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我的不治之症

作者:齐家贞 发表:2008-01-14 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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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太阳联合报登过一篇文章,讲了个有趣的故事。

澳洲的牧场,通常是用电网把场地圈起来,在某处留个缺口装上栏栅门供主人开启进出,牛群羊群就规规矩矩圈住了。
有个养牛的农场,由于某种原因,需要留两个进出口让车辆和人群随时通过,栏栅门不适用。主人颇费思索想出了个两全之计,他在出口处做了两个旱桥,桥面木栏栅的间距大于牛的脚蹄,车辆人群可以自由来去,牛的脚一踏上去走不了几步,蹄子就会陷进木栏栅,笨重的身体使他们根本无法自拔,常常痛得嗷嗷叫,要好一阵才有人来解救。皮肉挂彩算小事,脚给蹩断也时有发生。

起初,这只牛试了那只牛试,还是不断有牛想钻旱桥的空子投奔自由。结果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每当这种事发生,受伤牛恐怖的惨叫声,传得很远,所有的牛都能听到。

一段时间之后,没有一只牛胆敢走上那座旱桥了。

牛的问题解决了,人的问题出来了。小孩的脚和女人的高跟鞋被旱桥无情地蹩进去,也会受伤,如果不小心掉下东西,拣起来也不容易。

想出了个更聪明的办法。他们把桥拆除,把地填平,画了座旱桥在上面,一根一根画的木栏栅以假乱真。

牛群甩着尾巴站在远处观望,不敢越"旱桥"一步。非但如此,连生下来的小牛也一样,他们站在父母身边,一步不敢向前跨越。

牛们一定有牛语:孩子啊,别!

动物的恐怖可以传染,往往通过痛苦恐怖的惨叫,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

画的旱桥一直起着真旱桥的威慑作用。

人难道不是一样?

回忆我的恐怖,最早是五一年初镇压反革命,经常枪毙人,杀人的大田湾广场就在我家不远。听见一连串枪响,第二天报上就看到照片,一大排人身子往前扑倒,双手捆绑在背后,少的二三十人,多的八九十个。晚上走过大田湾就想起被杀死的人就想起鬼,恐怖得直往人群里钻。那时我十岁。

不久,重庆铁路局打虎队三男一女,每天来学校逼迫我交待父亲的"贪污"罪行。几个星期下来,我对这四个大人已经恐怖得谈虎色变。

在《自由神的眼泪》里有一段记录:

"五二年初的一个夜晚,谢妈妈把我喊到后院天井,当时正值隆冬,我穿得很多,外面还套了一件黑色的狗皮大衣,相当暖和。谢妈妈轻声告诉我:‘家贞,今天晚上七点半,铁路局那六个人要来看你。'这一生中,我只见过一个人被吓成这副样子,那就是我自己。我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周身顿时发冷,剧烈地颤抖不停,两排牙齿狠命地咯咯咯打架,好像上足了发条,怎麼也停不下来。"

我的恐惧就是从孩童时期开始的。后来的恐惧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因为恐惧得"皮厚了",恐惧得产生了"抗药性",以至于自己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在恐惧了。

八七年我来到澳洲,环境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发现,我还在恐惧,它始终在那里。

九一年,父亲读了报上登的消息,他从美国洛杉矶写信来,告诉我他想去美国国会当证人,他知道四川省二监和新生劳动工厂都出口劳改产品。

我一听,吓得半死,写信嫌太慢,我马上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质问:"难道你认为我们一家人,特别是几个弟弟还被你、被我整得不够惨吗?难道你想把他们的下一代再同样地整一遍吗?我们再不小心,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父亲放弃。

其实,这是父亲和我的共识,我们出国前就对自己作好了规定。

父亲忍辱负重、苟且偷生三十五年,千方百计出了国。本以为就可以对深恶痛绝的党说"不"了。可是出国十四年,直到他逝世,父亲一直保持沉默,不敢有所作为,恐惧始终盘据在他心里。七十五岁的父亲,只舍得花一、两元钱买二手衣鞋穿,他甚至拣垃圾桶里的面包吃,"六•四"血案后,他捐了不少钱给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也只敢阴悄悄进行,一大包帐单收据,是他逝世后我清理遗物时发现的。

自由世界里还是不自由,因为恐惧。

我在澳洲,躲在"防空洞"里十几年,不愿意结交朋友,不愿意别人知道我曾经坐过牢。惧怕党整不了我,去整我的弟弟。

六四一周年的某上午,我悄悄去墨市礼堂听万润南、吾尔开希纪念六四的报告,还递了个询问天安门屠杀人数的条子。当晚,分租房子的室友从她房间里跑出来,齐家贞,我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你了。我大吃一惊,我怎么没发现有人录象!再一想,她是新加坡人,不会检举我,才放下心来。第二天上班,一个同事说,Helen,你当明星上电视了。我倒抽半口气才想起他是澳洲人,不怕。

九二年,我带着女儿一起去听吴弘达作报告。他先提了个问题:在座的人里有没有劳改过的,或者有亲人劳改过?有,请举手。

我转过头望会场,看看有没有别的人和我一样劳改过。转回头,却发现我十二岁的女儿出卖了我,她举手望着我好生奇怪,为什么妈妈不。

九九年去美国参加了吴弘达主办的"劳改研讨会",我图痛快劈劈啪啪发了个言。跑回墨尔本假装没事,一字不提,还但愿领事馆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年,香港出版了我的《自由神的眼泪》,我既希望此书广为人知,又不想墨尔本人发现此地有个齐家贞。

两千零五年初,我参加了大纪元报举办的九评研讨会。走在路上我还在犹豫,去还是不去? 去! 发言还是不发言? 不!
我没管住自己,发了言,不是小发,而是大发。要发就发个痛快,发个彻底!讲的题目就是"我还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时,我有一种完蛋就完蛋的冲动,豁出去拉倒。惧怕了半个世纪,我还有多少年好活,难道要惧怕到死?不行,我懒得怕了。

恐惧的程度在慢慢减轻。但是,别以为,我就一点不恐惧了。

不是的,它依然还在。

反动面目大暴露后,我开始心虚,不敢再去墨尔本领事馆办签证,怕那些官员认出了我,给我看他们恶狠狠的面孔,这会使我想起我二十岁时的审讯员王文德,还怕他们把我的护照从窗口扔出来......

奇怪的是,像牛们的恐惧一样,它也传染给周围的人,哪怕他们不曾恐惧过。我特别要说的是我的老公,一个土生土长神经正常的澳洲人。

他叫伊恩,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已经十三年,我内里的恐惧是怎样一点一滴传染给他的,我自己也搞不清。只知道我毫不隐瞒我个人、我父母亲和四个弟弟的一切。他是我《自由神的眼泪》英译本(由我女儿翻译)的第一个读者,读完了整本书。

想不到,这些,竟然使他的恐惧症比我更严重。

两千零四年六月四号,我建议伊恩和我一起去墨尔本领事馆前,参加晚上七点半在那里举行的天安门屠杀十五周年烛光纪念会。刚把加油站卖掉,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集会,以为伊恩会很乐意前往。岂知他说,噢,我才不去,他们要录象。你们去的全是中国人,他们一眼就把我这个大鼻子认出来了。我问,认出来了,又能把你怎么样?他说,我还想去中国旅游,他们不给我签证。

嫁给他以后,只要我离开澳洲,他就开始不放心。早几年,我回过几次中国,他每晚一个电话,弄实在齐家贞没给communism(共产主义)抓走。有时候去了别的国家,不方便打电话,没听到我的声音,他就开始紧张,就觉得预后不良。一次,我去香港参加书展,有的事想确定后才电话给他,他等不及了,请我朋友打电话到香港明报出版社打听我的下落。这边讲国语,那边讲广东话,谁也听不懂谁,他急死了。

怎么劝解他,齐家贞是smallpotato(小土豆,小人物),他们的注意力远远轮不到我身上,伊恩就是不信,就是停止不了恐惧,"好像上足了发条,怎麼也停不下来"。

今年七月上旬,我去非洲塞内加尔达卡参加国际笔会年会,开会、路途、在伦敦的耽搁,总共十二天没给伊恩电话。当我打给他时,满以为这么多天才收到电话,他一定非常兴奋快乐,没想到传进耳朵的是一个病人的声音──伊恩紧张焦急得几乎相信,我已经给中共绑架了,差一点去警察局报警。

至于平时,电脑有细菌出问题,他相信是共党在搞鬼;车停在加油站前人留在车里写东西、有人拍我们店的照片,他怀疑是特务在搜集资料......

难为这个"皮还没练厚"、尚未产生"抗药性"的澳洲人,一个被我戏称为"大象"的巨人,染上了恐惧症,恐惧得比我这个小女子还厉害。而且,他或许和我一样,也将恐惧一辈子。

在中国的恐惧,来自于真的"旱桥"。

在澳洲的恐惧,来自于画的"旱桥"。

真的"旱桥"画的"旱桥"拆除了,脑子里还有想象的"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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