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总要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无论你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是如此。有些选择是主动的，而有些则是无奈和被动的。有的选择令人愉快、喜悦，而有的却让人伤心流泪。有些选择很容易就可以作出，但有的却难于上青天。有的选择转过身就想不起了，而有的却让人终身难忘。
选择有大有小。大选择可能影响人的一生，也很难重复，如上大学时学校、专业的选择，大学毕业后对象的选择，找工作时对工作地点、公司、单位、工资的选择；小的选择往往可以再来：如买汽车时对品牌、档次的选择，买房子时对户型的选择，到超市买东西时对同类产品不同价格、不同生产厂家的选择。
在不同的国度里，选择的范围和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没有户籍的国度里，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当然大多数人的居住地是与工作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有户籍的国度里，人们就被剥夺了这种选择权。
三十年前（１９７７年底）摆在俺面前的是俺有生以来最大也是最困难的选择：在军人和学生之间的选择，要么成为军人，要么成为学生，两者只能选择其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时高中毕业了，就算“知识青年”了。时年不到十七岁，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到“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去“接受”中国二等公民“（农民）的”再教育“。虽说离家几十公里以外有远房亲戚在农村，小时候还常去玩，但真正与广大贫下中农们打成一片，每天起早贪黑与他们一起”学大寨“－－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收水稻时用不到壹百斤（五十公斤）的身躯挑起壹佰五十斤的重担，在那只有二十多厘米宽的田埂上蹒跚地行走，才第一次体会到当农民的艰辛。干活累、脏、臭还是小事，没有肉、没有油吃才是主要的问题。记得在俺一个小组里有不少农民这样说：”你把两斤板油（猪油）拿来，俺可以一口气吃完“。
在农村时最大的希望就是早日到城里的工厂里当工人，脱掉“农（龙）皮”。虽说当时已有“工、农、兵学员（大学生）”了，但像俺这样与各级官员都没有一点关系的普通工人家庭，俺要想成为“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简直就是做梦。突然有一天，在工厂当工人的大姐来到生产队，说国家恢复高考了，要俺回家复习考大学，还说她帮俺已联系好了复习老师。兄弟姐弟几个人里，除俺自己外，只有大姐读的书最多－－高中毕业，所以大姐在家里说话总是很有份量。大姐走后，俺想了半天，回家去复习，考上了，自然就脱掉了“农（龙）皮”，但万一考不上再回生产队，岂不被人耻笑？过了几天，大队长找到俺问愿不愿意去大队的民办初中代课？说有一个一直在大队民办初中上课的女知青回家复习高考去了。俺想，代课至少可以接触书本，晚上还可以复习，万一考不上，也不会被人耻笑。代了一个多月的课，虽说每天都与数学打交到，但那毕竟是初中一年级的内容。大姐知道俺在大队的民办初中代课后，又一次来叫俺回家去复习。俺对她说：“俺走了，这些小孩的数学课怎么办？”大姐说：“你如果继续在这里代课是肯定考不上的，县里有资格考的人个个都在复习。你如果想在这里多呆几年，不想上大学，就继续代课吧！”也许是大姐的话打动了俺不想继续当农民的心，第二天，俺就回县城复习考大学了。
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自我感觉考得很一般，可能连报名单上填的最差的学校也上不了。恰逢“征兵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俺又报名参军。那时有个说法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妈妈非常支持俺参军，妈妈说部队上吃得好，人可以长得强壮一些。先是体检，然后是查三代的“政审”（政治审查，看你家里有没有地富反坏、海外关系等不能参军的理由）。俺“过五关、斩六将”，一切都通过了。来公社征兵的是一位连长，姓李，山东人，高高的个，长得一表人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标准的帅哥。李连长知道俺是公社里众多参加高考唯一一个过线的人，不止一次地次问俺：“如果先你拿到入学通知书又拿到入伍通知书怎么办？”俺知道他是在决定给不给俺发入伍通知书。因为入学和入伍通知书都是在１９７７年底发，俺就像“火线入党”那样毫不犹豫地回答：“俺肯定入伍。”李连长接著问：“毕竟这是文革十年来第一次高考，若考上大学了，但你又入伍了，不觉得可惜吗？”俺学著那时流行的口号说：“不可惜，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俺当时觉得上大学的希望不是很大，虽然考分过了初选线。与其上过中专、师范什么的学校，到部队后还有可能上军事院校，不也很好吗？征兵期间，李连长一度住在县委招待所，俺常常去那儿与他聊天，有时还跟他打篮球。虽说若入了伍，他便是俺的顶头上司之一，但那时与他几乎快成为好朋友了。
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而入伍和入学通知书一个都还没有收到。俺真希望如果有入学通知书的话，就早点来，最好不要在要收到入伍通知书那几天来，要么早几天来，要么晚几天来：不要给俺出人生的大难题。也许是老天的安排吧：俺先拿到了入伍通知书，通知第二天早上十点在公社礼堂穿军装。妈妈高兴极了，我们家马上就是令街坊邻居羡慕的军属家庭了！当天晚上，俺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县城边的一家中央企业看坝坝（露天）电影，大家都知道，一旦穿上军装，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时间就不多了。那天晚上十点左右回到家里。刚回家，就听妈妈说，有一位原高中与俺同姓的同学来过，说”邮局里有你一封信，可能是一所大学来的录取通知书。“这位不是同班的同学以前从未到过俺家里来。俺后来才知道，因为他老爸是县公安局的，他的考分也上了线，他老爸便经常去邮局看有没有哪所大学给他儿子发来的通知书。
妈妈已把这个消息马上告诉了大姐。俺回到家时，大姐已来了，她说：“如果今天晚上不能从邮局拿到信，明天早上你穿上军装脱下来就不可能了。”精明能干的大姐通过她朋友的邮局朋友那天晚上居然把给俺的挂号信拿到了。打开一看，天呀，真的是俺第二志愿的那所大学来的录取通知书！虽说学校是第二志愿的学校，但专业却被划分到了被认为是最艰苦的专业之一。俺手中同时拿着两个通知书：入伍通知书和入学通知书，真不知道选哪一个好，因为这毕竟是关系到俺一辈子的大事呀！妈妈说，学这个专业毕业后会被分到穷山恶水的地方去，还是去当兵吧？你去的兵种是技术兵（穿蓝色裤子的），说不定比读书有出息。大姐说，还是去读书好，你毕竟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么多人参加今年的高考，据说只有百分之一的考生能考上。专业虽然不好，但以后找了对象可以想办法调回来。
妈妈、大姐和俺又一起到有初中文凭的小哥家去征求他的意见。小哥一家已经休息了，硬被叫起来。小哥的看法与大姐不谋而合－－还是去读书好。万一被分配到了穷山恶水的地方，在县里找个对象想办法调回来。若当兵，转业了要找个好单位不容易。从小哥家回来，已是半夜十二点多了。在二比一的面前，俺更难决定：听了大姐和小哥的话，妈妈会不高兴，听了妈妈的话，这一辈子都可能成不了大学生了！这么艰难的选择要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包括睡觉的时间）作出！老天为什么要给俺这么艰难的选择呀？那时候，俺家跟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一样，家里没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还没有发明出来呢），没有办法征求远在几千公里外的父亲大人的意见。
最后，妈妈和大姐都说，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还是你自己决定吧免得以后你怪罪其他人。俺一个晚上几乎都没有睡觉：时而脑海里出现是大学生的生活，时而又是军人的矫健和英姿。早上八点钟了，妈妈说，你去问问李连长吧，看你当了兵以后还有没有几会再读书。匆匆忙忙吃过早饭后，身上同时揣着两个通知书，搭上了去公社的班车，再怎么说，也得跟李连长有个交代吧？到公社时，穿军装仪式已经开始了。公社武装部长批评了俺，说都要成为军人了，还这么没有纪律性。还没有跟李连长说话，就看见他的表情非常严肃、凝重，今天他本应该高兴才对呀！俺说，“李连长，……”他打断了俺的话说，“我知道了，你收到了入学通知书了。”原来只听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好事也传得快呀。后来听说是县邮局的人给公社的人打电话，说俺的那封挂号信不会寄到公社去了。他接着说：“你还是去读书吧，好不容易考上了。”俺的眼眶一下子有些湿润了，原来他是他那么体谅人！谁说军人的心像铁一样硬？俺艰难的选择被他的一句话就解决了。当年的李连长，如果你有机会看到此文，俺真想有机会再与你拉拉家常。
数年后（１９８９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手上拿着明晃晃刺刀的军械的军人，对着那些要求民主、要求整治腐败、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俺在想，若当年选择了当军人，俺对这些为国为民请愿的大学生下得了手吗？俺会射杀俺的同胞吗？俺本可以成为他们（学生）中的一员的呀！当了军人的自我怎么面对本可以是学生的自我呢？在良心和军纪面前，俺会选择什么？好在老天没有给俺出这道难题让俺选择。
俺的学生选择导致了后来老婆的选择，出国的选择，但１９７７年底那艰难的影响俺一生命运的选择永远地伴随着俺到天涯海角。
