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中南海从强人独裁转变为寡头政治以后，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说话」的人多了，权力被稀释了，负责任的人反而少了，同时决策权威、执政能力也衰落了，说的话越来越不管用，以至于坊间出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十七大之后，「谁也可以不负责任」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你别看胡锦涛温家宝把江泽民抬出来（坐在主席台正中间），表面上是恭敬前任的一场表演，客观上就是向外界宣布江泽民是太上皇，虽然此举有可能博取些许同情：胡温不负责任自有其苦衷，但过去五年来的执政状况已经表明，胡温其实也不具备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
奸猾无比的江泽民自然也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上下其手予取予求，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而且稳住了陈良宇案件后上海帮的阵脚。他堂而皇之坐在十七大前排主席台正中，以「名誉性」安排包装其所坐拥的最大政治资源，却又不承担任何实际的政治责任。
在过去十多年里呼风唤雨的实权人物曾庆红，十七大上选择以退为进，把太子党推上了全面接班的台阶，梁京称此为团派与太子党「共和执政」。经此变化曾庆红俨然成了太子党的精神领袖，一方面扩大了对权力中枢的实际影响力，一方面却又可以理所当然的不用负责任。
这种权力格局已经出后果了，刚刚进入二○○ 八年，辽宁西丰县公安局警察为了拍县太爷的马屁，公然要到北京《法制日报》社抓记者，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强烈的预兆，中共的司法系统正在沦为特权集团的私人武装，全面腐败的利益分化正在通过各自为政走向权力疏离和分裂，处在量变与质变的临界点上，人们不难看到：病入膏肓的中共权力机制依稀可见分崩离析的端倪。
中共的崩解是有识之士早就预言了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发生？这恐怕连算命先生也不敢断言，尤其是中共倾一国之力刻意营造「繁荣盛世」，其假象蒙蔽了不少人。但是，中央电视台的胡紫薇事件或许能见微知着，那种事前谁也无法预料的突发性，暴露出中共一党专制的极大的脆弱性，这才是令中南海最惶恐不安的，也恰恰可能是未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缩影」。当权贵利益集团彻底封死了一切文明理性的改革进步之门后，巨大的社会能量就可能通过偶然的意外事件引爆。君不见，上个世纪另一个超级强权前苏联垮台的时候，几乎是人们都没有意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