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01-27 01:18:56作者：东方2008年1月25日华盛顿报导
2008年新年伊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农民要求进行第二次土改，把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收回到自己手中。
*三省十余万农民宣布土地归己*
据海外媒体报导，十二月九日，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七十二村四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并向全国发表了一篇公告。公告说，他们召开了全体村民民主大会，罢免了 “与官员勾结侵犯农民集体利益的原村长”，并且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对土地进行了丈量，并在十二月三号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
继黑龙江七十二村成为第一只报晓的雄鸡之后，三门峡水库库区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七十六个行政村约七万回迁农民十二月十二日也向全国发表公告，声称这三县市约七万农民共同决定收回土地所有权。
公告说：“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十二月十五日，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二百五十户农民向全国公告，农民的住宅基地将永久属于农民所有，宜兴农民将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居者有其屋。除了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之外，“耕地和竹山也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们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发展。”
有人惊呼这些进展为中国正在进行第二场土地革命。
中共每年都要发布各种红头文件，称为中发XXX号。而近年来每年例行的中发一号文件，则毫无保留地是关于“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以表现出中共对农村工作的重视。
*先许诺分田 后用集体化收田*
中共是靠中国农民的支持打下江山的，当时中共靠“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吸引了朴实的中国农民对中共武装革命的支持。
然而，在中共打下江山之后，出尔反尔，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政治运动，把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归党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登峰造极，连农民的种葱种蒜的一丁点自留地也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
黑龙江农民在公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央年年发一号文件，而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总是无法落实的根子在于 “惠而不政”。黑龙江的农民指出：“把土地彻底分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城市像欧洲 农村像非洲*
一些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农村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已经演化成了一个全国性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农民收入低，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农村土地被剥夺，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中国目前的城乡差距大到什么程度呢？用一句形象的话比喻，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06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3587元，二者比例为3.28比1；而20年前的198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工资69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397元，二者差距为1.74比1，
20年时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85％。城乡收入的差距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到城镇，造成农村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同时也给城镇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胡平：中共将财富归己 恶果给民*
独立中文笔会一月三号刊登旅居美国的著名中国独立知识份子胡平的文章，谈到了中国贫富差距的现象，不但程度上悬殊，而且性质异常恶劣。世界各国都有贫富差距的现象，当然不是中国独有。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却有其中国特色。胡平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市场造成的，不是历史造成的，而是专制制度造成的。
胡平说：“在中国，穷人之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财产被权势者所强占；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利用权力抢走了别人创造的财富。中国的改革不管造成了何等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公共监督与民主参与，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权势者对原本属于人民的财产的公开掠夺。
“一方面，共产党利用权力，把人民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它又把自己在过去几十年实行计划经济造成的恶果让人民来承担。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民众心里很清楚。”
胡平援引了十几年前中国的《读书》杂志就登过的一位山西老农民的话。这位老农民针对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陈洪：为何执政党不承担改革代价？*
由于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造成很多工厂的倒闭和工人下岗。胡平在文章中引用了中国一位下岗工人在自己的博客网站上的文章说：
“计划经济确实需要改革，在改革过程中确实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这一套并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搞起来的。为什么你们共产党自己不付代价却要我们工人付代价呢？为什么你们强迫我们下岗失业，而你们自己却摇身一变就成了老板成了资本家了呢？”
*程晓农：二流子懒汉后代统治农村*
同样的质疑， 当然也可以套用于中国的农村。一些乡镇干部，靠着倒卖土地，摇身一变，从公社书记变成了地主和土地开发商的股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当代中国农村的统治精英和农民的关系。
程晓农说：“现在中国农村的统治精英，都是当年中共土改时期积极份子的后代。土改时期的所谓积极份子，其实就是当年农村里面的二流子和懒汉。所以，毛泽东的土改，更重要的变化，不仅是分地，更重要的是要把农村的社会结构翻个底朝天。让懒汉二流子掌权，让勤劳能干的中农，富农被压下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重新评价中共的土地改革，势必要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再来个底朝上。那么问题是，土地时期受到打击的那批人的后代早就被压趴下了，所以这些人不太可能再重新翻起身来。”
*程晓农：太子党不会否定父辈*
程晓农博士认为， 中国农村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分地的问题。毛泽东分地不过是一个手段。真正的寓意是通过分地，把农村里面的二流子懒汉变成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变成基层干部。这个过程，是成功地完成了。
程晓农表示，现在再要分地，如果没有那批二流子、懒汉的后代，恐怕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就像太子党一样，在中国政府高层的这批太子党如果不存在的话，中国很多问题恐怕就容易得多。但一旦这批人存在，而且掌了权，让他们来做否定他们父辈的事情，从政治上看，根本不可能，除非有外部力量的压力。
*分地创举可能受压*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虽然黑龙江省的农民重新丈量土地，并且把这些土地分配到自己手里的做法，不亚于当年安徽省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但是今天的中国，像赵紫阳那样共产党内部的开明改革派已经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被一网打尽。黑龙江农民的创举，不但得不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相反很可能会受到压制。
纽约政论家胡平指出：“中共领导人知道所谓中国模式完全是建立在反人权、反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是极其不公正的，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所以他们才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坚持政治高压。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社会公正、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
*何清涟谈为何中央无反应*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前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何清涟女士在一篇文章中注意到，中国农民发动的土地所有权的主张直接挑战中国的《宪法》以及《土地管理法》。这两部法律均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则由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由集体的“代表”----地方政府拥有。
何清涟分析说，中央政府之所以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是因为这是一盘死棋，无论中共出什么招数，都无法解套，都是“死路一条”，只是“选择死法与死期”。
经济学家何清涟分析说，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主要依靠“中国制造”攻城掠地，对内则主要依靠房地产为龙头产业，拉动内需。而土地出让金更是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 政府官员早将土地批租作为牟取私利的重要管道，国家审计署早就公布：80％以上的贪官均与土地有涉。
最近媒体经常报导围绕强迫拆迁而发生的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断动用军警甚至黑社会力量拆迁征地坐视不理。
“让地方政府活还是让农民活？”
据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分析，根子还在中央政府这里。面对农民与地方政府争夺土地的斗争，中央政府其实只有一种选择：是让地方政府活，还是让农民活？要求地方政府停止掠夺农民土地，无异于断地方政府的粮，不让地方政府（官员）活下去，这等于举起右手砍自己的左手，将自己的统治基础逼成反对力量，这是自残肢体的速死法。而继续默许地方政府掠夺农民土地，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农民就只能起而反抗，最终也是危及中共统治，这是挣扎几年后衰竭而亡的死法。 “
*李大立：土地私有五大好处*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李大立呼吁中共把土地还给农民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他说，数千年来中国以农立国，即便是今天，农业人口仍然占百分之八十，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中国的经济谈何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无法满足，中国的政治危如累卵。胡锦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企图解决这个农业国家最重要的农民问题，可惜都摸错了方向。
李大立总结了把土地分给农民，恢复土地私有制的几条好处：
第一，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私有财产，必然会倍加珍惜，精心耕作，农业生产必然突飞猛进，而且种什么种多少完全由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实现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整个国家的经济必然欣欣向荣。
其次，农民拥有继承、经营、出租、买卖、抵押、入股、转让土地的权利，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买卖法律秩序，是农村长治久安的根本，和谐社会自然水到渠成。
第三，土地产权清楚以后，农民社会地位提高，不再受到歧视，乡村干部权力受到限制，冤案错案自然大幅减少，大规模农民上访现象自然消失。
第四，把土地还给农民，由他们自己根据市场规律与地产发展商洽谈征地，剥夺了村干部越俎代包的权力，堵塞了他们贪污腐败的漏洞，有助于建设 一个公平廉洁的社会。
第五，自古以来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和依靠，农民有了自己的资产，势必留恋故土，人离乡贱，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外谋生，必然大大减少城市人口压力，同时也自然消除农村留守老人和小孩的不合理现象。
即便是有这么多的好处，普林斯顿大学的程晓农博士仍然怀疑中国政府会不会这样作。他分析说，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对三农问题的思维，并不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维持农村的安定。把中国的农民维持在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之中。
*三省十余万农民宣布土地归己*
据海外媒体报导，十二月九日，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七十二村四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并向全国发表了一篇公告。公告说，他们召开了全体村民民主大会，罢免了 “与官员勾结侵犯农民集体利益的原村长”，并且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对土地进行了丈量，并在十二月三号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
继黑龙江七十二村成为第一只报晓的雄鸡之后，三门峡水库库区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七十六个行政村约七万回迁农民十二月十二日也向全国发表公告，声称这三县市约七万农民共同决定收回土地所有权。
公告说：“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十二月十五日，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二百五十户农民向全国公告，农民的住宅基地将永久属于农民所有，宜兴农民将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居者有其屋。除了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之外，“耕地和竹山也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们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发展。”
有人惊呼这些进展为中国正在进行第二场土地革命。
中共每年都要发布各种红头文件，称为中发XXX号。而近年来每年例行的中发一号文件，则毫无保留地是关于“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以表现出中共对农村工作的重视。
*先许诺分田 后用集体化收田*
中共是靠中国农民的支持打下江山的，当时中共靠“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吸引了朴实的中国农民对中共武装革命的支持。
然而，在中共打下江山之后，出尔反尔，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政治运动，把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归党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登峰造极，连农民的种葱种蒜的一丁点自留地也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
黑龙江农民在公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央年年发一号文件，而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总是无法落实的根子在于 “惠而不政”。黑龙江的农民指出：“把土地彻底分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城市像欧洲 农村像非洲*
一些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农村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已经演化成了一个全国性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农民收入低，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农村土地被剥夺，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中国目前的城乡差距大到什么程度呢？用一句形象的话比喻，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06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3587元，二者比例为3.28比1；而20年前的198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工资69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397元，二者差距为1.74比1，
20年时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85％。城乡收入的差距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到城镇，造成农村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同时也给城镇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胡平：中共将财富归己 恶果给民*
独立中文笔会一月三号刊登旅居美国的著名中国独立知识份子胡平的文章，谈到了中国贫富差距的现象，不但程度上悬殊，而且性质异常恶劣。世界各国都有贫富差距的现象，当然不是中国独有。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却有其中国特色。胡平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市场造成的，不是历史造成的，而是专制制度造成的。
胡平说：“在中国，穷人之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财产被权势者所强占；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利用权力抢走了别人创造的财富。中国的改革不管造成了何等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公共监督与民主参与，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权势者对原本属于人民的财产的公开掠夺。
“一方面，共产党利用权力，把人民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它又把自己在过去几十年实行计划经济造成的恶果让人民来承担。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民众心里很清楚。”
胡平援引了十几年前中国的《读书》杂志就登过的一位山西老农民的话。这位老农民针对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陈洪：为何执政党不承担改革代价？*
由于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造成很多工厂的倒闭和工人下岗。胡平在文章中引用了中国一位下岗工人在自己的博客网站上的文章说：
“计划经济确实需要改革，在改革过程中确实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这一套并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搞起来的。为什么你们共产党自己不付代价却要我们工人付代价呢？为什么你们强迫我们下岗失业，而你们自己却摇身一变就成了老板成了资本家了呢？”
*程晓农：二流子懒汉后代统治农村*
同样的质疑， 当然也可以套用于中国的农村。一些乡镇干部，靠着倒卖土地，摇身一变，从公社书记变成了地主和土地开发商的股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当代中国农村的统治精英和农民的关系。
程晓农说：“现在中国农村的统治精英，都是当年中共土改时期积极份子的后代。土改时期的所谓积极份子，其实就是当年农村里面的二流子和懒汉。所以，毛泽东的土改，更重要的变化，不仅是分地，更重要的是要把农村的社会结构翻个底朝天。让懒汉二流子掌权，让勤劳能干的中农，富农被压下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重新评价中共的土地改革，势必要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再来个底朝上。那么问题是，土地时期受到打击的那批人的后代早就被压趴下了，所以这些人不太可能再重新翻起身来。”
*程晓农：太子党不会否定父辈*
程晓农博士认为， 中国农村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分地的问题。毛泽东分地不过是一个手段。真正的寓意是通过分地，把农村里面的二流子懒汉变成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变成基层干部。这个过程，是成功地完成了。
程晓农表示，现在再要分地，如果没有那批二流子、懒汉的后代，恐怕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就像太子党一样，在中国政府高层的这批太子党如果不存在的话，中国很多问题恐怕就容易得多。但一旦这批人存在，而且掌了权，让他们来做否定他们父辈的事情，从政治上看，根本不可能，除非有外部力量的压力。
*分地创举可能受压*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虽然黑龙江省的农民重新丈量土地，并且把这些土地分配到自己手里的做法，不亚于当年安徽省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但是今天的中国，像赵紫阳那样共产党内部的开明改革派已经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被一网打尽。黑龙江农民的创举，不但得不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相反很可能会受到压制。
纽约政论家胡平指出：“中共领导人知道所谓中国模式完全是建立在反人权、反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是极其不公正的，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所以他们才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坚持政治高压。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社会公正、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
*何清涟谈为何中央无反应*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前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何清涟女士在一篇文章中注意到，中国农民发动的土地所有权的主张直接挑战中国的《宪法》以及《土地管理法》。这两部法律均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则由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由集体的“代表”----地方政府拥有。
何清涟分析说，中央政府之所以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是因为这是一盘死棋，无论中共出什么招数，都无法解套，都是“死路一条”，只是“选择死法与死期”。
经济学家何清涟分析说，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主要依靠“中国制造”攻城掠地，对内则主要依靠房地产为龙头产业，拉动内需。而土地出让金更是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 政府官员早将土地批租作为牟取私利的重要管道，国家审计署早就公布：80％以上的贪官均与土地有涉。
最近媒体经常报导围绕强迫拆迁而发生的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断动用军警甚至黑社会力量拆迁征地坐视不理。
“让地方政府活还是让农民活？”
据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分析，根子还在中央政府这里。面对农民与地方政府争夺土地的斗争，中央政府其实只有一种选择：是让地方政府活，还是让农民活？要求地方政府停止掠夺农民土地，无异于断地方政府的粮，不让地方政府（官员）活下去，这等于举起右手砍自己的左手，将自己的统治基础逼成反对力量，这是自残肢体的速死法。而继续默许地方政府掠夺农民土地，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农民就只能起而反抗，最终也是危及中共统治，这是挣扎几年后衰竭而亡的死法。 “
*李大立：土地私有五大好处*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李大立呼吁中共把土地还给农民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他说，数千年来中国以农立国，即便是今天，农业人口仍然占百分之八十，如果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中国的经济谈何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无法满足，中国的政治危如累卵。胡锦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企图解决这个农业国家最重要的农民问题，可惜都摸错了方向。
李大立总结了把土地分给农民，恢复土地私有制的几条好处：
第一，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私有财产，必然会倍加珍惜，精心耕作，农业生产必然突飞猛进，而且种什么种多少完全由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实现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整个国家的经济必然欣欣向荣。
其次，农民拥有继承、经营、出租、买卖、抵押、入股、转让土地的权利，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买卖法律秩序，是农村长治久安的根本，和谐社会自然水到渠成。
第三，土地产权清楚以后，农民社会地位提高，不再受到歧视，乡村干部权力受到限制，冤案错案自然大幅减少，大规模农民上访现象自然消失。
第四，把土地还给农民，由他们自己根据市场规律与地产发展商洽谈征地，剥夺了村干部越俎代包的权力，堵塞了他们贪污腐败的漏洞，有助于建设 一个公平廉洁的社会。
第五，自古以来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和依靠，农民有了自己的资产，势必留恋故土，人离乡贱，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外谋生，必然大大减少城市人口压力，同时也自然消除农村留守老人和小孩的不合理现象。
即便是有这么多的好处，普林斯顿大学的程晓农博士仍然怀疑中国政府会不会这样作。他分析说，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对三农问题的思维，并不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而是要维持农村的安定。把中国的农民维持在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