刚好大哥的言论中有内容涉及肃反。大哥说："我的父亲在肃反中被捕，我是共青团员，如果他真的是反革命，我当然要站稳立场，坚决跟他划清界限；但是如果无罪就应当释放。这样关押近三年而不判，是不符合党的法律精神的。"反右斗争中凡是涉及肃反问题的（其他还有党政领导、统购统销、中苏友谊、文字改革等）一律定为右派。大哥在劫难逃。当时他还未满二十五岁，一位漂亮的女朋友正在热恋中。右派加冕，一切都变了。开除团籍，不准授课，打扫厕所。女友也吹了。有一年我回到上海，大哥曾向我吐露过他的愁闷。他的学校离开铁路文化宫不远，那里经常放映一些老旧影片。没有家庭，没有朋友，他有时一个人去那里看一场夜场电影，可以暂时忘记自己的戴罪之身。那天的影片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美丽的泰斯特蒙娜被黑人将军奥赛罗猜忌怀疑，她一片忠贞，竟得不到爱情的偿报，甚至因将军暴怒而被掐死。并不陌生的剧情此时此刻忽然勾起了大哥心中的创痛。明明是一片真心向党交心，竟然被打成反党的右派。他忍不住涕泗长流，回到宿舍，痛哭了一夜。这样的心情除了对自家的弟弟悄声诉说以外，有谁愿意倾听？摘帽以后仍是摘帽右派，所幸女校长一再向上级反映说大哥"犯错误"以前工作积极，服从领导，他没有被开除公职，劳改劳教。文革时期再进牛棚，下干校，等到1979年"改正"，他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才当上了教导主任。因为"参加革命"早于1949年国庆日，所以竟获得了离休待遇，当然他的离休待遇比起那些没有右派经历的人低得多，因为那些人早已是县团级、地师级甚至省部级的干部了。父亲平反以后，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先后都被吸收入党。起先大哥加入了民盟，后来又申请入党。我冷笑对他说：历史上的共产党人有不少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今天的共产党都是些什么东西？他说：你不理解，这是我从青年时代开始的一种追求。我怎么不理解。我中学的右派俄语老师说的话跟你一模一样。我自己也曾写过入团申请书，从来也没有被批准。但是所不同者，我不可能忘记，这个党是预设圈套，诱人入彀的"阳谋"党。我是一个男子汉。决不做那种被人诱奸，半生忍辱含垢，到了那恶汉面目彻底败露，威信扫地的时候，竟再委身相嫁的痴愚女子。我将我对姐姐入党时所说的话给他重复一遍："我为你入党感到一点兴奋，决不是祝贺你加入了一个什么先进的党，而是我知道你是一个老实人，你能加入到这个党里面去，可以让里面的污泥浊水多少能遭遇一点清白诚信，如果还能推动一点改革自新，则更是喜出望外了"。如今大哥已经老态龙钟，说他仍爱唱歌，写诗。他参加的是老歌剧《江姐》的重新演出。我嗤之以鼻。那是什么垃圾！1964年配合阶级斗争宣传的图解式作品。肆意歪曲历史上的地下斗争情况，而所谓阶级斗争，用意完全是利用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挑动人民和青少年互相猜忌、互相监控。
二姨夫妇
我的二姨夫妇穆木天和彭慧都是北京师大的教授。1957年双双打成右派。穆教授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是中国最早的象征派诗人，创造社七个创始人之一。《旅心》是中国现代诗坛三十年代象征派的绝唱。他疾恶如仇，直言不讳，爱憎分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他当然看不惯一党专制的政治，有限的新闻自由。于是他左倾，接近地下党，结识鲁迅。不幸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当他出狱的时候，竟遭到鲁迅的怀疑，怀疑他背叛革命。不久鲁迅去世，于是便成了鲁迅笔下遗留的悬案。他不改初衷，继续倾向革命，抨击国民党人。1949年后，从上海到东北师大，然后到北京师大，他发现新的社会并不是他所追求的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社会。师大党委竟有藏垢纳污的地方。1957年毛泽东的圈套张开了套索，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嫉恶如仇的穆教授心存顾虑，但是他相信了毛泽东。他写道：闻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师大几年一贯的传统。这次运动，当然我也有很多顾虑，但，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终于鼓起勇气发了言。......（在陈述他的批评被党委打回之后）......我很不会说话，更不会巧辩，一气之下，只好退出会场，直到今天，我没有勇气再参加这些会了。事实俱在，而作为领导整风的首长，还敢于巧辩，师大的这个运动的前途不能不令人担忧。（最后他呼吁）......救救师大吧！让黑暗王国有一线光明吧！（穆木天《我的呼吁》 1957年五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他竟敢指责党领导下的北京师大是黑暗王国？而且直接攻击党委的领导是"不学无术，整人有术"。再加上他早年是资产阶级印象派诗人，又被鲁迅先生怀疑是背叛革命的变节者，怎能不沦为右派分子！一位精通日语、法语、俄语的诗人、学者，不再授课，参加劳动时，到工地上去敲石子，平日为学校编写资料。文革爆发后，工资再次被克扣，住房被紧缩，保姆被遣出，妻子在批斗会后，忽然去世。他不会做饭，每天购买几枚火烧（北京的一种烧饼）度日。1970年师大传达室工人偶然想起老人多日没有再买火烧，撬门察看时，发现它早已魂归西天，至今不知哪一天是他的忌日。他曾经加入左联，痛恨国民党，痛恨日本法西斯，倾向革命，向往苏联，追求共产党。可是现实的新社会，现实的共产党，决不是他理想中的社会和理想的党。曾经在法国印象诗歌的梦幻中涵泳，曾经在王尔德的童话世界中遨游的穆教授，怎么也没想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竟是这样的一个黑暗王国。在反右猛烈的打击下，他检讨了，面对国民党他没有屈服，面对日本法西斯他也没有胆怯，整风开始时他还敢退出会场发脾气。可是学术界铺天盖地的批判，光明日报指名道姓的辱骂（"黑暗王国的猫头鹰穆木天"），使他感到晕眩和困惑。文革前他已经摘帽，可是地位仍然很低，文革开始，他又成为批判、辱骂的对象。1967年我到北京串连时，住在他家，感觉他反应敏捷，并没有抑郁。可是到了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妻子被批斗而死，儿子在上海被打成反革命送往甘肃劳改而死，女儿下干校跟自己划清界限，茕茕孓立，茶炊难继之时，他是否想到他过去曾经对纯粹诗歌pure poetry的追求？是否想到，自己明明是左派知识分子，怎么变成了摘帽右派分子？是否想到在日满统治下的东北，诗人们还能写一点象征主义的诗歌，隐讳地表达情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桂林、重庆和上海，他还能写抨击社会现实的文章，1948 年，他在同济大学兼课，每月发薪时用布口袋提回一兜钞票，却买不了几斤米。关于国民党滥发钞票，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困难，他曾在《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的诗中写道：
付饭钱的票子堆起来，
比一盘炒饭还高。
我觉得好像把一把票子硬塞进肚子里。
结果还是饿。
到了自己追求的共产党社会，他竟然成了叛徒、反动学术权威，不要说发表诗文，简直连说话的权利也完全丧失，晚景凄凉到身边连一个亲人都看不见?
我的二姨妈彭慧曾经是鲁迅的学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三一八惨案那一天，刘和珍等死难同学的鲜血浸透了她的棉袍。她曾经到莫斯科孙逸仙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革命理论，既是左联的文学青年，又是地下党的骁勇女将。她的战友在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被杀，她的青春时代是用革命故事写成的。抗战时期她也是桂林、重庆、昆明的左派女作家，国共两党的内战时期，她坚决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作为进步教授、妇女运动活动家、女作家，她的讲演和文章吸引了许多国统区女青年的对共产党的关注和尊敬。她翻译了旧俄时代的《爱自由的山人》、苏联时代的《列宁格勒日记》等许多作品。她和穆教授在上海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新国家"。先到穆木天的故乡东北师大，然后奉调回到母校北京师大。讲述马列主义的文学概论，参与红学讨论，她成为建国初期人数很少的党员女教授之一。也正是这样的身份，当师大党委少数人沾染腐败，经常半夜开车将女生送回宿舍之类的行为引起学生议论的时候，女同学要求彭慧出来呼吁，以正风气。嫉恶如仇的她当然义不容辞。于是跟党委的领导形成了对立。反右的形势刚好成为整肃他们夫妇的良机。于是他们两人都在劫难逃。摘帽以后，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现实政治关系交错难解，被开除党籍的摘帽右派很难再发表言论。于是她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创作革命回忆录式的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幸刚刚脱稿，梦想寻找出版社，文革突然爆发，希望破灭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对她进行联番批斗。有一天，批斗结束，红卫兵将她解到一个小房间里关押。年逾六十，身患严重哮喘的二姨平时常常因喘息不定而夜不成眠，经过批斗大会这样的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侮辱，她的身心受到多大的创伤，是不难想象的。病痛、悲愤、孤独、困惑一同袭来。次日当关押她的红卫兵再来开门时，她已经永远不再醒来。
文革结束，第四届文代会将穆木天、彭慧夫妇的名字写入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名单。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终于出版。可是作者已经无法看到它了。更加可惜的是，小说的原稿中本有不少更加生动感人的情节，可是害怕政治上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框框，被忍痛割舍，出版时那些框框早已成为笑柄，可是原稿已经不复存在了。
大表哥
穆路易，因为他父亲穆木天教授专攻法国文学，所以孩子一出世，就给他起了个法国人的名字路易。这个名字还上过《鲁迅全集》。那是路易小时候，爸爸妈妈推着童车带他到鲁迅的家里去做客。吃饭的时候，路易忽然说，那个菜不好吃了！父母说小孩不要乱讲话。鲁迅尝一尝那盘小菜，发现孩子没有说错，那盘小菜真的是馊了，不能再吃。鲁迅全集记录了这件小事。路易长大了，正是抗战爆发，兵荒马乱的年代。学校解散，父母已经先行前往大后方。他在街上到处乱走，发现一贴招生广告，无线电技术学校，免收食宿费用。他初中文化刚好符合招生条件。于是便被录取入学。孰料这是一所国民党军统培养电报人员的学校。他并不费力地学完了课程，便被分派到无线电台收发密码。本来这种技能还有对日抗战的军事意义，可是后来密码电报就是对付共产党的武器了。当他意识到这个学校的恶劣性质的时候，他已经身不由己，机密单位是不允许随意脱离的。父母为此更加着急，明明是进步教授家庭的儿子，怎么能去为国民党的专制特务机构供职？他们上下一齐努力，一方面路易在机关内大闹情绪，一方面托人情关系，买通上级，总算托词说祖母生病，必须还乡照料，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专制机关，重新读书。解放军兵临上海的时候，他是同济大学生物系预科班的学生，踌躇满志地迎接"解放"。同济大学在江湾镇，校园里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他经常将共产党的消息带回市区，告诉我们家庭。解放军接管上海，他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每天在街上维持秩序，汗流浃背，废寝忘食。他的父母鼓励他参加革命事业，停止生物学学业，于是他成为上海长宁区团委的工作人员。他又一次作了错误的选择，如果他在生物系毕业，成为学者，或许还有稍好的结局。可是在一个党团机关里面工作，又有过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工作过的经历，到了五十年代阶级斗争观念越来越严紧，他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单位里将他视为异类，而父母还要求他靠拢党组织，要求进步！1955年肃反，因为怀疑他的历史，将他逮捕入狱，后来考虑她父母是进步教授，重新释放。他想离开这类党团机关，上级也曾劝他重新考大学。可是大学招生也要看政治历史，1957年的高考政审特别严格。大学根本不可能录取他。他心里烦闷，发过一点牢骚，既然动员有文化的青年报考大学，考了又（不按成绩而是根据政治问题）不予录取。在反右的时期，这类牢骚分明就是对党不满的右派言论。恰好父母双双都已打成右派，从党员教授的儿子变成了双料右派的儿子，再看他的历史经历，右派帽子还嫌太轻，于是最后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遣送甘肃劳改。他的父母都在北京，平时他周末常到我们家来度过。我和姐姐还是小弟小妹，所以他经常买来各种童话新书。灰姑娘、驴耳国王、豌豆公主、绿野仙踪之类的优美故事及其美丽的图画都是他给我们的礼物。判刑劳改，押解甘肃。行前家属可以见一次面。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我的母亲带着姐姐一起去会面。三年饥荒已经初露兆头，一路上什么都难买到，顺便只买到一包咸菜。送他路上佐餐。当囚车开动，犯人家属们哭声震天，他那一声"三姨再见！"竟成永诀。几个月后，他来信说，那包咸菜，对他和几个同伴帮助太大了，"谢谢三姨"。由此可以想见，一路饮食的艰辛。起初他来信还央求给他寄一些糕点食品，母亲尽量设法寄去，接到回信时，打开来看到"亲爱的三姨"，母亲就忍不住落泪。有一次他的来信要我们寄去一把铁锁，可以将吃食暂时锁住。不难想象，他跟其他犯人住在一起，饥饿难耐，周边好似虎狼世界。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其时我和母亲也被赶出上海，下放农村，又收到他的来信，希望给他寄去棉鞋。妈妈从他当年被捕后单位送至我家的包袱中找出他的手表，加上新买的棉鞋一起投邮。不料，很久没有回音。忽然包裹又被退回来了。几乎同时寄来了监犯死亡通知书。包裹打开看时，棉鞋还是新的，手表却没有了。1980年我到上海市长宁区委交涉路易冤案平反的事情。出来一个五十好几的老妇人皱起眉头大骂路易是反革命。我坚持要找有关平反事务的领导干部，结果来了一位新官上任的年轻人。三五句问话应对，立刻答应写下名字，开始复查。我猜出，那老妇人是当年打击"右派和反革命"的积极分子，所以才能为官几十年；平反这类冤案，她的心里怎么能继续保存革命的功劳之感？而这位年轻干部，跟那些蒙冤者无怨无仇，只要挂得上上面说的理由，多平反一宗冤假错案，就是今天"拨乱反正"工作上多一份功绩，何乐而不为呢？平反通知下来了。甚至还找到了当年路易在无线电台供职时营救的一名地下党干部的证词。当时路易曾在家里多次听父母说过这位重庆大学地下党学生的名字。忽然他在机关里接到一份密电，说发现此人是共产党，必须立即逮捕。路易译出电报，立刻直奔这个同学的住地，叫他赶快离开。三十年后，他的证明材料来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来，常常忍不住痛骂这位革命老干部，当年路易不被单位信任的时候，当年大学不录取路易的时候，当年路易被逮捕判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为他做一次证明？现在他已经死了！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可是我转念一想，运动这般频仍严酷，路易挨整的时候，或许这位地下党干部也被怀疑是叛徒、或被指责有右派言论呢？
二姑父
我父亲的二妹嫁给了程湘成，于是他成了我的姑父。他的父亲是武汉著名的房地产商，汉口好几条街的公寓都是他们家营造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富家阔少；却不是薛蟠式的恶少，而是爱读书，豪侠尚义、快乐王子式的书生少爷。除了爱跟我父亲交往，还恋上了我父亲的姊妹以外，他接济最多的是后来共产党外交干部伍修权一家。少年时代的伍修权和伍修同兄弟家贫如洗，程湘成经常慷慨资助。共产党建国以后不久，伍修权衣锦还乡，没有忘记他少年时代的朋友，特地接他乘坐吉普在武汉市内兜风一天。当年我奶奶担心姑姑跟他自由恋爱，日后他如其他公子哥儿一般，三妻四妾，岂不倒霉？所以不想允婚。不料姑姑跟他已私定终身，于是上演了一场吞金自杀的惊险事变。抢救之后，奶奶吓得不敢再说半个不字，一切由他俩决定。结果他们恩爱携手，直到姑姑1953年病殁。
湘成姑父曾到日本留学，学的是美术。长期从事美术教育。他既没有参加共产党的革命，也没有攀附国民党的权势，就是一个自得其乐的普通人。爱开玩笑，爱喝酒，诨名就是程疯子。他任教的黄冈第一中学，虽是一所中学，却非常有名，持续至今，每年的高考升学率，一定在95%。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子弟，又曾留学日本，1955年肃反，他被押进牢房，尝尽了县、地级监狱里饥饿难耐的铁窗风味。无罪开释不久，他觉得曾经被关押在狱，羞于面对学生，请调到其他学校任教，于是调往大冶师范学校。1957年反右，他到上海来度假，还跟我母亲议论穆木天、彭慧被光明日报点名批判，谁知他回到单位仍被揪住了一句"右派言论"被《湖北教育》杂志搜集在材料中："大冶师范的程湘成说：‘成绩是主要的，但问题也是严重的'。"这句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话，在反右年代就是反动言论。他被开除公职，遣返原籍。武汉是大城市，他的母亲已经过世，房产都已经公私合营，不能由他支配。他已无家可归。幸而他在反右前夕，续弦娶了一位当地农村的寡妇，这时就提出，不如回到她的村庄，那里有她与前夫共有的一间瓦屋。于是湘成姑父就下放到了这个村庄。不久我和母亲被上海市政府驱逐出城，要么去新（疆）西（宁）兰（州），（这是上海人口头语中的大西北苦寒地区的代名词），要么自投亲友。我们被逼无处可去，就拿了一枚湘成姑父的旧信封，千里投奔而来。除了大中小学里的右派老师以外，他是我朝夕相处时间最长的右派长辈。我在那个地方度过了五年，其中包括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看到了人民如何饿死的真实景象。平心而论，姑父绝没有反叛之心，直到这步田地，他还是认为是党和政府冤枉了他，他提的意见，没有恶意。他曾经对我说："你也下地除过草。锄头下力，能把杂草刨去，可是有时也会不小心用力稍偏，竟将棉花秧子给刨了。我就是那一棵棉花秧子！"他哪里知道，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右派都是棉花秧子。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集团并没有实践历史上民主承诺的诚意，他们要建立的就是一党专制的独裁国家，人民是不能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的。而姑父的这番话则是当时很多右派分子内心的独白，让我刻骨铭心。他虽然默默忍受了一切，可是当局仍然说他不老实。大炼钢铁的狂潮席卷而来，领导叫他画一幅《钢铁元帅升帐图》。他调色作画，一个钢铁工人的背影形象反衬出钢花四溅的热烈场面，在工人的背影上是一行醒目的数字，就是党中央决定的年产1070万吨钢的"跃进"指标。不知是那位县委领导看了不顺眼，说是将数码写在工人阶级的背上，（有点像劳改犯？）是侮辱领导阶级。立刻取消这幅宣传画，叫程湘成罚站，深刻反省自己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饥荒袭来，村里的老人小孩不断饿死。市场上"高级食品"价格飞涨。药品不贵，他陆续把县城药房里的多瓶鱼肝油滴剂买了回来，每天在稀粥和小菜里滴上几滴。他说，这是一点营养。或许就是这样，他和家人竟然熬过了饥荒。我患肝炎之后，回到上海养病转学，从此没再跟姑父联系。1981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姑父的儿子从大冶来到上海，看望我和妈妈。这位弟弟虽没有乃父少年时的倜傥，却很知礼而本分。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获得了"改正"。老人家上了岁数，不再下地劳动，每天看书读报，年逾七十，无疾而终。
另一位表哥
我的大姨父楚图南教授是《希腊神话》和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的翻译者，也是中国民盟的领导人之一。八十年代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实他早已加入地下共产党，但是为斗争方便，长期以民主自由知识分子的面目出面。读过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人都知道，楚图南在反右时期是坚定的左派。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期，左派民主人士的处境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稍有言语闪失，就可能遭灭顶之灾。他的长子楚庄就没有逃过这一劫，被打成右派。我跟这位表哥没有任何接触，仅仅是听母亲说起而已。他小时候也许是聪明健壮，被选入当时由美国资助，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齢主持的空军幼年学校（国民党的空军培训学校）上学。但他仍然成为了一位向往革命的青年。十九岁的时候，他冲破封锁线，从北平投奔解放区，进入了革命的阵营。共产党建国后，他不仅是民盟组织中党员领导干部的儿子，也是一名解放牌的青年干部。可是他接受了父亲交给他的任务，这个任务也是共产党组织同意的任务，就是在社会主义时代民主党派仍然可以继续发展。于是楚庄就在河北地区的知识分子中介绍加入民主党派，扩大组织。运动来了，民主党派是右派分子的大本营，楚庄曾经在当地发展组织，被认定为是"与党争夺群众"的反党行为。天地良心，如果没有党（通过民盟领导人、自己的父亲）的指示，楚庄怎么可能去发展组织？可是毛泽东就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明明说是为党整风，言者无罪，结果全部右派都是以言论定罪。毛泽东自己说"教授治校可能有道理"，可是反右时提"教授治校"的人全部都划成右派。后来文革前毛泽东也是先鼓励吴晗写海瑞，《海瑞罢官》写出来了，却说吴晗是含沙射影，为彭德怀翻案，骂吴晗是"反共老手"。人家吴晗是背弃了恩师胡适来投靠毛泽东的，在五十年代的运动中，吴晗不惜辱骂许多知识界的同仁，例如嘲弄梁思成，谴责胡风、斥责右派分子，表示立场坚定。结果还是被毛泽东所抛弃。吴晗自杀前夕的思想没有留下片言只语，至少他没有像许多其它自杀干部那样留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字句。毛泽东的卑鄙和冷酷应该在生死之间已令他寒透了心。
戴着右派帽子，楚庄从中学的领导干部变成了监管对象，为食堂卖饭票、打杂。经过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摘帽"以后，到石家庄市图书馆工作。他比路易表哥幸运的是，空军幼年学校的经历，因年齿尚幼，比较轻微，没有被逮捕劳改。而民间所有曾经有过国民党军政经历的人员除了统战人物以外，到1958年为止，无一幸免。楚庄的右派经历于人于己恐怕既是不幸，亦是有幸。他比其他民主党派人物的子女更加懂得什么是冤假错案，被政治运动打击的滋味是什么。他今天的地位，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副主席，主要来自他的父亲。这是共产党封建传统的无奈表现，也是共产党人事布局的有意安排。在这样的地位上，他不可能是一位批评人物。现在他年近八旬，言辞谨慎，能发表谈话关心农民工的处境，关注湿地环保问题，已属难能可贵。由于他尝尽二十二年右派生活的艰辛，当不会再参与整人的活动。至于要答复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为什么走上了共产党社会的道路，以及对共产党数十年执政的得失和评价问题，已经不是他们父子力所能及的事了。
另一个舅舅
我的母亲没有亲兄弟，所以我没有亲舅舅。不料从我结婚以后，我就有了一个必称其舅的亲戚。他是我妻子的大舅。我妻子的外公在旧上海做猪鬃加工的生意，能维持长子即大舅上学，知书识礼。可是大舅并不用功好学，大约上了高中就不再升学。接了父辈的作坊生意，临到1949年他不知交接了什么朋友，被安排当上了国民党的"义务警察"。大约是干些业余协助维持治安的小差事。公私合营时作坊合并成猪鬃厂，他是多家合营的业主之一，只因他有文化，还当了一阵科长。可惜好景不长，他平时口没遮拦，鸣放、反右一来，立刻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因为曾是伪义务警察，他不能算普通的右派，按反革命逮捕判刑，送往安徽劳改。事情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里弄要发掘阶级斗争的苗子，有人就想到大舅当过义务警察，应该有枪。他说连正式警察还够不上，没有枪，没人相信。怀疑他将枪扔进了后院的井里。于是公安局调来了抽水机、高压水银灯，将大部分井水抽出，然后派年轻力壮的青年警察脱了衣服，下到井底泥汤中乱摸细捏，寒冬腊月，通宵达旦，轮班换人，最后终于什么也没有找到。全家老小当时吓得半死。几十年的老井，万一有什么人真的丢进什么坏刀、烂铁，谁能讲得清楚？刑满后，不准他回上海，送回武进老家农村落户。八十年代，右派获得改正，大舅也恢复了名誉。恢复了一份退休工资，他仍然独自一人在乡间度日，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偶尔还提一句从广播中听来的人权。
亲属中仅仅是右派就有七人，还不包括反革命、走资派、地主、资本家之类的其他人。这七个人都不是反对共产党的人物。二姨夫妇和楚庄、秋槐根本就是一生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路易是误入歧途，坚决脱离国民党营垒，来参加革命的青年，姑父是个乐善好施的好好先生，大舅连正式警察也够不上，顶多是个抓抓小偷的角色。可是毛泽东共产党数十年执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人民中制造敌人，再加整肃，荒废了建设。从1949年开始，北京的老虎桥监狱，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各地的监狱和看守所都不足以容纳轮番的政治运动所逮捕的人犯，北京市立刻建设清河农场（1950），尔后陆续增建秦城监狱、黑龙江的兴凯湖农场；上海市立刻兴建江苏大丰农场（1949），尔后陆续增建安徽白茅岭农场、军天湖农场，并建立青海劳改支队，各省市也纷纷建立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黑龙江、青海、内蒙、安徽等地兴建了多达上百个这类劳改场所。安徽宣城人说，宣城没有一所大学，却有十多个劳改劳教场所，白茅岭、军天湖在上海无人不晓。据说建一所劳改农场比建一所大学花钱还要多，因为需要钢铁安全设备，电网围墙，武装配置。为了关押每年上千万的人犯，从1949年到文革时期，这类兴建在全国各地始终没有停止。文革后大批平反通知下达的时候，大部分冤狱者早已长眠在劳改营边的草莽之中。然而就在肃反与反右之间的1956年，毛泽东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撰写按语时，他谈到中国农村还有很多地方不仅学龄青少年没有学校，而且还有超过学龄的青少年也不能入学，成人文盲更不待说。他要求各地合作社自编本地扫盲教材，编入人名、地名、农具、农活，县区也编写地区教材，省市再编省市教材，中央仅给予指导。教员则利用本乡的高小毕业生，开展扫盲。（《毛泽东文集》第六卷456页）。一方面是大批知识分子被整肃，被劳改，被监禁，国家花费非常巨额的资金，配备武装力量，增扩遍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监狱和劳改农场，关押这些原本可以效力建设的公民；另一方面，各地没有资金为农村青少年建设学校，没有资金编印各类教材，没有资金聘任教学和扫盲的师资，甚至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师资，只好找仅有小学毕业水平的人来充任义务教员。青少年的校舍校园化作了劳改营的铁网高墙，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的德政。上述按语中，毛泽东引用了俄国革命家列宁的名言："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他大概一辈子也不知道，另一位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名言：多建设一座学校，就可以少构建一所监狱。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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